重讀《維也納學派哲學》有感

鄭　涌

雖然早已聽說洪謙先生病重住院，但是，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卻仍未免一驚，仍然感到十分突然?；氐郊抑?，打開洪謙先生送給我的《維也納學派哲學》一書，看著他在扉頁上那工整、蒼勁的題字簽名“鄭涌先生洪謙9.1990”，心情倍加沉痛。洪謙先生的逝世，是我國哲學界的重大損失，這個損失是不可彌補的。

與一些哲學家、一些中國哲學工作者不同的是，在半個世紀前，洪謙先生就已主動、自覺地學習研究當時歐洲新興科學技術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嶄新哲學思想——維也納學派哲學。先生接受了極為嚴格的訓練，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學習數學、物理學和哲學，并在維也納學派創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問題》，獲哲學博士學位，繼而成為維也納學派的正式成員。在所有成員中，他是唯一來自東方國家的?，F在，我們失去了這個“唯一”，這個損失怎可彌補？！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洪謙先生所引進的那種隨當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改變形式的哲學發展方向和思維方式。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哲學界后繼乏人。維也納學派哲學，正是那隨自然科學最新發展而改變形式的哲學形態之一。從維也納學派哲學的創始人(也正是洪謙先生的哲學博士導師)石里克來看，他受業于量子論的創始人M.普朗克。在一九一七年發表的《現代物理學的時間和空間》中，石里克根據A.愛因斯坦相對論等現代物理學的新成果，對時間、空間這類概念進行了新的哲學總結。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了哲學的維也納學派。從哲學的維也納學派的總體上來看，其直接的理論先驅是E.馬赫，馬赫又可溯源于英國的經驗論代表人物D.休謨。但是，維也納學派根據愛因斯坦等現代物理學的新發展，改變了休謨經驗論和馬赫實證論的形式；換句話說，維也納學派用G.弗雷格和B.羅素的數理邏輯改造了以往的實證論、經驗論。馬赫的實證論重觀察、實驗；而維也納學派更重(現代)數學、邏輯?！斑壿媽嵶C論”(或稱“邏輯經驗論”)這個名稱本身，醒目地告訴我們，這是一種“邏輯”的“實證論”或“經驗論”，而非傳統的“實證論”或“經驗論”。這個名稱本身，強調了“邏輯”在維也納學派哲學中的特殊地位。這表明，維也納學派在哲學中建立和推行的，是一種邏輯分析的方法，是對科學的基本命題作出邏輯分析；而不再保守諸如馬赫實證論所注重的觀察、實驗方法。邏輯分析的方法，與命題、語言文字相關，而與事實無關；觀察、實驗，則是針對事實而言。由此可見，維也納學派對歐洲哲學主題由“思維”向“語言”這一重大轉變，是推其波助其瀾的，并且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些，洪謙先生在《維也納學派哲學》中都有系統而又準確的介紹。

當然，這既不等于說，維也納學派是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發展而改變的唯一可取的形式；也不等于說，現代哲學的發展只能以自然科學為根據。在這一方面，聯系到我與洪謙先生的交往，不妨多說幾句，同時也可以看到先生哲學傾向的另一些側面。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一些問題：藝術和科學，是人類文化的兩翼，同樣重要，缺一不可。既然哲學可以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為什么就不能在藝術的基礎上建立？既然，哲學可以隨科學的發展而發展，為什么就不能隨藝術的發展而發展？從哲學史來看，對藝術的哲學思考，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后，一直未能被公正地對待。伽利略的科學理論，起初是在達·芬奇的藝術理論啟發下形成的，這一點也早被“健忘”的人們拋到九霄云外。許多大哲學家甚至根本不關心、不討論藝術問題。偶有涉及，也常常只是作為對科學問題思考的哲學成果的一種應用、推廣；美學，也只被作為哲學總體的一個局部、一個分支來對待。熟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這部名著的人都知道，按西方哲學界流行的看法，它是認識論著作，是一部奠定歐洲近代認識論基礎的重要文獻。維也納學派也這么看，并且又一直在努力肅清其中的形而上學殘余。而我則想反其道而行之，從這部著作中在本體論的意義上導出新形而上學(海德格爾已經這么做過)。因此，我寫下了大標題就為《本體論意義上的新形而上學導論》一文。

這些用心如此昭然，當然躲不過以拒斥形而上學為基本宗旨的維也納學派成員洪謙先生的法眼。所以，當我把手稿送給洪謙先生看時，他翻了翻，對我說：“我不搞形而上學。我把它轉給賀麟先生去看吧?！边^了不久，賀麟先生把我叫去，他說，他也一向重視并且研究了康德的，受洪謙之托，他仔細看了我的這篇文章，認為寫得不錯，如果尚未找到發表的地方，他可以推薦。兩、三年之后，我又請洪謙先生看《康德自然哲學在現代受到的挑戰》，他看后對我說，“看得出來你在數學、物理學方面也下了功夫，可是你的興趣還是在形而上學方面，你感興趣的是‘另外一種思路”。一九九○年九月，我從西德回國后不久去看洪謙先生，我對他講述了這幾年我在美因茲大學怎樣從E.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入手，又在海德堡大學怎樣從H.—G.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回溯到海德格爾乃至古希臘的柏拉圖等人。先生聽得極有興趣，并不時詰問、討論。先生對我說：“你把你以前的一些想法已經搞得像點樣子了，我希望你能堅持搞下去；不過，我并不贊成你和你提到的那些人的哲學傾向?！?/p>

盡管維也納學派并不是現代哲學的唯一模式，其理論本身甚至也有某些偏頗之處。但是，維也納學派借助自然科學的發展來推動哲學形式的變革，功不可沒，不可低估。洪謙先生把它引進到中國，作出了系統而又準確的把握和介紹，的確功德無量。

《維也納學派哲學》這部典籍告訴我們，這種權威性的著作，只有直接接受外國宗師的指導、嫡派相傳的學者才能寫出。但是，這樣的中國學者，在西方哲學的研究領域中，實在是鳳毛麟角。得外國宗師親授，并被承認真懂了的人，更是屈指可數。這個“懂”字贏得之難，胡適一案可資佐證。胡適先生曾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于實用主義代表人物杜威。在兩年左右的時間里，按胡適本人的說法，他學得了杜威的那種實驗的思想技術(“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和〔加〕上誠懇留意于制裁與證實”)；并且，“得著杜威的鼓勵”，著成“論文《先秦名學史》”。(見《胡適自傳》第97、94頁，黃山書社一九八六年版)但是，杜威如何鼓勵、何時鼓勵，均語焉不詳。也許，正是在這些地方讓人抓住了什么把柄，或者，給了某些撥弄是非的人以可乘之機，于是不免飛短流長。我就曾聽到過這樣一個說法：胡適把《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送交杜威，杜威看后，竟不知其所云，結果未獲通過；只是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期間，杜威應胡適等人邀請來中國講學，發現胡適在中國名氣甚大，才回去給胡適補了一個學位。這個傳說是在揶揄胡適，說他并不“懂”杜威。假如他真“懂”杜威，即便他討論的是中國先秦名學，即便杜威對此毫無知識，杜威至少可以看出胡適是在運用他的實驗的思想技術來，可以看懂與杜戚哲學傾向有關的哲學問題。再何況，去外國讀外國哲學而做中國題目的中國人也很多，他們的外國導師也并不懂中國哲學、而且在哲學上還不如杜威高明，他們不是也能看懂了這些中國人的論文并給其中許多人以學位嗎？

但是，從沒有人如此去揶揄洪謙先生，盡管洪謙先生一生在中國從來沒有什么權勢，更不用說像胡適那樣顯赫一時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維也納學派哲學》。這部中國人寫的外國哲學名著發表于四十年代，迄今差不多已有半個世紀了，仍是我國唯一的一部系統介紹邏輯實證主義的權威著作。先生立言，雖久不忘。在人們看來，這部著作是一個真正“懂”了的人寫的，可以信賴，足資依據。人們一翻開這本書，字里行間透露著這種“真懂”的信息。也正像洪先生本人喜歡說的：究竟懂不懂哲學，你一張嘴別人就會聽出來。先生常?？畤@，懂的人往往不愿張嘴，愛張嘴的人又不懂，特別是那些似懂非懂的人最愛張嘴。

懂外國哲學難，而懂邏輯實證主義這類外國哲學尤難。這是因為它專業性強，技術性高。記得馮友蘭先生生前就曾經承認過，那些應用西方現代邏輯寫出的高技術的哲學著作，他“看不懂”。(馮友蘭：《懷念金岳霖先生》，載《哲學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洪謙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也曾從形而上學問題的角度，批評馮友蘭先生并沒有搞懂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立場。(見《維也納學派哲學》第181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年版)當然，馮先生這類的自認為和被認為的“不懂”，還有其他的原因；另外，這種不“懂”，往往又是意味著哲學志趣的不“同”，如我曾說過的伽達默爾與J.哈貝馬斯之間。但是，馮友蘭先生自己說“不懂”，確實也包括了某些哲學流派的技術難點。連馮先生這樣的中國哲學大家都說“不懂”，可見其難度之大。之所以如此之難，原因就在于，邏輯實證主義除了哲學本身的必要素養之外，還要求精通數學、物理學之類。就是在數學或物理學等方面，只具備一般的知識還是不夠的，必須是專門家才行。否則的話，你就不可能聽懂這個學派成員所說的話，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同他們進行對話。洪謙先生的導師亦即維也納學派的創始人石里克，曾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普朗克的學生，其博士論文是討論光學的。學派中的其他人，如H.漢恩、K.門格爾等人是數學家，Ph.弗蘭克等人是物理學家。洪謙先生本人，在維也納大學中也受過嚴格的數學、物理學的教育和訓練。

在西德海德堡大學和伽達默爾教授一起研究、討論哲學的三年多時間里，我們有時也涉及到維也納學派。他對我說，維也納學派對數學、物理學和邏輯學的修養和技術，有其專業性很高的要求，這對于一般搞哲學的德國人來說，難度也并不小。對于中國人來說，難度就更大了，因為還要加上生活方式與習慣、文化傳統和語言等方面由于差距過大而造成的困難。就拿語言來說吧，一個人在中國是學不到真正的德語的。一種語言只有在其祖國才能真正被學到。伽達默爾舉了一個例子：非洲有些地方長期以來說法語，甚至把法語作為國語，但是，這些地方的人，并不因此就真正懂得了法語、懂得了法國哲學。真正懂得法語、法國哲學，只能在法國本土。

回國后，我曾向洪謙先生談及這一點。先生笑著說，你現在是有體會了。然后，他又嚴肅地說，可惜中國許多搞外國哲學的人至今仍不懂得這一點的重要。有的人外文一字不識，照樣在那里講外國哲學，當外國哲學的教授。有的人剛識了幾個外國字，連一本外國哲學原著還讀不下去，就洋洋幾十萬言的“大著”一本接著一本。去過外國一年半載的人就更不用說了，自以為已經精通了外國哲學。而實際上，這些人連外國哲學的門也從未進去過，是名副其實的門外漢。洪謙先生說，最使他頭疼的是，這些人常常硬逼著他和他們去討論外國哲學。他說，有時，他對這些人是很不客氣的，并且不論其地位高低、名氣大小。有一次，他被邀請和某某人等一起參加討論會，他對邀請者說：“某某人去，我就不去?！?/p>

伽達默爾還對我說過，石里克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家，他的意外早死是一大損失。他說，他曾注意到石里克有關“顯示”的理論，并從中得到啟發。我曾把洪謙先生主編的《邏輯經驗主義》(上、下卷)帶去他家中，伽達默爾聽了我對此書和書的主編的介紹，很有興趣，讓我把書留下來他有空再翻翻，我很高興地把這套書送給了他。這些，也都可以表明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影響和洪謙先生有關工作的價值和意義。

在中國的現代西方哲學研究領域里，洪謙先生這樣的人才實屬難得，他的逝世所造成的損失也難以彌補。這樣的一種人才，外國也很需要；他們之所以能毅然回國，起碼是非常愛國，愿為祖國的學術事業一展自己的聰明才智。對于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在自己專業領域內有用武之地。這一要求并不高，也不過分。但是，應該承認，這種要求的難以滿足，除了某些政治原因外，還有不少實際的困難和人為的阻力，這也不必去多說了。

近十多年來，“用‘一分為二否認‘合二而一，就閹割了對立統一規律”的文章也能寫、能發表了；區別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維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的話也敢講了；但是，人們并不滿足，呼喚著膽子更大一點的改革開放。庶幾，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像洪謙先生這樣“難”得的人才日子不再那么“難”過了；妥善安排、合理使用之類也不再只是一句空話了；那些純學術的觀點，也不再像洪謙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做的那樣，要借助海外的刊物、叢書或講壇去暢所欲言、尋覓知音了……這對于死者，難道不是一個最大的慰藉么？！這對于生者，難道不是一個最大的鼓舞么？！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