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札中的文人與書局

陳平原　覺有情

或許真的是“不賢識小”，翻開這冊“文字書法亦多斐然可觀”的《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最先引起我興趣的，居然是其所用各色箋紙。明知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說得在理，“既可存真以為信史，兼可品鑒，得以悅目賞心”，我還是對此近四百件來信的用箋耿耿于懷。翻閱明清文人各色書信手跡專集，不難發現其用箋更為考究；現代人則難得有此閑情。再說近代以來，日用信箋“并為西法與俗工所奪”，只能“日趨于鄙俗”。當年魯迅先生與鄭振鐸先生正是感于“詩箋之衰頹”，“有眷戀顧惜之意”，故集資自費印行《北平箋譜》。其用意近乎保存古玩(“譚中國版畫史者，或亦有所取乎”)，而并非便于百姓日用(參閱魯迅、鄭振鐸分別為《北平箋譜》作的序)。詩箋之制，本就基于將生活藝術化的追求；配以流走的書法和近乎客套的寒暄，使得一通書信的意義，超乎日常應用，成為可以再三把玩的藝術品。如此注重通信的形式美感，對于講求實用的現代人來說，實在近乎奢侈。有趣的是，那么多“進步文人”，居然也都樂此不疲。編印《北平箋譜》的雖只有魯迅、鄭振鐸二位，可用箋講究的則比比皆是。買榮寶齋、清秘閣的詩箋或朵云軒、九華堂的箋紙，已經不算考究；若劉半農、周作人、林語堂、梁思成、王力、盧前等人之自制私人用箋，顯然更為雅致?？墒?，雅過了頭，也可能變得俗不可耐。比如，有一位先生，其私人用箋上，除中英文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電話號碼等一應俱全外，還有自家照片，近乎廣告，未免有點不倫不類。

不過，現代人印箋紙，確實不只考慮雅致，更包括實用，帶點廣告味道也就在所難免。沈鈞儒律師設計專用信箋，當然，得考慮其業務聯系(189頁；)至于那么多作家學者選擇某某大學某某書局乃至黨政機關的箋紙，有的是圖方便，有的則不無廣告的意味。知名人士當然無所謂，用什么箋紙都行；而初出茅廬者則不能不有所顧忌，所用箋紙的“優劣高低”，往往影響到收信人的第一印象。私箋不大好出讓，而公箋則很容易獲得；用箋在現代社會也就成了一門學問，其微妙之處難與人言，關鍵在于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恰到好處地暗示自家的身份地位或社會關系。

不只是用箋者有意無意地利用公箋的廣告效果，制公箋者也不例外。商業廣告與政治宣傳在利用特定媒介(文字、形象)迫使讀者在不斷的重復閱讀中接受某種觀念這一點上，兩者是相通的。這就難怪商人和意識形態專家同時選中了使用率特高的箋紙。生活知識社的用箋上除印有地址電話外，還有發行《生活知識》半月刊的廣告：“體裁新穎，文字淺顯，內容豐富，印刷精美”；以及編印各種叢書的廣告：“專家編著，材料精博，售價低廉，裝幀美麗”(251頁)。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的用箋雖是另一套路，卻有異曲同工之妙。箋紙上端密密麻麻印著《總理遺囑》，箋紙兩邊分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最下端才是電報掛號之類(139頁)?？梢娢幕蟾锩陂g盛行的印著各式最高指示的信箋，其實并不具備獨創性。評價箋紙上印滿政治術語或商業廣告是否恰當并非本文任務，只是想借此補充魯迅先生在《<北平箋譜>序》中的說法：“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于中?！薄霸⒂谥小钡牟恢皇且粫r一地的“繪畫刻鏤盛衰之事”，更包括一時一地的政教風俗文化心理的變遷。如此說果能成立，所識者也就不算太小。

翻閱這冊精美的書信手跡，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現代名人”之講究箋紙的雅致，多集中在三十年代上半期。這一時期，恰好是周作人先生祈求平和沖淡，林語堂先生提倡幽默閑適，苦茶庵里吃茶和雙鳳凰磚齋里玩磚成為一時佳話，小品文雜志流行，“生活的藝術化”成為時髦的口號的年代。摩挲這些清雋的詩箋，觀賞各具特色的書法，很容易忘卻書信的具體內容，沉醉于前人的文雅風流?？蛇@畢竟不同于明清文人書札，也有用箋隨便，甚至用鋼筆書寫的，而這正好最能體現各人的品味志趣。講究書信的形式美感與否同個人的政治傾向關系不大，倒是同學術背景、個人氣質和生活處境關系密切(如注重中學或西學、偏于文人或學者、生活優?；蚶ьD等)。不過也有例外的，比如留洋的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的箋紙書法都相當考究(171頁)，可能與其家學淵源有關；而郁達夫先生的“亂頭粗服”，則是另一種名士風流(147頁)。

隨著世人生活方式的日益歐化以及電腦寫作的逐漸普及，將日常書信作為一種準藝術品來創作或保存的雅趣定將消失。談不上歡呼或感嘆，只不過希望稍為留意一下即將消逝的晚霞。后人理解這一百年中國文人生活方式的變化，扔掉毛筆和拋棄詩箋或許是頗有象征意味的“歷史事件”。

文人書信，本以性情、文采見長，故明清以來不乏各式書信專集刊行。中華書局所藏書信，則介乎公函與私人信件之間——雖有舒新城等具體的收信人，可談的都是公務，難得發揮其生花妙筆。集中除徐志摩、向達等兩三封信有點文采外，余者都直奔主題，或談版稅或薦稿件，更適合于作為史料而不是文學作品閱讀(盡管作者中幾乎囊括了除魯迅外絕大部分現代文學名家)。

對于治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學術史的人來說，這冊書信手跡很有史料價值，首先是有助于確定作家和學者的創作和研究活動。不只是這些書信基本上是首次公布，為各名家的年譜、全集所漏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確定某些未編年詩文和書信的寫作時間。過去的文人學者來往書信往往署月日不署年，若沒有恰當的背景材料很難確定寫作時間。而中華書局收藏信件上恰好大都蓋有某年月日收到章，可以用來鑒定相關事件和詩文。其次，提供不少有趣且有用的史料，比如曾樸在批評譯界懶惰、譯文生硬晦澀時，稱“魯迅所譯諸書，令人有譯如不譯之嘆”(122頁)；齊白石書畫集不愿冠以王湘綺所作傳，原因是傳中“專言篆刻，未曾言及白石之畫”，“用之乃畫蛇添足也”(143頁)；宗白華“做文努力于言簡意賅，不愿拉長許多廢話”，故版權方面希望抽版稅而不賣稿(205頁)。諸如此類史料，不只專家學者感興趣，一般讀者大概也不會漠然置之。再次，有些史料可能糾正我們以往研究中的偏見，比如現代文學界一般關注沉鐘社與魯迅的關系，而中華書局所藏周作人一九三四年致舒新城信，向他鄭重推薦“曾辦沉鐘社多年”的楊晦(119頁)，可見早與魯迅分道揚鑣的周作人，與沉鐘諸君的關系也非同一般。至于徐悲鴻三十九件書信中，除述編書事外，多處涉及私生活，世人讀之，對其婚變經過當有新理解。

最有史料價值的或許當推李人先生的十四件書信，因其集中圍繞《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的創作來展開，是了解其創作構思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者不可不讀。這三部系列長篇小說，分別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一九五五年修訂重印時，作者于“前記”中稱直到一九三五年把這寫作計劃告知中華書局得到認可后才“專心從事寫作”，故論者多將其置于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學潮流來考察。而中華書局所藏李人一九三○年七月三日致舒新城信，卻表明了作者的創作構思早就形成：

……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長篇小說。此小說從辛亥年正月寫起，至現在為止。以成都為背景，將此二十年來社會生活及組織之變遷，與夫社會思潮之遞，一一敘說之，描寫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書告成，大約在百萬字以上，粗分數部，每部自為起訖，若法國大仲馬之所為者。全書定名《年輪》。第一部已動手寫出二萬余字矣，自辛亥年正月寫起，寫至反正時止，大約有二十萬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59頁)

實際寫作進度沒預想的那么快，除忙于操勞生計外，更因創作構思不斷修改，中間幾次毀稿重寫，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此“擬作之十部聯絡小說”第一部尚未完稿，不過自信小說“結構尚佳，文字力求平正，不尚詭奇”，只是“因內容頗有關系，不便以真名發表，擬用筆名‘歌書漢”(60頁)。大概是寫作中逐漸磨去真人真事之痕跡，一九三五年六月《死水微瀾》即將完稿，李人致信舒新城，不再堅持因避嫌而采用筆名，反而著重介紹這部小說的特色，雖說表示不大愿意在中華出版，可仍有廣告及待價而沽之嫌：

此部小說暫名《微瀾》，是我計畫聯續小說集之第一部。背景為成都，時代為光緒庚子年之前后，內容系描寫當時之社會生活，洋貨勢力逐漸浸入，教會之侵掠人民。對西人之盲目，官紳之昏庸腐敗，禮教之無恥，哥老之橫行，官與民之隔膜，以及民國偉人之出身，咸以側筆出之，絕不譏諷，亦絕不將現代想思強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實之結構，以此為弟所作第一部長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兢兢從事。且雖是聯續小說，但各有其首尾，分之自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貫之脈絡，猶巴爾札克、左拉、大仲馬等之所為也。(62頁)

此后兩年間，李人又多次去信，一是催要稿費以便養家糊口，一是告知寫作進度，并再三表白自家小說的長處。若《死水微瀾》“地方色彩極濃，而又不違時代性，方今作家或尚無此筆墨”(63頁)；《暴風雨前》“頭緒極繁，百倍第一部，故結構抒寫亦甚費心，然自信優于《死水微瀾》之處定多，將來必對得起買主也”(64頁)；“《大波》系寫辛亥年事……郭沫若之《反正前后》，直是打胡亂說，吾書則處處顧到事實”(65頁)；“自問確亦有一寸之長，所以未能成名者，只在不屑自行鼓吹，而又不倩朋友捧場耳”(68頁)。作家的自我估價往往只能姑妄聽之(起碼在我看來，《暴風雨前》藝術上遠不及《死水微瀾》之渾然天成)，不過作家的自我表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整體構思。至于這些構思能否真正實現，還有賴于其才情與功力，想到的不一定能做到。只可惜抗戰軍興，李人無法專心寫作，預想中的十部連續小說只完成了前三部，一九四五年七月信中感嘆“筆墨荒疏已久，雖材料滿前，幾無從著手”(71頁)。

當年讀這三部曲，對《死水微瀾》中的蔡大嫂和《暴風雨前》中的伍大嫂這兩個人物形象頗感興趣，其風騷、世故與潑辣表現得恰到好處，同時代作家中除茅盾外幾無此筆墨。沈、李二君都對左拉感興趣，可在寫風騷女性方面似乎還別有師承。茅盾作過《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一文，雖說斥之為只有性交而無文學，可畢竟下過一點研究工夫；李人則未見其受傳統艷情小說影響的蛛絲馬跡，故不敢貿然論述。如今竟在李氏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致舒新城信中發現如下一段文字，足見當年之預感不無道理：

上海容易物色未經刪節之淫小說(無論版本、石印皆好)，如《綠野仙蹤》、《金瓶梅》、《品花寶鑒》、《癡婆子》、《拍案驚奇》、《歡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無請兄隨時代為留心，購寄費若干定兌上。何以必看此等書，此中有至理，緩當詳論。(61頁)

舒新城是否有負所望不得而知，李人的“此中有至理”也未見詳論，但這一閱讀思路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卻是顯面易見的。

對于不想從中發掘研究史料的非專業讀者來說，這批書信的刊印，最大的意義在于從中可以窺見書局與作者的微妙關系。說關系微妙，就因為書局與作者的利益不盡一致，可又誰也離不開誰。就像冬天里的刺猖一樣，靠得太近則互相刺傷，離得太遠又感覺太冷。讀作家學者的回憶錄和書信，你會覺得書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讀出版家的自白和傳記，你又會覺得他們簡直是文化事業的守護神。而在我看來，書局老板既是商人也是文化活動家；成功的出版家既不忘賺錢又能出好書，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關系是他們的看家本領。既不抱過高的幻想，又充分理解出版家這一角色的艱難，品評起來才不至于意氣用事。

當年文人學者寄給中華書局的信，大都是談論稿件的，而當事人在信件上面的批語，可以讓我們了解出版家的選擇。細細品讀這些信件和相關的批語，也算是“人情練達皆文章”。

第一印象是書商和作者互相尊重，合作得還不錯。好多名家為書局推薦作者和稿件，書局也都認真批復；一貫認真的葉圣陶先生甚至專門去信指出其出版物中的若干錯字(18頁)。作者賣稿可提條件，書局也有討價還價的時候，但大都很干脆，批上“收”或“不收”。單憑信件審稿未免太危險，好在那時候文人學者的自我推銷能力不強，還未見太離譜的自我介紹。我想書局老板主要審的是作者和選題，這似乎比每部書稿都字斟句酌更高明。收下書稿后還會因局部的修改信件往還，雙方的態度都還客氣一一當然，也可能吵架的信件沒能入選。這種“買賣”方式，對未成名的作者極為不利，除非選題非常誘人或者有得力的推薦，否則成功的希望甚微。這也是不少“前衛”的作家學者大罵商務、中華，甚至集資自辦書局的原因。不過平心而論，就此冊書信的批語而言，選擇還是有眼光的。三十年代王力先生兩次去信賣稿，都被批“不收”，可選題實在太不如人意，難怪被拒絕；不能因王力后來出名便指責書局當初之不收稿。有些書稿的確很有價值，書局顯然是考慮銷售不理想而拒絕。比如，一九三一年向達先生向舒新城推薦馮承鈞所著《西域地名》沒被接受，又去信重申：“馮君地名表實屬經意之作，讀中外史籍有此書置之座右，可以豁然貫通，謂為與陳垣之《中西回史日歷》有異曲同工之妙亦不為過，滄海遺珠，不免可惜耳?！?104頁)舒新城在這段話旁劃了豎杠，加了批語“請再審核”，足見其對向達意見的重視，可最終還是沒能出版(此書一九三○年由西北科學考察團印行，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才正式出版，一九八○年發行增訂本)。這就涉及書局不應被抹煞的另一側面——對經濟效益的追求。在賺錢的前提下考慮民族文化的建設，這與純粹的文人學者的視角還是有所區別，故書信往還中也不乏怨言。

作者有怨言但不一定敢形諸文字，除非無求于書局，如胡適就能因中華書局付的稿費太低而為朋友打抱不平(157頁)。而名氣小的抑或有求于人的，去信時畢恭畢敬，有的甚至過于謙卑，近乎吹牛拍馬。比如請非專業研究的出版家“介紹重要著作，以供參考”(258頁)，“擬請先生撰一序，不知有暇否”(241頁)，當然最終還是落實到“尚望能促其早日付印”。此等文字，雖是人之常情，可讀起來總覺得氣不順。好在舒新城先生還算明白人，批語相當溫厚，雖說是自家留底，沒有外傳的顧慮，可還是有棱角但不刻薄，像謝絕作序這樣的聰明話集中還有好多。唯有一次例外，名畫家劉海粟推薦某詩人的一本書給中華書局，可能此書真是太不像話，否則舒新城的批語不會如此幽默：“不是詩，也不是文，只是一串字?！?162頁)

除了報人陶菊隱只求將“二十余年粗制濫造之作品”“印訂成冊”，不想取得任何報酬外，絕大多數作者賣稿是為了“救窮”?！爸鴷紴榈玖恢\”，這已經夠可憐的了，更何況書稿還不一定能賣得出去。理解現代文人這種生存狀態，你就能明白書局在現代文化史上的巨大作用。不要說像對待劉大杰那樣，允其“按月預支稿費百元，以維持生活”，以便擺脫俗務，集中精力完成《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卷(212頁)；即便像對待李人那樣，及時支付稿費，使“寫作小說極感興趣”的作家不必為生計而轉行教書(66頁)，也是功德無量。書局的支持與誘導對現代文學、學術發展的深刻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將益發明顯。在某種意義上，優秀的出版家可起到文化事業組織者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據說一九四七年中央研究院選舉第一次院士時，極少專門著述的出版家張元濟竟然全票當選。

這冊書信手跡的編選，兼及書法藝術，因而必然遺漏了許多對專家學者來說非常重要的史料。倘若能公開或整理出版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收藏的大量書信，我相信現代文化史的研究會有大的進展。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書局公開刊行其收藏的部分書信，是值得歡迎的。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大蔚秀園

(《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一月版，4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