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一解

邱澤奇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離別”是古詩十九首第一首的頭一句，描繪的是丈夫遠行、妻子送別，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不得已而忍痛與丈夫分手的凝重情景。有意思的是，費孝通老人卻用了“行行重行行”五字來作為他近十年關于鄉鎮發展學術論文集的書名(《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寧夏人民版)。乍看，著實費解，可細細品讀完畢，卻又翻然而有所悟，且不得不為這五個字的貼切與高遠而驚呼。

費先生是以他英文的《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作為起點來研究中國社會的，書的正式出版是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三年初他在美國訪問期間又以英文出版了《云南三村》(EarthboundChina)，進而形成了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比較法”，他希望通過各種社區類型的比較研究來逐步接近對中國社會總體的認識，比較的起點是農村。到八十年代初，當他有機會繼續他的比較研究之后，從時代發展的需要出發，他的比較研究又進入到了一個較高的層次，從農村轉到了小城鎮。費先生以他的家鄉江蘇省吳江縣作為基點，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一方面對家鄉作跟蹤調查，一方面走出江蘇，分兩路進發，進行全國范圍內的比較研究。一路走邊區，從內蒙古西走寧夏和甘肅再向南進入大西南山區；一路走沿海從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到香港，加上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和西北的陜西、東部的山東、華北的河北、東北三省，為著接近對中國社會總體的認識，他幾乎走遍了中國大地，這還不包括十七次下吳江、七次去甘肅、多次訪廣東等，真正是走了一程又一程。我想這可能是“行行重行行”最直接的含義。

三十年代，費先生曾說過“中國問題是個饑餓問題”，他因此主張中國的社會科學應當走出書齋、參與社會生活，為中國問題的改善而努力。當歷史進入八十年代，費先生重又獲得了繼續早年理想的機會，十年里他始終跟蹤了中國社會的變化，從廣大人民的創舉中探索中國的富強之路，提出了從“農工相輔”、“小城鎮大問題”、“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工業化”到“以西支東、以東資西、互利互惠、共同繁榮”、“城鄉協調發展”以至“全國一盤棋”等一系列主張；總結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權模式”、“耿車模式”、“多種模式、因地制宜”等各種鄉鎮發展的路子。其中他反復不斷地強調的一個事實就是“無工不富、無商不活”，行行重行行所送的不是遠行的丈夫，而是“饑餓”這個瘟神。之所以一程又一程地遠送，是因為這瘟神在中國大地上侵染的太深太久，唯恐它又折身回頭。這大概是“行行重行行”的又一層含義，只是與古詩的意境截然不同，因為在費先生的行行重行行之中所體驗的是舒暢與欣喜，而不是離愁。

許多讀過費先生著作和文章的人都有一種共鳴，他的文章常常使用最通俗的語言(用費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人們都說的“大白話”)、講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但他從中所發掘的卻是一般人難以覺察或常常忽略的“家常見識”。正是這些“家常見識”對中國鄉鎮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影響，難怪許多的農民企業家都說，鄉鎮企業每前進一步都從費先生的文章中受到啟發、得到鼓舞。事實上，他文章的字里行間所表現的學術功底與文字修養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真切的；同時它也造成了這樣的事實：費先生的文章只能由他自己動筆。作為費先生的學生，我有一些機會比一般的讀者早一些時候讀到他的文章，每多一次這樣的機會都會多一分感觸，因為每次讀到的他的手稿上總少不了圈點增刪，一行重一行，有的甚至是幾易其稿。這其中既有他反復斟酌的結果，也有他博采眾長(特別是從人民創造那里)的結晶。每一行精彩文字的背后、每一段“大白話”的行間都蘊藏了費先生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在這種意義上，又何嘗不可以把“行行重行行”念成“HángHángChóngHángHáng”或“HángHángZhòngHángHáng”呢？

英國人類學家愛蒂蒙德·利奇(EdmundLeach)在他的《社會人類學》(1982)一書中曾說：“社會人類學并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也不應以此為目的。如果要說它是什么，其實不過是藝術的一種形式?！钡拇_，在西方人類學界確有一些學者把學術當作智慧游戲的一種或者是生活中的消遣。對此，費先生認為，中國的學者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對他而言，放棄了成為一名醫生的前途而踏入人類學的大門，是因為當初他“自覺到‘為萬民造福比‘為個人治病更有意義”。正是基于“為萬民造?！钡膬r值判斷，在完成了《江村經濟》之后，他顧不得學科間的壁壘而繼續了“為萬民造?！钡难芯?，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也許這時西方的人類學者已經將我看成是一匹不受學術領域中各學科邊界約束、四處亂闖的野馬?！笔聦嵣?，如果我們仔細研讀《行行重行行》，就會發現很難把她歸入哪一個學科之內，也難怪有人稱費先生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不一而足。因此，在學科的意義上，《行行重行行》所展現的也是“HángHángChóngHángHáng”。

完成《江村經濟》的背景費先生已在他的許多文章、演講中作過介紹。一九三五年，費先生協助其新婚妻子王同惠女士到廣西大瑤山調查瑤族人的體質類型。調查中，二人在山中迷路，費先生誤入了獵虎陷阱，王女士下山呼救不幸落入山溪溺逝，后費先生回老家吳江縣開弦弓村養傷，受其姐費達生女士的啟發，在養傷恢復期間收集了《江村經濟》的資料。如果我們把費先生多半世紀的學術生涯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思考，就會想到，“行行重行行”是否還意味著他把對親人的無盡思念融進了對二人初志的發揚、融進了他留在祖國大地的重重疊疊的腳印中、融入了他幾十年不輟的筆耕之中呢？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離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理解費先生的《行行重行行》都離不開他對這片熱土的深愛與衷情，那就是每個中國人都能爭氣，讓祖國大地繁榮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