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另一個極端？

顧因明

《讀書》一九九四年十一期王躍生先生的《俄羅斯需要多少藝術家》一文，認為中俄兩國“科學、文化、藝術的供給超過了此時社會對它的需求”，而“教育、科學、文化、藝術等等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中遇到的困難，不能記到市場經濟頭上?！轮荒苡浀接媱澖洕^上”，等等。這說法恐怕容易被理解為對市場經濟的過分熱心的辯護。

至少從西尼爾、穆勒開始，假說演繹模型方法日益成為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主流。這一方法論的成功，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經濟學中的那些結論(包括最主要的結論：市場的資源最優配置功能)就是現實經濟的準確描述。這種錯誤印象，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引出“市場萬能”的幻象幾乎是可能的。

出于尋求經濟現象背后的經濟規律的需要，經濟學不能不從高度簡化極其復雜的、交互作用的無數相關因素開始，即：第一，提出幾個最簡單、最普遍的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設即假設人們在經濟活動中都按照“以最小犧牲獲取最大報酬”的原則行事；邊際效用遞減假設；自由競爭假設；人口增長規律假設等等)；第二，假定某些相關因素保持不變甚至干脆忽略不計。用這種方法得來的基本結論，構成理解無限多樣化的經濟世界的一個基本理論框架，但是，它僅僅是一個框架。

經濟現實告訴我們的是：在那些大體上公認為最成功的經濟制度中，通行的是混合經濟，即市場“看不見的手”與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協調(指努力去協調，而不是原則上就是協調的)配合。有不少專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明智的政府對經濟發展進行控制、規劃和引導，制訂必不可少的規則并監督規則的執行。甚至，歷史上是否曾有過那種聽憑科教文衛等極關重要的社會事業由市場供求支配的極端自由放任的制度而能夠成功的，似乎還未聽說過。

總而言之，像教育、科學、文化藝術(尤其是其中的“雅文化”)這樣一些其意義無論怎樣高估都不會太過分的“有意義的需求”，恰恰是市場在此會失效的具有“外部經濟效果”的“公共財”或準公共財，絕對不可以聽任市場供求去支配。不這樣做，就是放棄了一個政府應盡的起碼職責，走向另一極端，必將遺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