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居下

東　來

最近隨便翻閱《費正清自傳》一書，感到許多錯誤令人啼笑皆非。

先看圖片說明。十張圖片中六個說明的翻譯有錯誤。1.“費正清與威爾瑪攝于河南龍門石窟的佛教護衛神足下”。何謂佛教護衛神？原來是英文原文Buddlist guardian的硬譯，實際上應譯為金剛。2.“建筑學家梁思成和他的中國友人妻子菲利絲(林徽因)，攝于一九三○年的曠野旅行中”。這里錯得就更離奇了，原文是Chinese friends：LiangSsu－chengandhiswifePhyllis(LinWhei-yin)，historiansofChinesearchitecture，Onafieldtrip，early1930s(中國朋友：中國建筑史專家梁思成及其妻子菲利斯(林徽因)三十年代初在野外旅行)。3.“威爾瑪·費爾班克(費正清夫人)——昆明美國大使館文化侍官”(WilmaFairbank，culturalattachéoftheAmericanEmbassy，inKunming，1945)。應譯為“維爾瑪·費爾班克：美國大使館文化專員，一九四五年攝于昆明”。美國大使館從未撤至昆明，當時在重慶，更沒有什么“侍官”。4.一九三六年我們的家——圣溫斯羅普的住宅(ThehouseonWinth-ropst.－Ourhomesince1936)。應為：“我們一九三六年以來的家——溫斯羅普街上的住宅”。譯者把Winthrop st.中的st.(街，street的縮寫)當作Saint(圣)的縮寫。5.“一九五五年霍雷和勞瑞在喬治鎮看望他們的祖母”(Ho11yandLauravisitingtheirgrand-motherinGeorgetown，1955)，應為：“霍莉和勞拉在喬治城……”Georgetown，美國首都華盛頓最老的一個區，通譯“喬治城”或“喬治敦”。6.“一九五九年在魏德納圖書館中國問題研究班，同耶魯大學瑪麗華特教授在一起”(WithProfes-sorMaryWrightofYaleinmyseminaronChinesedocuments，WidenerLibrary，1959)。正確譯法是：“在我主持的中國文獻研究討論課上與芮瑪麗教授在一起，一九五九年懷德納圖書館”。即使不知MaryWright的中文名字，至少也應譯為瑪麗·賴特。

這是書前面圖片說明中的問題，下面再看看目錄的翻譯。1.“工作的前奏：五地受教”(Too1ingUp：EducationinFirePlaces)：Too1ingUp在這里的意思是工作前的準備，而非工作本身，因此可譯為磨礪。2.“我是如何開始定下研究中國問題方向的”(How Ibecame Oriented)，譯者顯然加了不少內容，實際上可譯為“我是如何確定事業方向的？”3.“走向中國”(Getting to China)。getting to(到達)不是goingto(走向)的意思，費正清已“到達中國”，但譯者好像硬要他留在途中！4.“訪問舊港”(Seeing the Old Ports)。不讀原文，讀者會莫名其妙，何為“舊港”？譯者可能少讀英文的中國近代史?！癘ldPorts”是十九世紀中國在不平等條約下被迫開放之通兩口岸。因此應譯為“訪問早期開放的通商口岸”。目錄中還有些翻譯不確之處，恕不一一列舉。

筆者無暇全面核對譯文，但書中讀不通的地方不止一處。以該書第22頁上文字為例：

那個時候，由于出現了如此許多關于世界大戰起源的研究，從而對于那些有天賦的人來說，外交史研究便成了一塊極具引力的大磁石，要去發掘在什么時候，為什么，某人對某人說了些什么。正是在七年之后，威廉姆·L·蘭格(williamL·Langer)在其《帝國外交》一書中旁征博引地強調了民族利益與公眾輿論的搖擺性(而二十四年后則在他的兩卷本《世界危機和美國外交》書中十分翔實地證明了像查利斯·韋伯斯特那一代人那樣令人驚奇地狂熱地追溯具體史實的治學方法已不再是可能的了。)

這段譯文上句尚可，但下句占了六行的位置而沒有標點，根本令讀者摸不著頭腦。

原文則是：

Atthattime，withtheappearanceofsomanystudiesoftheoriginsoftheWorldWar，diplomatichis－toryhadbecomeamajormagnetfortalent，toworkoutwhenandwhywhosaidwhattowhom.ItwouldbeanothersevenyearsbeforeWilliamL.LangersDiplo－macyofImperialismsetthebroaderstylestressingnationalinterestsandswingsofpublicopinion(andanothertwenty－fouryearsbeforehistwovol－umesTheWorldCrisisandAmericanDiplomacyprettywellproved thatitisnolongerpossibletotracetherecordinthecomprehensivedetailthatsoentrancedusinCharlesWebstersgener－ation).

這段文字的確有一定難度，應該仔細地斟酌，而不應該一古腦地用對應漢字去硬譯，然后讓讀者去猜，這段文字似理解如下：

在那時，隨著研究世界大戰起源著述的大量出現，外交史成為吸引才俊的領域，去探討何人何時為何對另一人說了些什么。只是在七年后，威廉·蘭格的《帝國主義的外交》才確立了一種視野更為開闊的風格，強調國家利益與公眾輿論的搖擺(再過二十四年，他的兩卷本《世界危機和美國外交》很好地證明，詳盡地探究檔案已是難為之事，而這種詳盡正是查理·韋伯斯特一代學者所具有的風格，它令我們神往不已。

該書中有些注釋令人啼笑皆非。如“桓安石：(ArthnrHum-mel)前任美國駐華大使桓慕文的父親，原為美國在華傳教士……”(第222頁注①)譯者在此亂點父子譜，把兩人的位置弄錯了。這里校者也有責任，因為在前面已有一個正確的注釋(第115頁)，說明恒慕義(ArthurWi1liamHummel)是恒安石(ArthurWi11iamHum-mel，Jr.)之父。

《費正清自傳》譯自費正清所著Chinabound：AFifty－YearMem-oir。原著是本很好的書，但如此譯文，實在是大不敬。實際上，這種譯文無多大出版價值，因為早它兩年，上海知識出版社已出版了略有刪節的譯本：《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盡管譯文可能也有問題(比如上面所討論的正文中的那段翻譯，該書理解也不確切，第16頁)，但比《費正清自傳》好得多，同時譯注作得極好。

(JohnKingFairbank，ChinaBound： AFifty-YearMemoir，Harper ＆ Row，N.Y.，1982；《費正清自傳》，黎鳴等譯，黎鳴校，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陸惠勤等譯，章克生校，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