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控制下的美國

李憲源

被雇傭的“無冕之王”

新聞記者在西方社會素有“無冕之王”的稱號。新聞媒介重視的問題和情況，美國兩黨政客誰都不敢等閑視之；新聞媒介無動于衷的事情，政客們也就盡可無所顧忌地撂在一邊。不管媒介報道的情況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人們的思路和情緒卻不能不圍著記者編輯所發的文章團團轉。但是在美國，無論是政客還是平民百姓，人們對新聞媒介的不滿和憎厭與日俱增。是誰選舉了那些記者和編輯?是誰給了他們可以隨心所欲按自己喜怒愛憎信口開河的權力?顯然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并不來自于選民的選票。然而這樣的責問并不反映人們對新聞媒介不滿的根源。不管怎么說，新聞媒介也許必須具有這樣的特權，才能代表民眾的利益和呼聲，發揮對權力中心的制衡監督作用。新聞媒介所具有的這種糾偏機制，乃是政治運作不偏離民主軌道的一個重要保證。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那些遠離權力中心的美國民眾，覺得美國的新聞媒介已經不能忠實地履行發揮這種機制的作用。就像其它那些社會政治媒體一樣，新聞媒介越來越背離社會民眾，因而也就越來越不能代表人民發出可以信賴的聲音。相反，它們越來越跟那些精英階層和權力集團同聲相應，沆瀣一氣。

三十年前，威廉姆·格蘭德在《辛辛那提郵報》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二十年后，威廉姆在《華盛頓郵報》擔任助理執行總編。五十年代時的《辛辛那提郵報》和名揚當今世界的《華盛頓郵報》之間，在好多方面有著巨大差別。

三十年前的《辛辛那提郵報》更像一家大型工場而不像一家新聞機構。辦公室簡陋的桌子上和油漆剝落的地板上，到處堆滿文件資料。編輯部和印刷車間比鄰相接，印刷機器運轉時發出的陣陣噪聲和熱量，常常會向編輯部辦公室里奔涌而來。朝街一面在夏天總是敞開著的一大排窗戶，代替了空調機的功能?！缎列聊翘徉]報》的記者，大多是一些性格俏皮、對金錢權勢抱著不恭不敬態度的中低階層人士。在他們中間，只有少數幾位上過大學。在當時，大學文憑并不是做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先決條件；他們主要是靠著自己的聰明才智、政治敏銳與社會常識，從普通的寫字員一個個升遷為新聞記者的。他們土生土長，博見多聞，熟悉自己的城市和人民。在記者編輯和印刷車間的工人之間，彼此相識相熟，形同一家。他們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星期天上同一個教堂做禮拜。

而在《華盛頓郵報》，到處都鋪設著富麗堂皇的地毯。青翠碧綠的盆景樹木，和光亮溜滑的鑲邊辦公桌交相輝映。寬敞明亮的大玻璃盒似的辦公室內，不停運轉的計算機和自動空調裝置，使人能夠分明地感受到一種現代化和商業化的辦公氣息。確實，《華盛頓郵報》的室內氛圍和擺設，和華爾街上的那些股票經紀公司并無二致?！度A盛頓郵報》那些思路復雜城府高深的記者編輯，絕大部分來自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那樣的高等名牌學府。其中一些人具有法律、經濟學或新聞學方面的博士或碩士學位。他們毫無疑問地屬于中產階級以上的檔次，薪祿豐厚，學識淵博。他們與樓下印刷車間的工人素無交往，偶爾在報社門口相遇相見也是視同陌路。他們的精明，主要體現在他們比常人對當今世界有著更多更透徹的了解。他們的認真，反映在他們追蹤那些并不真正具有社會價值的熱點新聞時所顯示的沖天干勁。

《辛辛那提郵報》的影響聲譽雖然無法跟《華盛頓郵報》相比，然而當初《辛辛那提郵報》的特殊價值，在于報紙忠實地代表了辛辛那提那部分最為無權無勢的市民們的利益。跟這部分市民有著休戚與共血肉相連關系的記者編輯們，用自己嬉笑怒罵的筆觸，道盡人們的喜怒哀樂和控訴抨擊。只要《辛辛那提郵報》抓準了一個題目，它就會鍥而不舍地窮追猛打，直到有關當局不得不作出回應。在本世紀初，《辛辛那提郵報》勇敢無畏的調查報道曾經一度使該地區的共和黨組織機器運轉處于癱瘓。在辛辛那提這個共和黨保守勢力歷來占有優勢的城市，《辛辛那提郵報》的總編聲稱：“當共和黨執政時我屬于民主黨；當民主黨當政時，我就是共和黨?！北M管《辛辛那提郵報》自稱為是一個具有改革思想、超然于黨爭之上的監督者，實質上她總是與勞工階層和溫和的民主黨人站在一起。

西方媒介喜歡標榜新聞客觀公正原則。然而就是當年《辛辛那提郵報》的那些新聞工作者，也很少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對各類社會問題總是表現出自己所屬階層的特殊敏感和思想傾向。盡管盡量使自己表現得比較公允，《辛辛那提郵報》的記者早在種族歧視問題遠遠沒有引起全國性爭論之前，就一馬當先地提出了種族平等的呼吁。有關婦女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悲慘故事常常出現在報紙的婦女專欄中。然而，他們卻極少批評警察一一并不是因為擔心警察會對他們更嚴格地尋找開列交通罰票的機會，而是他們跟本地的警察十分相熟，其中某些人還與警隊中的人有著親戚關系；再說大家也同屬一個工薪階層。顯然，這些記者們不可能完全擺脫相近社會地位和人情關系上的影響。不管《辛辛那提郵報》怎樣自我表白，從本質上講，《辛辛那提郵報》是一家代表工薪階級聲音的報紙?？墒侨缃裨诿绹?，絕大多數代表工薪階級聲音的報紙已經被市場經濟的法則和魔力驅趕得無影無蹤。

面對電視新聞的競爭，報社編輯為了維持自己的訂閱量，照顧各個層次讀者的興趣，都不約而同地改變了面對特定讀者層的傳統做法，采取了面面俱到、超越階級界限的“炒雜燴”的方式。這樣一種“轉軌變型”，表面上似乎是增強了報紙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實際上經過這一變化后，反映對社會不滿聲音的勞工讀者的版面大大減少，在好多報紙上干脆再也聽不到這方面的聲音。

新聞記者編輯的隊伍，也經歷了有目的有步驟的改代換血。新聞媒介的新一代成員，和《華盛頓郵報》的人員結構有著大同小異的背景。就本性而言，這一批新的新聞工作者比他們的前輩在社會問題方面思想更為開明，更多世俗主義傾向而更少宗教主義精神，對陌生的和嘗試性的事物有更為寬容的態度。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社會權勢階層比自己的前輩更具懷疑批判性的立場和態度——以他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他們跟統治階級打交道時會覺得更加輕松自如、如魚得水，而不會像《辛辛那提郵報》出身于被統治階層的早期同行那樣苛求挑剔；也不意味著他們會比被他們取而代之的老前輩們對勞工階級的經濟收入問題表現出更多的關注和興趣。就像《辛辛那提郵報》的早期同行一樣，他們對各類社會問題，也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自己所屬階層的敏感和傾向。這種新聞工作者社會成分上的結構性變換，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報紙選擇內容上和基調上的歷史性轉換。

《華盛頓郵報》曾經盡量和精英圈子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它發揮記者們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方面的專業優勢，傾注很大人力物力，調查和報道那些種族緊張、監獄人滿為患、毒品暴力事件和城郊畸形發展等社會問題。這

些調查報道客觀、冷靜，頗具專業水平；然而卻缺少了最關鍵的一樣東西——它們都不可能滿懷激情地站在那些社會犧牲品的一邊，感同身受地發出憤怒的呼聲。為了面面俱到地不得罪其各個社會階層的讀者群，《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盡量避免把自己和特定的社會群體在思想感情上捆在一起。

在六十年代，《華盛頓郵報》一度保持了一種蔑視社會權勢的格調。它經常以巧妙老練和出其不意的方法，使那些權傾一時的單位或個人頻頻曝光，出乖露丑?！度A盛頓郵報》離經叛道式的新聞曝光成了讀者們每天早晨翻開報紙時的一種期待。這種風格特色，在揭露尼克松“水門事件”的丑聞過程中達到了其輝煌的頂峰。它的兩名年輕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把《華盛頓郵報》那種膽大妄為、粗魯率直和聰穎機警、老謀深算融為一體的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

《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的成功揭露，不啻是一部震驚世界的政治宣言——它宣告了新聞媒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威力：一個威勢顯赫的美國總統，不是通過革命或暴動的坦克大炮，而是被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記者的筆墨掀翻了白宮的寶座。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使《華盛頓郵報》名揚全球的“水門事件”，也正好成為其從此走上下坡路的一個歷史性轉變標志。

也許應了中國人“樹大招風”和“出頭椽子先爛”的說法，“水門事件”之后，《華盛頓郵報》就成了美國大企業財團的攻擊目標。其中較為突出的事件之一，是莫拜爾石油公司控告《華盛頓郵報》的誹謗罪名，索賠額高達數百萬美元。雖然最后《華盛頓郵報》獲得勝訴，但這也使報紙花費掉了上百萬美元的訴訟費用，其名聲也在那段長時間的訴訟期內受到了不小的傷害。以《華盛頓郵報》的興旺和富足，盡管它可以不介意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但是卻不得不認真考慮這樣一個現實：如果你得罪了大公司大財團，即使你是對的，面對一場場曠日持久、花費昂貴的官司，你陪得起嗎?《華盛頓郵報》后來面對經濟實力更為強大的對手時，不得不收斂鋒芒，變得小心謹慎起來。

另一個原因是《華盛頓星報》在1981年的倒閉，使《華盛頓郵報》成為華盛頓地區帶有壟斷性的唯一大報。因此它更關心的是，怎樣跟執掌報刊營業發證大權的政府搞好關系以保持其壟斷地位，和怎樣跟報紙的主要經濟來源——廣告的出資者各大財團搞好關系，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文章跟其它同行搶奪讀者的興趣和注意力。

上述兩個方面的因素，使得《華盛頓郵報》最終變成了美國政治經濟統治集團可以信賴的合作伙伴。它的記者們開始習以為常地總是援引官方的消息渠道或那些受財團控制的“思想庫”的口徑調門，來報道解釋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和有關事實真相。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華盛頓郵報》顯得桀驁不馴的時期，盡管它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盡管它可以向美國統治階級的某個代表人物公然挑戰，但它卻也從未能夠真正觸及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中所存在的深層結構性矛盾。作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的一翼和現存制度的受益者，我們當然不能期待美國的新聞媒介會把致命性的批判鋒芒，直接指向培育庇蔭這個集團的制度和這個集團的本身。

美國新聞媒介和當政者同流合污的證據之一是，1989年，《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周報》、《華爾街日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廣播公司(NBC)等美國主要新聞機構的一批著名新聞記者，和包括共和黨民主黨兩黨主席、參眾兩院主要議員、兩黨專業競選顧問在內的一批主要政客，合伙組建了“華盛頓政治新聞中心”。中心的主要宗旨，是訓練培養年輕的新聞從業者如何“準確無誤”地報道政治新聞。其實際含意和功用，也許可以看作是要更為系統有效地促進媒介對公眾的新聞誤導能力。美國公眾當然不愿意看到作為“民主監護人”的新聞媒介和當政者們相互勾結、沆瀣一氣?！度A盛頓郵報》前編輯巴里·蘇斯門在其所著的《什么是美國人民的真正想法》一書中，援引《洛杉磯泰晤士報》的民意調查數據，指出“67％的公眾認為報界在對政府的監督方面沒有盡責。相反，主要的新聞媒介機構熱衷于討好政治當局”。蘇斯門發現：“當問及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報道情況時，絕大多數人認為，新聞媒介和華盛頓的統治者是同枕共席的伙伴?！?/p>

美國新聞媒介使美國民主政治失去可信性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美國政界和媒介都諱莫如深、避而不談所有權問題。不管美國社會如何賜給自己的記者編輯們“無冕之王”的稱號，不管有些人對于這一稱號感到如何地艷羨不已，一個不能忽視的基本事實是，這些貌似可以呼風喚雨、權傾一世的“無冕之王”，不過是那些私營大企業老板的雇傭伙計。私營企業財團掌握的新聞媒介可以大談特談民主運作的規則，而私營企業財團自身的運作卻并不遵循這些規則；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普通百姓，都清楚沒有哪個伙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老板的旨意恣意妄為。試想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在美國壟斷資本的典型代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收購兼并全國廣播公司NBC之后，NBC的記者編輯們，還會孜孜不倦地去搜尋追索通用電氣種種劣跡丑聞嗎?

“思想自由”與信息壟斷和禁運

1996年5月25日，在美國友好鄰邦加拿大首家全國性大報《環球郵報》國際新聞版上，刊登著一則并不十分顯眼的新聞報道，題為“多大教授發出顛覆性的信息”。報道說：多倫多大學“和平與沖突”研究計劃主任托馬斯·霍默一狄克遜，在本周為美國國務部所作的有關“環境：短缺和暴力沖突”研究項目的報告中指出：再生性資源的短缺，會造成社會緊張和政治動蕩?！霸诃h境和人口統計學因素與暴力之間，存在著某些聯系，這些聯系有時會變得相當有力。而大部分國內暴力都帶有擴散性和歷史性的基因”，“由于傳統的保守主義分析家們，對有關經濟公正、財富和權力分配、家庭計劃和社會環境這類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課題，一向抱否認態度。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問題全部攤到桌面上?！?/p>

霍默一狄克遜和他的工作小組在孟加拉、巴基斯坦、盧旺達、塞內加爾、毛里塔尼亞和南非等國所發現的情況無不證明：資源的短缺導致精英階層對資源的霸占，從而把無依無靠的貧苦大眾驅趕到生存的邊緣。環境性短缺的結果并不是使這些國家整個地陷入貧困，而是造成了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針對資源短缺的狀況并非完全沒有作出相應調整的可能，但是這需要獨創精神。如果作出的是失敗性的調整，人民會愈加貧困或逃亡異鄉它國，國家將進一步遭到削弱。

托馬斯·霍默一狄克遜的研究報告被美國政府不客氣地斷然加以封鎖。根據《環球郵報》的披露，霍默一狄克遜可以和人談論他研究的心得體會，但這一對美國民主制度帶有某種“顛覆性”意義的研究報告，被通知不得在美國任何媒介上公開發表，最后只得借加拿大的媒體向外透露。

霍默一狄克遜并不是首次以自己的研究成

果，使在白宮執政的民主黨或在野的共和黨感到窘迫困擾。他在1994年應戈爾副總統的邀請，參與了中央情報局有關國家崩潰的研究項目。這一項目研究分析了過去四十年中所發生的一百三十個有關實例，從中歸納出了一些表示國家陷入危機的關鍵性指示標志。

“其中第一條，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嬰兒死亡率。雖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對各種利益剝奪和喪失具有不同的容忍程度和承受能力，但是在每種文化下生活的每個人，都同樣關心自己的孩子。因此，嬰兒死亡率是反映社會悲慘和不滿程度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個衡量坐標?！被裟坏铱诉d指出。

霍默一狄克遜的研究項目同時還獲得了另外一個重要發現：即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證一個國家免遭失敗的命運?；裟坏铱诉d告訴記者：“我們發現，在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中，嬰兒死亡率對國家崩潰造成的影響，要遠遠大于不采用民主制度的那些國家?！边@一發現對克林頓當局，無疑是一個大為不妙的消息?！罢麄€民主計劃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占有如此顯要的地位……而今卻產生了一個疑問，因為如果你未能取得足夠的經濟增長，即使實行了民主化，你那個社會的結構會很脆弱，整個機體很容易分崩離析?！被裟坏铱诉d指出：“這就是為何我的觀點會造成顛覆性效應的原因?！?/p>

霍默一狄克遜先生的推論和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的報道評論，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個可能會使克林頓總統感到下不了臺的情況。眾所周知，仍然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的中國的資源，比起美國來不知要短缺多少倍，但是在上海，一歲以下的嬰兒死亡率是0．99％，而在紐約卻是1．02％⁽¹⁾。如果人們把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差距和霍默一狄克遜先生的論點結合起來加以考慮，恐怕難免會對美國社會本身也提出疑問。而這兩種疑問，顯然都是美國政府所不愿從美國民眾那里聽到的。

被譽為“美國最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語言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諾姆·喬姆斯基的遭遇，或許更能說明美國式思想控制的真相。

喬姆斯基是世界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26歲當名校教授，30歲就成為新語言創始人，照理說，這樣的人在號稱“言論自由”的美國應當是說任何話都會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的。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喬姆斯基是一個徹底的反體制主義者，六十年代，他反越戰，并為此短期入獄，被列入白宮的“臭名昭著的敵人名單”，八十年代，他抨擊美國與以色列結盟，為猶太人士所憎惡，九十年代，他揭露美國通過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控制和壟斷全球政治、貿易的野心，抨擊克林頓的內政、外交戰略。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來，喬姆斯基的存在是美國“自由”的一種象征。但實際上，喬姆斯基以如此卓越的成就，竟從未在美國最主要的三大主流媒體——三大電視網上露過面，他的聲音竟只能通過自己創建的一個名為“Z”的互聯網站發出。喬姆斯基這樣重要的人物的言論都遭到如此控制，持異見的一般人可想而知。

在一個把思想和言論自由叫得震天價響的民主自由的天堂里，許許多多生活在這樣一種“自由空氣”中的美國人似乎很少能夠意識到，從他們自小所接受灌輸的思想方式，到成人后日常接受信息的渠道和內容，其實都處于本國統治階級的操縱控制之中。如克林頓1992年上臺不久，承受著他在競選時被布什指責為越戰逃兵的懦夫形象和恥辱，下令出動飛機對巴格達的醫院和兒童、婦女狂轟濫炸。他對美國人民的宣傳理由是，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圖謀暗殺美國前總統布什的行為，是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公然宣戰。我不知道美國老百姓在聽了這種強詞奪理的邏輯后，有幾個曾經會這樣想過：美國中央情報局不知組織策劃過多少次對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的暗殺；按照同樣的荒唐邏輯，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美國對古巴的公然宣戰，從而可以成為古巴空軍——如果他們有那種能力的話——空襲華盛頓居民的一條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從蓋勒普民意測驗的結果看，克林頓總統的威望，卻在轟炸伊拉克之后上升了好幾個百分點。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種結果，當然不是美國人民的愚昧無知和輕信，而是為統治階級所把持的輿論工具很少讓他們有機會知道全面真實的情況。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前新聞系主任本·拜廷肯數年前就新聞媒介的擁有情況經過專題調查研究后，作出了這樣一個預測：“在美國和其它幾個主要的民主國家中，媒介正在飛快地轉移集中到少數幾家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的手中。這一趨勢顯而易見，領導這一潮流的帶頭人坦率地表示：數年之內，五六家企業將會控制美國絕大多數面對美國公眾的社會信息?！?見本·拜廷肯所著《壟斷性媒介》，航標出版社)。如果認為拜廷肯書中所提到的預言純屬猜測，那請看以下事實：拜廷肯所著《壟斷生媒介》在1983年發行的時候，美國有五十家單位組織控制了全美絕大多數包括報刊雜志、電臺電視臺和書籍的出版發行。五年后在也那本著作再版的時候，這五十家私營企業單立已經減少至二十九家。根據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的最新有關報道，這一數目如今已經縮小到一打左右。

美國費通訊息交流事務所負責人戴維·費通認為，由于媒介掌握了以什么口徑調門讓哪一些情況傳播給社會公眾的大權，“我們就面對著一整套完全不受公眾控制的、針對各種社會問題大造政治輿論的宣傳機器?！瓫]有人喜歡由政府官僚來管理控制媒介，但是把它們完全交在那些只關心報紙收入利潤的私營企業手中，也不是一個好辦法?！?/p>

在這方面，美國作者查爾斯·瑞奇在《反對體制》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分析評述：“通過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電視這類大眾媒介大大降低了民眾思想交流的自由。當然一個人仍然可以站在街頭角落向行人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其聲音卻完全被媒介的聲音所壓倒和淹沒。很少有人意識到所有的電視電臺應該屬于公眾，而不應該由那些關系網、大公司、廣告宣傳者及其支持人來把持?！髽I在和個人競爭聲音傳播方面的優勢，特別表現在企業令人驚訝的廣告開支費用方面，包括在報紙雜志上所登載的那些宣傳政治和社會觀點的廣告；這些費用都享受免稅優惠。這就意味著公共社會要為企業的宣傳提供補貼，而個人要發表自己聲音所產生的費用卻照樣要交稅。在近數十年中，企業利用這些免稅的金錢以許多新的方法來影響和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見解。首先，是大量資金被輸入‘思想庫——這些據稱是獨立性的組織機構專門雇傭學者專家發展和傳播親企業、親體制的哲學理論。其次，資金被用來支持國家第一流大專院校的教師職位和學術交流。三是承擔企業‘思想庫文章在全國有影響的大報紙上的刊登費用。四是企業資金被用于支持系列性的電視對話討論和時事分析節目。那些電視節目主持人幾乎是清一色的保守派面孔，被邀的客人也總是由同一類‘思想庫提供。那些反體制的聲音幾乎完全被禁絕。第五，企業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