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紀要：我們為什么要談環境－生態？

1999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協會主辦、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協辦的“生態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海南省召開，來自中國以及美、法、澳、韓等國的作家和學者張煒、李銳、蘇童、葉兆言、格非、烏熱爾圖、方方、遲子建、蔣韻、黃燦然、蔣子丹等三十多人與會。25日晚，在三亞市南山生態文化苑，參加這次會議的部分學者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就環境一生態問題又進行了進一步座談。參加這次座談的有黃平(《讀書》雜志執行主編)、李陀(《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主編)、陳燕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思和(復旦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帆(福建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王鴻生(河南省文學院研究員)、耿占春(海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等。韓少功作為會議東道主也出席了座談。參加研討會的部分其他人員及外國同行列席了座談?，F在呈現出來的，是根據參與座談的人的發言和相近思路整理出的一個提綱，以期作為繼續思考和廣泛征求批評的基礎。

環境一生態問題并非僅僅是個科學技術問題

很長時間以來，全球范圍的環境一生態一直在惡化，水資源短缺，荒漠化擴展，溫室氣體與其他有害氣體排放量急增，臭氧層被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等，都不僅危及到人類的物質生存，而且加劇了全球和地區范圍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族群的沖突乃至危機。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均物質資源相對缺乏(在全球排名160位以后)的發展中國家，隨著與全球化的經濟體系“接軌”的步伐的加快，資源與開發的矛盾、生態一環境與經濟增長的矛盾迅速激烈化和外顯化。近年來，黃河斷流，長江泛洪，淮河變黑，西北等地的快速荒漠化，華東、華南等地的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等等，危害著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剝奪著他們的生存權利；許多城市的垃圾公害和食品污染也正在對人(特別是工薪階層和貧困階層)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構成威脅。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目前有30％的水資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上千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75％，這意味著環境一生態代價幾乎將抵銷掉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從整體上說，淡水缺乏，水質與大氣污染，土質退化，耕地減少，水土流失，酸雨增多的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

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階段性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這個問題就會逐步得到解決；也只有在經濟增長起來以后，對環境和生態保護才能有更多的財力投入。

需要對此提出的質疑是：從過去幾十年的情況來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對環境一生態進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保護的科學技術，全世界的資金也足以用來解決諸如水質的大面積污染和大氣的工業污染這樣的問題，但環境一生態惡化還是在一步步加劇。這說明，環境一生態破壞后面隱藏著更深刻的社會一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環境一生態問題決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

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水資源都嚴重缺乏，但即使是在這些嚴重缺水的地區，仍然不時掀起大興土木的熱潮。高級賓館高檔寫字樓層出不窮，而一個三星級賓館的標準間的設計供水，居然是每天一噸。很明顯，只是籠統地說缺水，不是毫無意義嗎?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國，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開發能源的34％，人口不到20％的發達國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80％，但與此同時，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產業利益，至今仍然拒絕在全球保護大氣的國際協議上簽字。那么，籠統地說大氣污染需要治理有什么意義?究竟是所有的人都缺水、都在污染大氣，還是一部分人缺水、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氣?是哪一部分人缺水、哪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氣?缺水、大氣污染這類問題，僅僅是個科技問題，或者，僅僅靠科技進步就能解決嗎?

從性質上說，環境一生態問題涉及到對自然資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問題，而這種占有、利用和分配，總是在特定的社會體系、社會制度、社會意識形態下發生和展開的。對這些社會領域和社會過程的關注、反思、批評，是人文一社會科學學者、作家一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不可推卸的責任。

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

環境一生態和發展的問題，常常被構造成二元對立和兩難的困境：似乎要發展，就要破壞環境一生態；要保護環境～生態，就只能犧牲發展、忍受貧窮。這種發展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流行話語正在很多人那里內化成某種“常識”或“共識”，阻礙著人們對發展與環境一生態問題做任何嚴肅而富有積極意義的探討。

關注環境一生態問題。并不是要追捧極端的環境一生態主義神話，不是要建立凡生命(甚至包括病毒)和凡自然之物(包括洪水)都必須崇拜和保護的現代泛神論，也并不否定工業文明、農業文明以及更早期的其他文明形式長期以來與自然界的確存在著的緊張關系，并不否認人們追求日益舒適的物質生活的合理性。但是，人與自然的相對和諧、經濟發展與環境一生態保護的相對平衡，不也是“舒適”的應有之意嗎?而且，這種相對和諧與相對平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相對成功的范例。今天，無論是在海南，在云南，還是在山西，在江西，我們都可以看到某些局部地區有很多發展與環境一生態良性循環從而增進了當地人民福祉的生動事例。各種文明形式與自然的沖突如果說曾經已經發生，絲毫也不能說明如今坐視環境一生態的惡化具有正當性和必然性。而在“發展”與“環境一生態”兩者之間建立非此即彼的兩難關系，通常情況下是對掠奪性破壞性開發的辯護。

大規模、高速度的環境一生態惡化趨勢，并不是歷史上的常態，而是近一、兩個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出現的現象，是全球性發展主義思潮和體制性開發帶來的惡果。在這里，“發展主義”與“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意義上的“發展”，指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們的正當要求，也是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目標。而所謂“發展主義”(嚴格地說，應該是“開發主義”)指的是一種源起于西歐北美特定的制度環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擴張成為一種為國際組織所鼓吹、為后發社會所遵奉的現代性話語和意識形態。它通過對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等等的許諾，對廣大的“第三世界”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包括貧富懸殊拉大、環境一生態惡化，等等。冷戰結束以后，發展主義更是演變為一種全球化的潮流。這種潮流將“發展”簡單地還原為經濟增長，將經濟增長又簡單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的人許諾未來的“美好生活”的同時，發展主義再生產著一種不均衡的經濟格局和不合理交換一分配體系，同時也嚴

重地破壞著資源日益減少的環境，損耗著已經變得十分脆弱的生態。

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忽視環境一生態問題，常常把環境的代價、健康的代價等等排除在企業內部的成本一效益分析之外；同時也忽視人文協調和社會整合問題，使社會的倫理、信任、安全、親情、團結、互助等社會得以維系和延續的基礎日益崩潰。發展主義的話語是一種唯物質主義，唯增長主義，甚至是唯GDP主義。

這種發展主義的話語體系存在著很多盲區，比如其關于增長的統計就常遮掩著人類生存的真相：大量砍伐森林以滿足木材業和市場的需求，如生產木質家具、紙漿、一次性木筷等，這一類生產拉高了GDP，但這些生產過程對環境的破壞(如制漿過程對河流的污染、林木減少既導致了水土流失又降低了空氣質量等)，卻沒有從GDP總值中扣除；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保護健康人們又不得不購買礦泉水(富人或中產階級甚至需要乘飛機去其他地方度假以呼吸新鮮空氣)，而對礦泉水的購買和度假的消費等更增加了GDP：一次破壞竟成為GDP的兩次增值，“美好生活”就是這樣被再生產出來的!

國民生產總值(GNP)或本地生產總值(GDP)、人均收入等是對社會總體收益進行估量的一些必要概念，但這一類統計如果成為唯一的社會進步的指標，巨大的環境一生態代價和社會一倫理代價便會被掩蔽起來。而且，這種統計往往并不反映出增長或開發的主要獲利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主要代價承擔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這種以貨幣來衡量價值的方法也總是將未納入貨幣流通過程的勞動(如家務勞動、志愿服務、親友互助及自給自足的農業勞動等)和其它代價(環境一生態破壞，以及健康損害、安全損害、尊嚴損害、信賴損害，等等)排除在統計范圍之外，因此常常掩蓋了增長之下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公正和不合理。

增長至上和財富至上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與歐洲啟蒙時期的人類中心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決定論存在著思想上的淵源關系，也是二戰以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又一輪全球性擴張的產物。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展主義藍圖之下，少數國家或地區(如日本及亞洲“四小虎”)由于戰后種種復雜的政治—軍事—經濟—技術—文化的綜合因素而實現了較高速度的增長，這被描述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楷模和道路；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戰后接受發展主義模式和相關的制度一技術安排的多數國家和地區，并沒有如發展主義所許諾的那樣發展起來，或者在增長的同時付出了沉重的社會一政治和環境一生態代價，有些甚至日益陷入了經濟的困境和社會的危機。

聯合國開發與計劃署《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大約四十個國家的經濟比十年前更糟了，非洲、南亞、拉丁美洲乃至昨日的超級大國俄羅斯，都面臨著深重的危機。即便排除冷戰時期的政治性援助等因素不計，“四小虎”的成功與四十個國家的不成功，也充分顯示出全球發展主義浪潮中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事實上，發展主義不是一種包容性強而是排除性強的叢林競爭游戲，正如它不能解決貧富差異問題而只能帶來更大的貧富懸殊一樣，它也沒有解決環境一生態問題而是帶來了更大范圍和程度的更嚴重的環境一生態問題，這是由它本身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和它內在的“贏者通吃”的邏輯決定的。

發展主義所到之處，是更多的自然物變成了發展主義體制和話語下的“資源”，而一旦具有了這種“資源”的價值，這些自然物就在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本土的或全球的資本一技術的依附關系，越來越集中到了各種權勢集團和資本集團的手中。在權力壟斷和資本擴張的體系之下，這些集團總是用這些“資源”去滿足自己或少部分人的利益需要，而讓大部分人去承擔資源耗竭和環境破壞的災難性后果。

這一過程通常是在滿足自然欲望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名義下進行的。問題是：如今人們層出不窮的欲望并不是原生和自然的，而是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擴展邏輯下，由跨國性的生產與銷售商團和傳媒與廣告公司聯姻精心建構和再生產出來的，其完全不同于其它生命種群萬代不變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環境一生態相對和諧的情境下人們對物質資源的占有和利用。例如一家一輛汽車，一人多件貂皮大衣或多件羊絨毛衣，每周打打高爾夫球，每年到避暑圣地度假，等等，顯然是當代消費文化引導和謀劃的產物，與人的所謂自然屬性(即使有的話)并無直接關系。這種非自然的消費欲望正在大大加劇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而且，事情往往是，為了滿足少部分人的這類欲望，多數人的飲水、呼吸、衣、食、住、行等基本而正常的需要反而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也是忽視乃至取消人們更多非物質性欲望(情感的、尊嚴的、安全的、審美的，等等)的直接原因之一。在這里，發展主義恰恰是以少數人“高級”(奢侈)的欲望去壓抑多數人“低級”(基本)的欲望，它不僅阻礙了社會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使人類多維度多層面的“幸?！敝皇Ｏ聦ξ镔|的占有和對商品的消費，從而對人類的欲望構成了嚴重的扭曲和踐踏。

全球性環境一生態惡化是伴隨著貧富差距拉大發生的。據聯合國開發與計劃署《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的統計，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和最貧窮的國家的人口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已從1960年的30比1擴大到1990年的60比1，又擴大到1995年的74比1。

需要指出的是：特定的“貧困”概念，是在發展主義的語境中才出現的，并且在這樣的語境下也才有意義。隨著大規模的“開發”，各種形式的社會和生活結構被打破，許多地區的人都先后被卷入了片面追求利潤的“增長”和盲目追求集中的“規?！钡倪M程：土地被征用，家園被破壞，環境被污染，人口外出漂流，戰爭和動亂也比以前有增無減，很多人變得一無所有，從而真正淪入了赤貧。

人們在闡述環境一生態問題時常用“人類”、“發展”、“現代化”這一類過于抽象的詞語，而它們常常遮蔽著現實中的差異：是什么人在“發展”和“現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發展”和“現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類”在受害于環境—生態惡化而哪一些“人類”在環境—生態惡化的過程中大獲其利?……顯然，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和清理，必須以反思和清理各種普遍主義的話語為方法論前提，至少須防止以習語代替思維、以話語代替事實的反實踐態度。

發展主義在中國

世界總人口的1／4在中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成功解決發展與環境一生態的矛盾，對全世界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發展是硬道理，這是針對民族積弱甚深情形的一種政治選擇。但發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賺錢是硬道理，更不等于破壞環境或毀滅生態是硬道理?，F在，“中國特色”已經成為上上下下的口頭禪，而真正的中國特色，首先是人口

眾多、資源短缺，技術落后，基礎設施不足。這就使中國既不可能、也不應該以西歐或美國早期的發展模式為“現代化”的樣板和“趕超”目標。歐美國家的現代化是建立在其早期大規模地掠奪資源破壞生態，同時伴隨著對外殖民、販奴和侵略的殖民主義擴張和帝國主義掠奪基礎上的，本土的人口一資源矛盾因為大量向外移民而得到緩解，域外的資源因為其殖民主義的政治一軍事霸權和強國的經濟一文化霸權而得到控制和支配，核心國家(占全球人口15％)和邊緣國家(占全球人口85％)之間的經濟一政治一文化的依附關系在現代化過程中得到確立。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時候，這種不平等關系可以得到緩和；在經濟發展出現蕭條的時候，這種不平等關系則得到強化和加劇，并引發各種危機，包括戰爭。這種“以外疏內”、“以外養內”以及“以外安內”的現代化過程，是他們利用了特殊的歷史條件的特定發展道路，是后發展國家不可能重復和照搬的。

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經驗，都值得中國學習和吸收，但中國不僅在國情方面大大不同于歐美，所面臨的時代與上兩個世紀也不可同日而語。西方各國不僅已經擁有先發的優勢，而且已占有在金融、電子等高技術和無污染產業里的優勢，而與眾多在發展主義模式下正在被“郊區化”和“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被迫廉價出賣資源，在被迫從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產業。發達國家可以不砍本土的森林而用域外的木材，不采本土的石油而用域外的石油，包括用取自發展中國家的豐厚利潤來緩解本土的各種矛盾，來維持本土的相對良好的環境一生態。但是，在既有的全球體系和世界格局下，中國已不能通過向外移民的方式來緩解本土的人口一資源張力，相反，只有極少數精英正在被強國有選擇地吸納；中國也不可能向外轉移環境一生態代價，相反，中國正在接受“夕陽產業”的進入和轉移，正在為此犧牲自己的森林、草原、河流、土地，而且發達國家的垃圾還通過不法商家一次次運往中國。

因此，中國只能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走堅持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的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會發展之路。這既是對世界文明多元化發展的貢獻，也是對歐美現代文明所蘊含的創造性精神的最好的學習。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八十年代以來，以恢復和建構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可持續發展問題也逐步得到社會的重視，并被國家確定為發展的戰略；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權勢和利益集團采取了忽視乃至取消社會公正、忽視乃至取消保護環境一生態的開發方案，甚至與某些跨國資本勢力的掠奪性開發聯手，從而導致了種種反社會和反生態的惡果。姑且不說我們身邊隨處可見的例證，即便在人跡罕至的高原和草原地帶，由于某些大資本集團開發觸須和國際市場收購網絡的滲入，由于某些管理機構的腐敗性縱容和配合，老鷹、狐貍、羚羊等急劇減少，加上過度放牧、特別是以破壞草原植被為代價的山羊的過度放養，一方面使羊絨和皮毛的超額利潤流向了少數新富集團，另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鏈，導致了鼠禍猖獗和植被毀壞等極為嚴重的環境一生態災難。而這一類正在危及廣大民眾基本生存條件的開發活動，居然常常被描述為“改革”的政績和“搞活”的圖景。

這些現象常常被有些人以“階段論”給予辯護?！半A段論”認為現在的環境破壞只不過是階段性的，中國也可以像發達國家那樣“先污染后治理”。誠然，任何人都能理解，人類的經驗和知識的局限，通常會造成破壞與治理之間的時間差。但“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一項通則，更不是發達國家的普遍事實，因為很多發達國家的破壞根本沒有得到過治理，只不過是將破壞的后果轉嫁給了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將一批批高污染產業逐步轉移到了不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很多環境—生態的破壞是無法在事后得到治理的，比如物種的滅絕就是一次性事件，另外很多環境一生態破壞則需要漫長的時光和巨大的投入才有可能相對緩解，比如土地的嚴重荒漠化就須窮數十年乃至更長時間之努力才可能予以緩解。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長是為人的生存服務而不是人的生存為增長服務。當掠奪式的開發已經危及到人的呼吸、飲水和生命健康的時候，當洪水、干旱、毒氣等等已經使很多人含恨而亡的時候，當我們“豁出生存搞發展”的時候，“后治理”還有什么意義?當這種“后治理”是由某些在破壞中獲利而根本不承擔任何代價的人來宣揚的時候，它還是一種值得認真對待的理論主張嗎?

“代價論”也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辯護。這種觀點認為環境—生態破壞是人類為增長必須支付的代價，不值得大驚小怪。這說法在一般意義上同樣能夠讓人理解，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可以自得好處而從不付代價的程度，何況中國長時間來的積弱狀態更決定了代價——包括環境一生態代價——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代價論”的濫用，常常有利于維護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會體制和安排，因為歷史上一切罪惡和悲劇幾乎都可以在“代價論”的粉飾下獲得其合法性：殖民主義也帶來了科技的傳播，侵略戰爭也促進了工業的增長和就業的增加，官僚集權體制也曾促進了GNP的提高，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視為“成績和代價”、“主流和支流”的關系，都可以在“代價論”的邏輯下得到肯定。因此，對“代價論”必須具體分析。問題不在于增長和發展有沒有代價，而在于這種代價是否超過了社會或社會中某些階層可以承受的程度?這種代價是由誰來承受?比方說，“代價論”的制造者們是否也在與環境—生態破壞的受害者們共同付代價?事實很明顯，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全世界非核心國家的居民的主體并沒有或很少分享到發展主義帶來的好處，核心國家的貧困階層也沒有或很少分享這種好處，但恰恰是占全球總人口85％的他們，在風景區沒有度假別墅，沒有定期出國度假的機票，甚至正在失去曾經賴以為生的土地、森林、草原以及河流，正在承受環境—生態破壞最主要的后果。

另外，不能不提到“殘余論”。這種說法認為當前包括環境—生態破壞在內的一切社會問題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殘余，只要徹底實現市場化、全球化，只要完全與歐美等發達社會的體制實現“接軌”，一切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持這種觀點的人，看到了中國五十年代以來“人定勝天”、“趕英超美”等盲目經濟行為和經濟體制對環境—生態的忽視和破壞，但沒有看到這些過程內含的“進步”、“增長”、“工業化”等基礎性觀念其實是與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同出一源；他們看到了在集權的計劃體制內的浪費和腐敗現象及其對環境一生態的重大破壞，但抹殺了這種“化公為私”正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場表現，大規模的“化公為私”更常常是以聯系資本集團的裙帶關系為直接支持和必要條件。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的產物，早期的社會主義理論側重階級斗爭與社會關系，在環境—生態方面早就存在著知識盲點，而且正是這一

點突出顯示出它與西方的科學主義、理性主義、進步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親緣關系，這恰恰是值得我們反思與清理的。但這種反思與清理是以重建社會的公共性為道德前提和價值尺度的，與廢棄社會公共性的“市場浪漫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與借口“效率”以反對或壓抑“公正”的發展主義思潮，毫無共同之處。

在冷戰結束以后，在發展主義最為風行的南亞、非洲、南美洲等地區，是世界公認的環境一生態最為惡化的地區；在發展主義最受尊奉的九十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層破壞、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為嚴重的時代。這說明環境—生態問題并非僅僅是舊計劃經濟體制的殘余之物，而是今后一個長時期內全人類需要面對的嚴峻挑戰。我們只有從世界體系的角度而不是以一國為分析單位，只有從歷史長時段的角度而不是以一、兩個年代為觀察視域，才能較為清醒地認識環境一生態問題的嚴重性，才能較好地解除各種環境一生態困境，包括反思和糾正中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中出現過的破壞環境一生態的錯誤。

文學、文化工業、意識形態

發展主義觀念能夠如此迅速獲得普及，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工業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眾文化的繁榮和擴張。文化工業借助報紙、雜志、圖書、電視、電影、廣告、流行歌曲等等傳媒，一方面生產與市場經濟相應的一整套文化價值和是非標準，迅速地破壞、顛覆人們的傳統道德和倫理，另一方面還將發展主義的一整套思想觀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灌輸到人們的思想意識深處。

八十年代以來，體現發展主義觀念的種種文化產品大量上市，已經成為近些年來文化生產的最顯著的特征。其中“成功人士”不僅獲得廣泛的社會影響，而且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神話。這與八十年代早期的“尋找自我”運動以及人性論思潮緊密相關，與八十年代晚期很多人對“中產階級”的想象以及市場化進程緊密相關，當然西方、港臺的商業文化的大舉輸入也是一種重要動力。根據一位評論家的分析，“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一般是這樣的：中年，多半為男性，微胖，受過良好教育，有美貌的妻子，調皮的兒子，駕名車，出入高級賓館及高消費場所，擁有歐陸風情的住宅，打高爾夫球，去大劇院——而這樣的形象，常常被很多人視為人生理想的目標，視為社會文明進步的指南。問題在于，在這一類形象的塑造過程中，“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真實原因總是被掩蓋了，他們中不少人靠勾結、欺詐、叛賣、殘酷以獲取暴利的骯臟，他們中不少人忍受勞苦、孤寂、侮辱、盤剝而終于出人頭地的辛酸，都化作了他們臉上空洞的微笑。在這一類形象的塑造過程中，“成功”的含義也大大地被扭曲了，人生價值的豐富性也被粗暴地單一化了，因為這些形象無一不在標榜高消費的富貴奢侈豪華，而從不具有任何道義、責任的指涉，與貧困關切、生態關切及一切人文價值關切毫無關系。他們是錢的化身，是消費的化身，是社會等級的化身。他們總是成為跨國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大眾美學代理，因為一個等級森嚴和高消費的發展中國家，總是更容易出現對外國商品和外國資本的依賴，更容易強化世界體系的不平等關系。毫無疑問，他們通過遮蔽現實和誤導公眾，將嚴重危及健康的、人民的市場經濟以及文明發育。

與“成功人士”符號相關的還有一系列時尚的潮流。時尚成了精神的上帝，成了國家權力之外最強大的社會控制力量。時尚使一切“舊”的東西貶值，而“新”的，亦即“現代”的，“世界”的，統統成為人們追捧和追求的對象。于是搖滾樂和流行歌無論好壞都是好的，民樂京劇無論好壞都是壞的；大哥大保密箱無論有用與否都是要有的，四合院自行車無論方便與否都是要丟的。這一系列潮流背后是跨國商品的傾銷和商家高額利潤的賺取，其單一化和強制化，更扼殺了人們精神的豐富性和個異性，一步步取消了人們在文化上應有的判斷力。因此，當真正腐“舊”不堪的文化糟粕如“三陪女”、“拜財神”、麻將賭博乃至無知迷信被當作最“新”時尚的時候，被當作“現代”與“世界”文化流行色的時候，最為痛恨傳統的眾多新潮派人士倒卻很少例外地津津樂道趨之若騖。他們在文化上貌似激進主義的先鋒的態度，常常伴隨著他們最為古典和老派的墮落。這是消費主義文化極為尋常的景觀之一。

文學是文化生產中重要的一個領域。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創作不乏優秀的作品，但從整體上來說，面對社會深層矛盾的集中浮現和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很多作家似乎還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藝術準備，甚至還可能在紛紜多變的世俗生活中迷失價值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創作傾向值得回顧和檢討。一種出現在某些描寫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里：作者感受到了社會底層的生活壓力，對老百姓的生活有較為生動的再現，卻時常采取了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秩序進行辯護的立場，比如總是將新富人士美化為新的救世主，其為所欲為、欺行霸市、嫖娼宿妓、行賄受賄的行為也常常被諒解或者得到羨慕，而下層百姓則被要求對這些人逆來順受。這種“強人救世”、“富人救世”的作品，向讀者散布著絕望的情緒，指示著低頭屈服的出路，自覺或不自覺地強化著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

另一種傾向出現在某些表現個人世界的作品當中：作者拋棄了傳統的社會政治大敘事，轉向個人內心世界的探索和個體價值的確立，在藝術形式上則常有現代主義的奇異和狂放。但這些作品中的相當部分時?；蛄巳诵哉?，用人性論的本質主義來抹煞“人”的歷史性(人的主體如何被“建構”起來的歷史過程)。似乎人性即人欲，而人欲是自然的、原真的因而是神圣至尊的，完全掩蓋了現實生活中所謂“人性”賴以形成的全部文化過程和全部社會關系，制造著一種絕緣獨立和一成不變的人性神話，與發展主義的哲學邏輯是一脈相通。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還有濃厚的消費主義色彩，雖然有時云山霧罩撲朔迷離，但對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向往之態卻不時躍然紙上。有些作品還表現出濃厚的極端自利主義色彩，不斷渲染和擴散對他人和對社會的冷漠，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不時流露字里行間。金錢是生活的意義。美女和美酒是感覺的源泉。趁社會分化剛剛開始趕快撈一把，成了這些作品對讀者的隱性教導。這種寫作當然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文學中的天然盟友，差不多是一種消費指南和社會鉆營須知。因此這些作品雖然有時也會貌似“先鋒”，但不可避免地相互雷同和自我重復，日益顯出時尚快餐文化的通俗品格。

結語

一次新的思想創新正在世紀之交臨近。保護環境一生態，在當前已成為重建社會公共性迫切的現實課題和重要的思想人口，也成為最有社會動員力的行動旗幟之一。但這個問題并非新世紀所面臨的社會現實問題的全部，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也須有開放和多元的空間?？紤]到環境一生態標準也可以成為國際貿易中打壓對手的籌碼，考慮到某些人崇拜自然而惡待父母的奇怪世相，考慮到某些綠色恐怖主義的施暴行跡……南山座談的參加者們深知問題的復雜性，希望這一次座談能通向今后更多角度和更多層面的思考和批評，通向更為成熟和健康的社會實踐。

要做到這一點，超越八十年代以來的某些思想定勢至關重要。人類／自然，市場／政府，社會／國家，現代／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增長／貧困，發展／環境，等等二元對立的簡單模式具有貌似強大的解釋效能，其正在成為各種媒體上的流行話語，正在妨礙人們對歷史和現實作出真切而準確的診斷。如果我們真要面對中國的問題，就必須從這些日益淪為教條和迷信的思想定勢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個人既得利益一地位的局限中解放出來。中國因特殊國情注定要在現代改革和建設過程中承受環境一生態的超常壓力，中國的知識界和批評界也因此有可能從這一視角開始思想和文化的創新。這可能正是一種幸運。

(本紀要由李少君執筆整理，部分與會者在審閱紀要時做了必要的補充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