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之夏：一個中國女孩的夢

邢　汶

蘇豫：自幼經歷坎坷，1 995年開始在北京打工，后成為獨立紀錄電影制片人，2000年7月，她榮獲哈瓦那國際電影節紫荊花獎。

從陜西到北京

我從來都沒見過生身父母。我聽祖母說，爸爸花幾千塊錢從山西娶回來一個女人，生下了我。但沒多久這個女人就跑掉了，爸爸到處一邊打工，一邊尋找，終于病死在異鄉。我從來都不愿意多問，我只知道爸爸和媽媽都足赤貧的人，他們的故事蒼白、悲苦。

我感激小腳的祖母。她雖然不識字，卻深明大義，竭力使我有讀書的機會，她依靠撿柴竟然使我讀完了小學。我要讀中學的時候，她已經不久于人世。在臨終前，她堅持拄著拐杖步行十幾里地，到鎮上的中學，為我爭取了不交學費讀完中學的權利—二然而，她去世不久，我讀初二的時候還是輟學了。因為我雖然不交學費，卻沒得飯吃。

那是1990午的夏天，我15歲，祖母去世，我跪倒在祖母遺像前，暗暗發誓，不能一身光鮮，一路風光，我永遠不踏上這塊土地。

我在全國漂泊，身上披著一絲襤褸，臉上涂著煤灰。我早已喪失了女孩的性別概念，只求一身飽暖而巳，但夢想卻一直在心里深深潛伏，難以磨滅。1993午，我在北京火車站被當作盲流收容，我在收容所里有吃有住，簡直不愿意出去。后來北京鐵路公安處的一個姓柳的女警官發現我原來是個女孩，大吃了一驚。她也是陜西人，算個老鄉，就把我帶回家，讓我暫時在她家里住了下來，于是我在收容所里的幸福生活就此結束。

在柳阿姨家里住了兩天，幫她做做飯，收拾一下家務。這期間我拼命地學習，如饑似渴地把柳阿姨書架上的書全都仔細看了個夠，最喜歡的還是《犯罪心理學》、《偵查心理學》這類書。柳阿姨很喜歡我的求學上進，她為我買來自學考試的書籍，希望我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一個文憑，我報考了心理學。

1995年7月，我拿到了大專畢業證。在畢業前夕，我離開了柳阿姨家。臨走的時候，柳阿姨問我能自己找到工作嗎?我說能。她奇怪地問我為什么那么有把握，我說我一天跑20家公司，一個月里可以跑600家公司，至少能有一家公司樂意錄用我。柳阿姨笑了，她說我的求職理論很獨特，是打一場求職的人民戰爭。

事實上我沒有這么費勁，一家食品國際集團很快就通知我上班。

下面的一年我是在瑣碎的事務性工作里邊打發的。我感到在這里將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因為來公司一年，我竟然從來沒見過老總，這個公司規模如此龐大，而人事又是如此復雜。我只能在最底層苦熬歲月。1996年10月，在我暗暗下決心要離開這家似乎永遠不可能給我提供更多機會的公司的時候，機會卻突然來臨。

灰姑娘的神話

我拿到第一個月薪水的時候，給柳阿姨買了一件羊毛衫，還給我原來讀書的中學寄了300塊錢，希望校長能用這筆錢資助類似我當年情況的赤貧學生。以后每個月我都堅持這樣做，慢慢地擴大到三個學校的二十幾個學生，每個月我都能收到這些孩子的來信，給我極大的快樂，我想祖母在九泉之下也會高興的。為了節約開支，我基本上不買化妝品和新潮時裝。

國慶節晚—上，公司舉辦了一場員工party，要求穿晚禮服出場。我找到一個在商場做售貨員的朋友，求她把樣品借我穿一下，我估計party將在晚9點結束，而她是晚10點半下班，我可以在她下班之前將衣服送回去。她還熱心地幫我化了妝，穿上這套標價6000元的禮服，我簡直不敢相信鏡子里的人就是自己。當我緩緩走進舞場的時候，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使我恍惚覺得這場party就是為我而開。

好多人邀請我跳舞，到了9點，我有點著急了，準備跳完這支曲子就走，還得把衣服還回去呢。這時候有個穿著休閑西裝的年輕人走上來邀我，整個舞場里的男士幾乎都穿著豪華而死板的燕尾服，他的休閑裝就顯得非常灑脫而令人注目。我不好拒絕，只好隨他走進了舞池。跳了一會兒；我著急地說：“對不起，我要走了?！彼苫蟮貑枺骸按蠹叶纪娴谜淇?，干嗎這么著急?”我難為情地低頭不語，他注意到我衣服領子上的標簽，用手摸了摸，我更難堪了，干脆直截了當地說：“這件禮服是我借的一家商廈的樣品，馬上要給人家送回去?！彼麉s沒有驚訝，反而微笑著說：“哦，公司的薪水，難道竟然不足以你買一件晚禮服?——我跟這家商廈的人比較熟，這件禮服你可以明天再還?！?/p>

我心神不定地跟著他跳了一支又一支舞曲，直到晚上11點多晚會才結束。他彬彬有禮地給我打了輛出租車，目送著我遠去，直到最后，我都不知道他在公司里是干什么的。

第二天一早，我惴惴不安地去那個商廈還衣服，沒想到我那個朋友竟然說有人為我買了單，這件衣服現在是我的了。但到底是誰，對方沒有留下名字，我疑惑不解地回到公司，我們主任神秘兮兮地告訴我，公司人事部傳下來文件，讓我到公關部報到，新職務是公關部副經理。作為中層干部，我要到總裁面前接受任命。

一連串的變故讓我如墮夢中。我怯怯地推開總裁辦公室那古銅色的沉重大門，腳下軟綿綿的波斯地毯讓我忍不住屏住了呼吸。辦公室中央一個檀木老板臺后面端坐著一個穿著休閑西裝的人，嘴角含笑，眼神炯炯，原來正是我昨天晚上遇見的那個青年人！

他跟我握握手，說：“對不起，昨天晚上還沒來得及自我介紹，我姓江，江明?！?/p>

這個名字我一年來每天都可以從公司文件里看到，是我們公司的總裁，我不禁呆在那里，作聲不得。

“從你到本公司來的第一個月，我幾乎每個月都會收到陜北幾個縣教育局的感謝信，”江明從抽屜里拿出一大摞信函，鋪在桌面上，繼續說，“我觀察了你一整年，認為你是個可造之才。你的愛心令我非常感動，不過我想知道，你覺得這樣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沉默了一下說：“我盡力而為而已?！?/p>

江明問：“你知道，在大海退潮的時候，無數條魚兒被擱淺在海灘上，窮盡自己的力量，又能將幾條小魚送回大海呢?又有幾條小魚在乎你的努力呢?”

我心里一陣酸楚，脫口而出：“他們都在乎，因為……因為我曾經就是一條不被在乎的小魚兒?！?/p>

江明凝視了我一會兒，點點頭：“好吧?，F在公關部經理空缺，你雖然是副經理，卻是一把手，希望你近期拿出一個策劃報告來，讓董事會能夠認可我的選擇，相信你能做到?！?/p>

你能欺人，不能自欺，縱能自欺，天不可欺

我熬了三個通宵，做出來的策劃無懈可擊，董事會一致通過，并且建議由我擔任公關部經理，但這卻遭到了江明的反對。他認為我資格尚淺，當然他的意見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我感到困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賞識我的才干?幾天后，他直接

兼任了公關部的經理，成了我的頂頭上司。這樣就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我的工作便利了，因為以前我還要向分管副總裁匯報工作，現在我的意見可以直接到達江明那里。第二是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多了，因為他把我的桌子搬進了總裁辦公室。

江明出生在上海，高中就被父母送到新加坡去讀書，后來去美國；在俄勒岡食品學院讀研究生，畢業后在這家跨國食品公司美國總部任職，并拿了綠卡，當他被委任為中國地區總裁時，才27歲。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工整光潔，肯定是用刷子仔細刷過的，他的氣質、著裝、言談舉止，顯然都是從高檔寫字樓里培養出來的。

他城府很深，極少表露心境。你從他的表情里很難看出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我漸漸地感覺到，我們之間已經有了一種無言的默契。他到國外出差的時候，總是忘不了給我帶回各種名牌時裝、香水，從來都說：“作為一個公關經理，代表本公司的形象，這些東西都是公司應該為你添置的?！笔聦嵣衔抑?，這些他都沒有拿到財務去報銷，全部自己買單。一次，公司的一家競爭對手抓住我們的質量瑕疵大做文章，我因為疏忽沒有及時處理，消息傳到了美國聯邦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釀成了一起嚴重的公關危機?？偛空鹋?，追究下來，江明以公關部經理的身份承擔了責任。直到現在我才明白他兼任公關部經理的苦心：在以前所有的公關工作的成績他都記在我頭上，而出了問題他卻一手承擔。

第二年春天，我出差去香港，為他帶來一條領帶，這是我第一次給他送禮物。他有點驚訝，我說：“作為總裁，更代表著本公司的形象，這些東西是本公關部應該為你添置的?！彼唤笭?，連連點頭。

我已經想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愛情慢慢的滋生。我們從來沒有溫聲細語的表白，沒有浪漫的燭光晚餐，沒有扣人心弦的情人節……我們的愛情就像是春天的青草，看不見高度，而每天都在激動地生長。還沒等我仔細觀察愛情的枝葉，它已經結出了通紅碩大的果實。1998年春節，他帶我去上海老家過年，雖然是禮節性拜訪，事實上是向他的父母表示我們的關系，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地進行。我猜想他應該就在這段時間求婚了，我等待著，我保證，我會答應他的，因為在他每次入侵我的夢境的時候，我的靈魂早已與他融為一體。

就在這個時候出了問題。1998年8月，公司向陜北貧困地區十幾個小學捐贈了幾百箱方便面。這本來是一起非常普通的公關活動，但公司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宣稱這次行動叫“千家綠色學校，百萬綠色食品”，意思是向一千所學校捐贈了價值一百萬元的食品，電視上還出現了幾個小孩說“我愛吃x x x方便面”的鏡頭和老師們感激不盡的場面。我看了報道后又是吃驚又是寒心，趕緊去找江明說：“公司捐助的食品一共不過三千塊錢，現在卻成了一百萬，太過分了?！苯髡f你太敏感了，還說：“你是不是因為自己有過痛苦的童年經歷，就永遠難以釋懷?”我生氣地說：“是，我不愿意那些被擱淺的可憐的小魚兒還被人利用!”江明說：“不管怎樣，我們是捐贈了，總比一點不給好，這難道不是有利于國家的兒童事業嗎?”我轉身就走。

過了幾天，專門來采訪“百萬綠色食品”行動計劃的記者們來了。在情緒激動下，我憤然將事實真相說了出來，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我的良心。下午，江明氣急敗壞地把我叫了去，嚴厲地說：“我現在不給你講其他，馬上到財務支10萬塊錢，把今天到場的所有記者都找到，無論如何也要把報道壓下來，已經印出來的報紙，全部買下來銷毀重印?！?/p>

我以沉默的方式表示我的抗議和拒絕，他緩和了一下口氣說：“你別以為自己是誰，我們都是這個社會的一枚棋子，都得按規矩走步，否則就得出局。你是，我也是！”

我反問他：“難道我也是你的一枚棋子?”

他憤怒地喊起來：“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我的標準是有投資就得有利潤?！?/p>

我心里像被大錘狠狠地打擊了幾下，渾身發冷，流著淚說：“你可以找別人去掩蓋真相，但我告訴你，你能欺人，不能自欺，就算能自欺，你不能欺天！”

第二天一早，報道和譴責如潮水般涌來，廣告管理部門就此事也展開了調查。很快江明奉召回美國去了，有其他人接任他的位置。我聽說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已經去機場了，我發瘋一樣地打車直奔機場，沖進候機樓，只見他手里提著一只皮箱，孤零零地走進了登機口，我大聲喊了一下，他回過頭來，我們隔著厚厚的密封玻璃，聽不見彼此說話。他把手放在玻璃上，我也放上，我多想再感受一下他的溫暖啊，可是手里都是冰涼，這時候登機的時間到了，他凝視了我一眼，轉身，離開，背影漸漸消失。

滿目荒原枯花，都是讓我傷心的風景

我當然是不能在公司繼續呆下去了。我曾經把一切都交給了江明，我以為他就是我的巢穴，是我永遠的歸宿，但是他突然像鳥兒一樣飛走了。而我，還是像一條擱淺的小魚兒，在陽光暴曬下苦苦等待著一只溫暖的手把我送回大海。

北京讓我感到孤獨，孤獨讓我感到畏懼。1998年9月，我回到了陜北，只帶了一架小型攝像機和一臺放映機，這是當初江明送給我的。我準備用這只獨特的電子眼睛，忠實地記錄下陜北貧困地區的教育現狀，讓全國了解西北，讓世界了解中國。讓更多的人都來關注貧困地區的孩子們，這是我畢生的心愿。

從此，我的足跡踏遍了榆林、靖邊、神木、吳旗以及寧夏的固原。海原、西吉等等窮困山區。一邊走鄉串戶放映電影，一邊收集素材，準備鏡頭腳本。隨身我還帶了幾本厚厚的電影經典名著，邊拍攝邊學習。在這些地區，很多人都是這輩子第一次看電影。每當我來的時候，他們像是過盛大的節日一樣，走很遠的山路去迎接我，給我借米借面做一頓可口的飯菜。我離開的時候，他們總是把我送出很遠很遠。我的名字在父老鄉親中傳誦成了一個英雄，我覺得從來都沒有像現在這樣享受著如此巨大的幸福。

1999年冬天，我在寧夏固原一個，回族朋友家里落腳。清晨，大雪紛飛，孩子們都赤著腳在院子里玩耍，我說：“這么冷的天，怎么也不穿雙襪子?”孩子的媽媽說：“反正習慣了，也沒錢買襪子，”我心里難受極了，沖那些孩子招手說：“我給你們放電影，別在外邊玩了?！蔽矣脡Ρ谧鲢y幕，放了個非常陳舊的動畫片。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看見那個腳上都是黃泥，還帶著冰碴兒的孩子，偎依在媽媽懷里，看得這么聚精會神，完全沉浸在于他這一生第一次見到的這么神奇的畫面里了。這個溫暖的情景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想我要拍攝的這個紀錄片，名字就叫《媽媽懷里的電影院》。

我在大西北的粗礪風景中沉浸了一年半之久。在這個過程里，許許多多的事情，許許多多的人震撼著我，使我感到激動，感到光榮，感到充實，有時又感到羞愧。他們是窮

人，可是他們善良友愛、聰明靈巧而且慷慨大方；遠勝大都市里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父母往往勒緊腰帶，將自己的生活降低到最低的能勉強維持生存的地步，甚至十幾年不買一條褲子，也要讓孩子走進學校大門。而很多孩子，每天吃的僅僅是煮熟的土豆，再放點鹽巴，卻都刻苦地學習。這個過程，是我靈魂脫殼清洗的過程，我越發感到自己選擇了一項多么有意義的事業，多么值得我終生努力的事業。我的身材也隨著歲月的磨礪而健壯充沛，充滿勇氣和自信。

在這一年半的時間里，我的夢中常常出現江明的身影。他不僅沒有離我遠去，反而在夢中更加頻繁地出現。

2000年3月初，我完成了3000米的錄像帶，帶回西安，準備后期制作，把錄像磁帶進行剪輯然后轉化成電影膠片。這是一項非常耗費資金的工作，而我卻早已在一年多的奔波中一文不名。我無法向別人說明我的作品，因為我手里只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錄像帶和字跡凌亂的構想草稿。我在西安頓時陷入了困境。租住在西北大學附近的一間廉價的小房子里，每天背著一大包錄像帶出去奔波。早晨心懷希望，中午感到灰心，晚上失望而歸。天氣嚴寒，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心里冷得更加難以忍受。

不如你先嫁給我，然后我們一起嫁給山區的孩子們

為了我的夢想，為了把我的作品做出來，我已經顧不得后半生的生活，冒著一團風險從一切途徑告貸舉債。3月底，我來到北京，尋找以前的朋友們借錢，找到了原來在那個商廈做售貨員的那個朋友，她一看見我眼圈就紅了，抱著我說：“大家知道你到大西北去了，以為你在那里被狗熊給吃了，哭了好幾場了?！蔽医o她講了我這兩年的經歷。她說：“我們都知道了。你來得正好，有個公司從去年就找你想跟你合作拍片，那個經理上個月到西安找你去了，我趕緊聯系讓他回來，你們談談?！?/p>

我草草吃了點東西，倒頭就睡。晚上十點多的時候，我那位朋友把我推醒了，她說：“我們去機場，那個經理聽說你到了北京，已經飛回來了，我們去接一下?！蔽倚市殊焘斓厣狭顺鲎廛?，到了首都機場還沒完全清醒過來，正在候機樓里打盹呢，我那位朋友推了推我，說：“你看?！?/p>

我睜開眼睛，似乎身處夢境，眼前站著一個人，穿著白色休閑西裝，眼神炯炯，嘴角含笑，不是江明是誰。

我這才知道，他回美國之后，對總部夸大事實虛張聲勢的做法很反感，并且跟董事會發生了嚴重的爭吵。后來不久他就賣掉了自己的股份，回北京創辦了另一家食品企業。他到處找我，找到陜西的時候，我已經去了寧夏，他跟去寧夏，我又去了內蒙古，總之都沒有碰到。后來他聽說我的片子做完了，正在西安到處找人，又趕緊到西安去找我。因為不知道我在哪兒住，一直打聽不到我的消息，沒想到我又來了北京。

當天晚上，我躺在他懷里，向他傾訴兩年的刻骨思念和孤單旅行的苦楚，熱淚濕透了襯衣。似乎要把兩年來的委屈一古腦兒地傾吐出來。他感慨地說：“沒想到你這么一個弱女子，竟然能完成這樣巨大的勞動并獲得如此巨大的成果，真令我難以想像。我整整找了你兩年，兩年里你跑過的地方我基本上也都跑遍了，從我所見所聞，我認為你是對的，我也真正地理解了大西北的生活和精神?！?/p>

在江明的支持下，資金終于完全到位，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影片的剪輯中。江明陪我來到西安膠片洗印技術研究所，專門為我租用了一間暗房，聘請了四名洗印剪輯工作人員，加班加點地趕進度，因為四年一度的哈瓦那國際紀錄電影節將在2000年7月底開幕，我要爭取屆時拿出來爭奪紫荊花大獎，這是紀錄片的權威獎項。

我日夜呆在暗房里，凝視著一個個鏡頭被剪接起來，成了我熟悉的一個個關于大西北的感人場景，這些場景又漸漸連綿成一個個真切的動人的故事，我心潮起伏，難以平靜。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5月5日凌晨，第一個147分鐘的拷貝完成了。我把它抱在懷里，撫摩著光滑的膠片，在上面貼上一個手寫的標簽：《媽媽懷里的電影院》，忍不住熱淚盈眶。旁邊站著的江明與我一起分享了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靠在他胸前，默默地說：“我想證明，我們并不是棋子，只要有自己的雙腳，就有自己的道路，只要有自己的夢想，就有自己的輝煌?！?/p>

2000年6月20日，我懷里緊緊地抱著那個拷貝，從北京坐飛機轉道香港趕赴哈瓦那參展。我堅持不讓江明陪同，不愿意自己像個小孩似的。7月12日那天晚上，我的片子展現在二十多位國際知名的電影評論家評委面前。隨著放映機緩慢地發出沙沙的聲響，整個放映廳里一片寂靜。雖然我的片子沒有英文配音，只是憑借那震撼心靈的畫面，已經使這些評委們出神了。因為那是關于一個偉大國度的遼闊背景，在暴戾的陽光下寸草不生的荒涼土地，那里卻生活著無數頑強的人民，他們的孩子赤著腳走在山路上，步行十幾里地到幾間黑洞洞的屋子里讀書……

我在賓館的有線電視上看到評審的結果出來了，六部片子榜上有名，我的作品排在第二位。我走進洗手間，把水龍頭放得大大的，整個房間里都是嘩嘩的流水聲，然后我盡情地讓熱淚流了個夠。

頒獎那天江明來參加我的頒獎典禮，他還是第一次穿上了正式的燕尾服，打著領結，神情嚴肅地在貴賓席上端坐。典禮結束之后，回到賓館，他攬住我的腰，凝視著我的眼睛，深情地說：“得妻如此，夫復何求?”

我瞥了他一眼說：“好像我已經答應嫁給你了？”

他疑惑地問：“那么……你準備嫁給誰?”

我笑著說：“我已經把自己嫁給山區的那些孩子們了?！?/p>

他釋然地笑了，想了想說：“不著急，你可以先嫁給我，然后我們一起嫁給山區的那些孩子們，豈不更好?”

8月底，我們在上海舉行了婚禮，他又去忙自己的公司，為我的工作提供強大資金后援支持。我則抱著攝像機，把我的目光和鏡頭又投向了更遼闊的土地，那里都是我熱愛的祖國的土地，都是值得我終身描述的一個永遠不會結束的故事。

(藍印摘自《時代姐妹》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