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肯尼迪的戰略思想

時殷弘　魏長春

〔內容提要〕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迪爾沃思講座教授、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任保羅·肯尼迪可稱為近二三十年來最享盛名的國際關系史和戰略史學家。在對歷史的研究中，這位杰出的學者形成了相當系統、在若干重要方面獨具特色的戰略思想，特別是補充和升華了業已存在的大戰略理論。他的戰略思想中對于大戰略理論特別重要的部分包括：大戰略不僅在戰爭時期、也在和平時期對實現或維護國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義；制訂和實施大戰略的關鍵——國家對外政策目標與其手段之間的協調或平衡；關于各種具體的國家資源或對外政策手段與國家戰略間關系的歷史——理論分析，特別是對于地緣政治和經濟、技術兩大類要素的戰略含義之尤為深切、具體的揭示。由此，他使大戰略理論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變得更具歷史的可靠依據和豐富例證，從而也更具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美國外交/戰略/大戰略/保羅·肯尼迪

將保羅·肯尼迪譽為近二三十年來最富盛名的國際關系史和戰略史學家，大概是殆無爭議的。這位現任耶魯大學歷史學迪爾沃思講座教授和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任的杰出學者，脫穎于富有歷史-哲理思考之主流傳統的英國國際關系學界。他以《大國的興衰》等宏篇巨著和其他許多學術貢獻，他撰寫的書籍包括：PacificOnslaught7thDec.1941/7thFeb.1943(1972);PacificVictory(1973);TheSamoanTangle:AStudyinAnglo睪erman

AmericanRelation,1878-1900(1974);TheRiseandFallofBritishNavalMastery

(1976);TheRiseoftheAnglo睪ermanAntagonism,1860-1914

(1980);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BackgroundInfluencesonBritish

ExternalPoli

cy,1865-1980(1981);StrategyandDiplomacy,1870-1945:EightStudies(1983);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

Conflictfrom1500to2000(1988);PreparingfortheTwenty睩irstCentury(1993).他主編的書籍主要有：GermanyinthePacificandFarEast,1870-1914(1977);

TheWarPlansoftheGreatPowers,1880-1914

(1979);NationalistandRacistMovementsinBritainandGermanybefore1914

(1981);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

(1991);GlobalTrends:TheWorldAlmanacofDevelopmentandPeace

(1994);TheUnitedNationsinitsSecondHalfCentury(1995).顯著地豐富了對現代國際關系與國家對外戰略的微觀探究和宏觀認知，體現了關于政治、軍事、外交和戰略及其經濟、技術乃至社會環境的淵博學識和深刻理解，并且以他那在當今學界遠非多見的總體展示能力和恢宏瀟灑的文才，打動了從國務家和戰略家到一般學人甚至許多普通公眾在內的無數讀者?！洞髧呐d衰》一書在1987年出版后，迅速成為《紐約時報》等權威評估機構確認的全美最暢銷書之一，并且很快被翻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流行。

保羅·肯尼迪的戰略思想美國研究在對國際關系史和戰略史的研究中，保羅·肯尼迪形成了相當系統、在若干重要方面獨具特色的戰略思想，而且在其論著多處給予了一般的歷史學家難得有意識、有能力來成就的理論性和哲理性闡說。他在戰略思想方面的根本貢獻，是基于事實探究和歷史概覽，補充和升華了業已存在的大戰略理論，并且以自覺體現其戰略思想的戰略史述，來為之提供特別堅實、也特別富有教益的認識材料，從而昭告一切有志于了解和把握戰略真理的人們：“只有學習歷史，才能產生對于什么是大戰略、它如何能動地起作用、大戰略的操作者在一個個具體環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動的本質性理解?！薄芭嘤龖鹇灶I導者的最好辦法，在于學習歷史上大戰略是怎樣制定和怎樣付諸實踐的?！币訮aulKennedy,JohnLewis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

(Syllabus).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YaleUniversity,Spring/Fall2000.感謝保羅·肯尼迪教授給本文作者提供該教學大綱和他本人的論著總目。本文將集中闡述他的戰略思想中對于大戰略理論起到特別重要的補充和發展作用的部分，即大戰略不僅在戰爭時期、也在和平時期對實現或維護國家基本利益的重大意義；制訂和實施大戰略的關鍵——國家對外政策目標與其手段之間的協調或平衡；關于各種具體的國家資源或對外政策手段及其與戰略間關系的歷史-理論分析，特別是對于地緣政治和經濟、技術兩大類要素的戰略涵意之尤為深切、具體的揭示。

一大戰略理論：哈特與肯尼迪

大戰略（grandstrategy）可以最廣義、也最簡明地定義為“基于手段和大目標這兩者間經過深思熟慮的關系的全面行動規劃”。它從來就不是一門精確不移、刻板劃一的“科學”，而是需要以靈活為關鍵的、不斷的重新審視和調整。Kennedy,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Syllabus).就國際關系和國家對外戰略而言，關于大戰略的思考和實踐可以說構成了人類政治思考和實踐中最悠久的傳統之一。無論是孫子、伯里克利或羅馬帝國早期那些可稱雄才大略的皇帝，還是伊麗莎白一世、俾斯麥、馬漢或列寧，都是大戰略的杰出實踐者或思想家。參見DonaldKagan,“AthenianStrategyinthePeloponnesianWar,”

inWilliamsonMurrayetal.,eds.,TheMakingofStrateg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EdwardN.Luttwak,Grand

StrategyoftheRomanEmpire:FromtheFirstCenturyA.D.totheThird

(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9);J.E.Neale,Queen

ElizabeethI(NewYork:DoubledayAnchorBooks,1957);HenryKissinger,

“TheWhiteRevolutionary:ReflectionsonBismark,”Daedalus,Vol.97,No.3

(Summer1968);AlfredT.Mahan,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istory,1660-1783(1890)

(NewYork:DoverPublication,1987),chapter1;CondoleezaRice,

“TheEvolutionofSovietGrandStrategy,”

inPaulKennedyed.,GrandStrategyinWarandPea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尤其是克勞塞維茨，其巨著《戰爭論》大概無愧為“單獨一部最具影響的大戰略著作”，將戰爭從屬于政治和政策這一根本性的觀念，連同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戰略規劃的功能，再明確不過地引進了大戰略思想。Kennedy,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Syllabus).

然而，作為一個單獨和自覺的戰略學領域或分支，大戰略的真正理論研究可以說遲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才明確地出現，而首創大戰略這一術語及其理論概念的英國著名軍事思想家和戰略史家利德爾·哈特，是當時該領域最為杰出的代表。哈特確認，大戰略的“任務就在于調節和指導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所有一切資源，來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利德爾·哈特：《戰略論》，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頁。軍事力量只不過是這所有一切資源中間的一種而已，其他諸如經濟、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對戰爭和戰略同樣具有重大意義，而“戰爭的（合理的）政治目的”概而言之，不是僅就其本身而言的戰爭勝利，而是“在戰后獲得鞏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比戰前有所改善”。利德爾·哈特，前引書，第489頁。哈特指出，“戰略能否獲得成功，主要取決于對目的和手段（工具）是否能作精確的計算，能否把它們正確地結合起來加以使用。目的必須與現有一切手段相適應”。同上，第440頁。與以往經典的戰略研究者認為“戰略是為了達到戰爭目的而對戰斗的運用”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75頁。有所不同，哈特論及了戰略的至關重要的多類非軍事因素，將戰后和平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是戰爭的政治目的本身），當作一項必須解析和優化、而非可以視作當然而不需探究的根本戰略前提，并且強調政治目標、軍事目的與戰略手段三者互相間的平衡。如此他便極大地拓展了戰略理論的研究范圍，并且繼克勞塞維茨之后，開始進一步將戰略理論置于一個非常必要、并且更明確的大框架之內。參見張春、時殷弘：《大戰略：理論與實例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然而，哈特的戰略思想仍主要集中于軍事領域，其“大戰略”僅是一項關于在戰時國家調動所有資源以達到戰爭之政治目的的最一般原則，缺少有關戰略與經濟、政治、外交、精神文化以及地理環境之間關系的具體的歷史－理論探討。哈特承認，“大戰略與戰略不同，其領域內大部分還是神秘的處女地，正等待人們去繼續開拓和研究”。哈特：《戰略論》，第440頁。

在繼哈特之后的不少大戰略研究者中，保羅·肯尼迪成果最豐。擔任哈特晚年的研究助手的經歷，使他對哈特的大戰略概念及其理論潛能有最深切的理解。然而不僅如此，作為一位當代一流的歷史學家，并且是其中最具宏觀思考意識的“綜合者”之一，關于“綜合者”與“微觀解析者”(“lumpers”vs.“splitters”)的區別，見JohnLewisGaddis,StrategiesofContain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Preface.他在向世人展示恢宏的戰略史畫卷和進行深刻的戰略史闡析的同時，昭示了他本人既豐富、又系統的戰略思想，特別是經過他補充與升華的大戰略理論。他指出，“真正的大戰略在和平時期的運用與它在戰時的運用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為重要”，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p.4.國家在和平時期也應爭取目標與手段、成本與效益之間的大致平衡。他仔細分析了現代史上各歷史階段內列強的實力與弱點，闡明了國家對外政策可以依憑的各類資源或具體手段與戰略的聯系。在這方面，他特別杰出的是:（1）強調并雄辯地論證了在戰略與經濟、技術狀態之間保持協調的重要意義，以及前者對于后者或直接或終極意義上的依賴性;（2）對地理因素、尤其是國家地理位置的戰略涵意或戰略利弊影響作了可謂難以匹敵的歷史－理論闡說?？夏岬蠈τ诖髴鹇岳碚摰呢暙I，主要在于將該理論的原則置于和平環境中加以分析，并且詳細論述了大戰略可資利用的所有資源。由于所有這些重要工作，保羅·肯尼迪使大戰略理論具有了基本的全面性，而且變得更具歷史的可靠依據和豐富例證，從而也更具現實指導意義。最后，但并非最為次要的是，他有關道義與戰略間關系的論說，突破了以往的絕大多數戰略思想家有意無意地墨守的“道義中立”（neutralmorality）JohnCarnett,

“StrategicStudiesanditsAssumptions,”

inidemed.,ContemporaryStrategy,V.1:TheoriesandConcepts(LondonandSydney:Croom&HelmLtd.;,1987),pp.12-13.的樊籬，而對如何協調防務、消費與投資三者之間關系的闡述，又使他論及了以往的戰略思想大都忽視了的“發展”問題。

二和平環境中的大戰略

這并不表明肯尼迪忽視了戰爭年代的大戰略運用。相反，他對例如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國、路易十四法國、英國、希特勒德國、甚至軍國主義日本在歷次最重大戰爭中的大戰略問題,有著不少獨具慧眼的揭示和評判。見其《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1870-1945,chapter7.但是，從大處著眼，他真正具有獨創性的——也是本文關注的——是他對于大戰略理論有所發展的部分，其中首先是和平環境中國家大戰略的必要。

保羅·肯尼迪將大戰略概念非常明確地從戰爭年代延用于和平環境，這本身就構成了戰略理論思想的一項重要發展。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東西方關系處于較穩定的緩和狀態，世界愛好和平的各種力量（國家的、國內的和跨國的）逐步壯大，美蘇間的“核恐怖平衡”更使得大國全面戰爭變得難以想象，世界政治實際上已開始進入一個就總體而言相對持久和穩定的和平時期。國家要在和平環境中維護安全、追求對外影響或權勢的增長以及實現其他基本利益，同樣需要高屋建瓴般地規劃和調度國家的所有可用資源。原先從戰爭總結出來并運用于戰爭時期的大戰略理論原則，在和平條件下依然可行，并且必須自覺地發揮對于種種具體的國策制定的根本指導作用?；趯@一總體情勢的強烈的意識，保羅·肯尼迪指出真正的大戰略“不會隨戰爭的結束而停止，也不會因戰爭的爆發而開始”，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4.國家在和平年代也應該保持目標與手段的基本協調，也要計算行動的代價與收益。與在戰爭期間爭取以盡可能小的代價獲得國家政治目的所要求的戰爭結局不同，和平環境中的大戰略要求在發展經濟、滿足國民的經濟和社會需要、維護和增長國家內部穩定與對外尊嚴、建設和保持足夠的武裝力量等基本目的要素之間取得大體的均衡，并據此合理地調度國家各類資源。

大戰略是通過對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多類手段的綜合運用來實現國家的基本政策目標。目標與手段平衡與否，被保羅·肯尼迪視為一國盛衰的頭等原因。1815至1865年間的英國，在一個由英國人看來幾乎是權力真空的世界上建立和維系一個“便宜”Kennedy,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London:AllenandUnwin,1981),p.32.的龐大帝國。少有國際競爭的情勢，使得帝國目標得到英國在地緣政治、經濟技術、社會結構和遠程武力等方面的顯赫優勢以及穩定的國內政治的可靠支撐，目標與手段的如此平衡締造了半個世紀的英帝國輝煌。然而，自格萊斯頓政府往后，英國海軍的絕對領先地位面臨嚴峻挑戰，地緣政治優勢逐步喪失。其他大國（尤其是德國）的權勢增長以及因此對殖民地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英國要維持帝國目標的難度，而這又是在英國具備的國力手段不僅并無多少改善、而且同德、美等新興強國相比迅速衰減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僅如此，科技的急速發展引起武器價格飆升，這同軍備競賽、特別是英德海軍競賽一起，導致軍事開支大幅度增長，國家財政由此嚴重拮據。英國的能力與它要追求的目標已很不相稱，這一昔日超級大國的衰落便勢所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沉重打擊了英國的經濟，國民戰后幾乎不顧一切的畏戰情緒與和平幻想又使它“疏于防務”。與此同時，從戰敗國手中接管的大部分殖民地使英國“所承擔義務與所擁有能力之間的鴻溝更為龐大”。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London:AllenandUnwin,1983),p.98.因而，兩戰期間的國際環境對于英國這個“處于其歷史最后階段的攤子鋪得過大的全球性帝國（這個帝國仍然控制著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但制造能力和戰爭潛能卻只占世界的9％至10％）來說，綏靖政策與反綏靖政策都有不利后果”，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第393頁。結果只能退居為一個中等國家。保羅·肯尼迪指出，和平環境中要取得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平衡，至少需要一國“在追求完備的武裝體系時，應當顧及國防開支可能形成的影響”。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4.20世紀50至80年代的蘇聯，為了同美國全面對峙和競爭而維持異常龐大的陸軍，并且竭力建設和擴充極其昂貴的頭等戰略核力量和一流遠洋艦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其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財政愈見羸弱。蘇聯“想在全球范圍內同美國分庭抗禮的持久競賽努力，與其在經濟領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稱”?？夏岬希骸洞髧呐d衰》，第524頁?！糧W)〗這最終作為一個頭等原因，導致了90年代一個超級大國的急劇解體。與此相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奧匈帝國已潛伏著嚴重的崩潰風險，“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奧匈帝國企圖以二流國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強國的角色”。同上，第265頁。

目標與手段的協調有一個最起碼的要求，那就是戰略決策者對本國以及對手國家的目標和擁有的手段或能力作出基本充足、大致合理的估算。任何過高或過低的估計（更不用說以不可靠的假設作為主要依據的估計）都可能使得本國的目標與手段脫節，從而給國家帶來風險。保羅·肯尼迪仔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海軍首腦蒂爾皮茨的海軍大擴充計劃，指出了其中致命的估算錯誤。首先，蒂爾皮茨幾乎根本無視德國國力直接和間接的內在局限性：與仍然勉強維持金融優勢的英國相比，德國財政甚至潛在地更為拮據；海軍競賽消耗了很大部分軍備開支，德國命定的主要武力依靠——第二帝國陸軍的作戰能力便勢必大受影響；在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它不可能長久保持技術上遠非遙遙領先的優勢；國內政治不穩，外交上又處于只有羸弱的奧匈帝國（至多再加上更為羸弱的奧斯曼土耳其）可以被指望來協作的不利地位。參見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p.150.更為嚴重的是，蒂爾皮茨基于很不可靠的、甚至是全然一廂情愿的假設，嚴重低估了敵手英國。他認為，英國輿論對德國海軍大擴充的反應不會很強烈，德國完全有可能悄悄越過“危險時段”，然后以頭等強大的海軍實力使英國措手不及地面對致命的兩難選擇，即要么全盤退讓，要么在異常不利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海上大決戰；他還想當然地斷定，英國在未來的英德戰爭中將采取海上大進攻態勢，而非實施對德近距離海上封鎖。所有這些估計都基于這樣的一個假設：“當德國的海軍力量從不值一提發展成對英國海權的巨大威脅時，英國政府會維持以前的海軍分布、海上戰略和外交政策”。參見Kennedy,〖WTBX〗StrategyandDiplomacy,pp.138,151.從對自身和敵手擁有的手段（包括戰略判斷能力）的錯誤估計出發，如果要達到蒂爾皮茨追求的目標——建造一支與英國同等強大的海軍力量，那么德國在促使英國確認其為頭號（甚至唯一）大敵之外，就將付出其他沉重代價：財政重負、陸軍反對、黨派分裂和國內的戰略分歧公開化，Ibid.,p.160.從而促成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保羅·肯尼迪在他的作品中，特別擅長通過統計數字，對比性地展示各歷史階段上各大國的人口、經濟能力和軍事能力，并且分析比較它們各自的地緣形勢、政府效率、國民文化和國際環境，由此出發來判斷它們各自是否做到了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平衡，判斷其戰略確定和戰略運用是否恰當。這方面最杰出、也最為人所知的范例，自然首推其《大國的興衰》一書。

保羅·肯尼迪還強調，戰略決策者必須盡可能地充分考慮對外行動的代價與收益，或曰其成本效益。1846年至1914年期間，英國在海外擁有的大量殖民地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它可以從殖民地獲取大量廉價原料，并為其工業品獲得壟斷性的龐大出口市場，而且一個巨型帝國增強了它的國際政治權勢和足以令英國人自滿自得的“威望”。但是，眾多海外義務的存在大大加重了英國的財政和軍事負擔，在德國挑戰其優越地位時，分散了它本應集中對付德國威脅的精力。不僅如此，它龐大的遠洋艦隊雖然基本上能保障其“海上生命線”，卻大大增加了它的財政重負。PaulKennedy,“Debate:TheCostsandBenefitsofBritishImperialism,1846-1914,”PastandPresent,November1989,Vol.125,pp.186-192.在分析16世紀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國的海外殖民地給它自己造成的影響時，肯尼迪認為：它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強大的軍隊得不償失；它從美洲領地獲得的直接或間接利益相當可觀，“放棄這種產業不可思議”；從意大利撤軍無利可圖，其潛在危險更是一目了然；放棄造反的尼德蘭可能加強夙敵法國的力量，并且很可能在帝國境內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然而，他斬釘截鐵地判斷，哈布斯堡在尼德蘭的耗費十分驚人，不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價來力圖控制處于漫長交通線頂端的兩百萬頑固的尼德蘭人”?？夏岬希骸洞髧呐d衰》，第61頁。同當代英語國家研究哈布斯堡西班牙的頭號權威約翰·埃利奧特的論斷一樣，肯尼迪確認帝國事業的這一最嚴重的“過分伸展”，連同未能就此成功地“調控衰落”，構成其國勢敗落的頭號直接原因。JohnH.Eliot,“ManagingDecline:OliveresandtheGrandStrategyofImperialSpain,”

inKennedyed.,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p.87-104.

三地緣政治眼界和地緣戰略分析

一般來說，地理因素對任何有足夠規模的人類群體的生存、發展和內外關系方式都有重大影響。而且，它們在所有那些共同決定此等人類群體命運的基本要素中間，無疑屬于作用頭等經久、也頭等深刻的一類。作為思考和判斷地理因素之社會作用的一個主要分支，地緣政治思想抽象地說就是關于國際政治權勢與國家或地區地理環境之關系的思想。它所涉及的，是經久的空間關系（spatialrelationship）對國際權勢重心興衰的影響，是同地理環境的作用相關連的那些技術、政治組織和人口因素之變化趨勢對于國際力量對比的內在含意。同近半個世紀來其他尤為杰出的國際關系史學家相比，保羅·肯尼迪的一大引人注目之處，就在于差不多貫穿于他的所有主要論著的地緣政治眼界和地緣戰略分析。在這方面與他類似的當推路德維?！さ舷Ｎ?，或許還有亨利·基辛格、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見LudwigDehio,ThePrecariousBalance:TheFourCenturiesof

EuropeanPowerStruggle(NewYork:AlfredA.Knopf,1962);HenryKissinger,AWorld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andtheProblemofPeace,1812-1822

(Boston:HoughtonMifflin,1957);HenryKissinger,Diplomacy

(NewYork:Simon&Schuster;,1994);JohnLewisGaddis,Strategiesof

Containment;GeoffreyBarraclough,An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History

(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1964),chapters3,4.他體現了地緣政治思考的一項難得的突出長處，即尤其在空間方面總體地把握世界或區域政治，或者說將局部的、一地的國家行動和國際關系置于全球或區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內。這對于戰略考察的俾益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總體性視野的最大尺度范例，是他在《大國的興衰》一書開頭對歐洲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斷?？夏岬希骸洞髧呐d衰》，第一章第4節。歐洲所以能在世界現代歷史開始前后騰越為世界上最生機勃勃、最強大有力的地區，歸根結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緣條件。歐洲地形支離破碎，眾多山脈與森林將各個人口中心隔離，而其氣候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有很大變化。正是有賴于這樣一種地緣特征，歐洲在1500年后能超越和壓倒中華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波斯帝國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絕對的領先優勢。較具體地說，第一是歐洲崎嶇多變的地形減少了外部勢力入侵蹂躪的可能性。第二，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有利于產出適于交換的種種不同產品，眾多可通航的河流又促成了不同產品之間的交換，而周邊環海這一狀況則刺激了造船業和促進了海上貿易，并且最終導致歐洲沿海新的財富中心的確立。第三，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變的氣候，大有助于促成并維持政治上的分裂，而這對于歐洲的崛起具有關鍵意義：不存在任何統一的權威可以有效地阻止這一或那一貿易發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隨意使得某一產業在歐洲范圍內興盛或衰敗，也沒有無所不在的苛稅體系來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系統、全面的掠奪，正是這樣的掠奪嚴重阻礙了歐洲以外帝國的經濟成長。不僅如此，為維護生存與獨立，歐洲各個分散的和互相競爭的政治實體競相加強軍備，繁榮的武器貿易大大刺激了軍事技術在各國的發展，這既阻止了某一個歐洲強國能憑借絕對的軍備優勢建立大一統的“普遍帝國”（universalmonarchy）,也使得歐洲地區在軍事領域取得了對于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保羅·肯尼迪確認了工業化進程引發的地緣政治變遷，連同這一變遷所導致的國際實力和潛力分布的重大變化趨勢。這使得他在地緣政治理論的基本論辯中，更多地站在麥金德而非馬漢一邊。19世紀后期開始的廣泛工業化對于地緣政治造成了巨大影響，其結果在于海權相對衰落而陸權相對興盛。陸上巨型大國在人口和自然資源規模方面擁有潛在優勢，這種優勢由于工業革命的擴散而有了開發的可能和必然。它們依憑工業化過程，能夠獲得遠大于英國之類傳統島國（以及其他“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特別是鐵路網絡的擴展顛覆了原先海權優勢的一項先決條件——同陸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為便利，成為陸上大國開發其巨大資源、并因而弘揚陸權的極有力動因。不僅如此，工業技術擴散和鐵路發展對海洋國家和陸基國家有著不同的戰略意義：陸上兵力投送更為方便、迅速，從而使傳統的海洋國家更難防范陸基國家對其海外殖民地的攻擊；發達的鐵路與新技術武器如魚雷、潛艇大大降低了島國傳統的戰略利器——海上封鎖的效用，同時使這類國家更難保護其“海上生命線”；工業化改變了戰爭的規模與進程，擁有巨大人口、領土資源的國家更有可能贏得一場大規模的持久戰爭?！肮I化產生的影響在于使各國利用自身占有資源的機會均等化。從長遠看，它終將剝奪較小規模的海島國家享有的優勢，賦予龐大的陸基強國更多利益?！盞ennedy,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p.23.關于工業化與地緣政治變遷的關系，特別見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pp.48-56;idem,TheRiseofAnglo

GermanAntagonism,1860-1914,chapter6.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時殷弘、石斌：《美國與21世紀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3期。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和俄蘇這樣擁有絕對規模優勢的洲級大國決然興起，而英國這樣的傳統島國或“中等國家”急劇衰落。

肯尼迪認為，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一國的戰略地位和戰略選擇。英國的島國狀地理位置即使它免于外敵入侵，又能專注于海外擴張。法國路易十四的擴張野心因其海陸混合型地理狀況而大受挫折，因為他在陸地上的對外擴張將招致各個方向上的阻礙，而海上戰爭又會分散陸上力量使大陸擴張難以得逞。德國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國內交通設施使它能迅速調動兵力，獲取原料供應，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敵手對它的“包圍”，這也就是戰略上的內線作戰之列。但與此同時，德國處于歐陸中心的“天生被包圍”的地理位置，使它極易被其他歐陸強國視作威脅，并且使它難免陷入兩線甚或多線作戰的困境。奧地利帝國領土橫跨中、東歐洲，而且也與幾個強國相鄰。這樣的地理位置增加了它外交和軍事上的難度，但同時一個并非過于強大的奧地利充當著歐洲力量平衡的中心支點，即抑制法國在意大利和西歐的野心、維持意大利現狀、阻滯俄羅斯對巴爾干滲透。這使得奧地利帝國擁有一種源于地理狀況的“消極優勢”——作為歐洲均勢的平衡支點而得以在顯著衰弱之后長期幸存，直至毀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夏岬希骸洞髧呐d衰》，第102-110，199，203，258，317頁。

四經濟、技術之首要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肯尼迪的戰略思想中最廣為人知、一定意義上也最為重要的論斷是“經濟增長速度不均衡，對國際體系中許多成員國相對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地位，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和長期的影響”?？夏岬希骸洞髧呐d衰》，第536頁。80年代末期，在尚未看到不久后美國依憑信息技術革命、經濟結構調整和改良了的財政政策等等形成近乎空前的經濟、技術顯赫優勢的情況下，他異常引人注目地指出：美國經濟增長相對緩慢，其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總產量的份額下降，農產品出口因受第三世界國家競爭而減少，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龐大，“美國大戰略所必需的經濟基礎前景不容樂觀”?！糧W(〗Kennedy,“The(Relative)DeclineofAmerica,”TheAtlanticMonthly〖WTBZ〗,August1987,p.116.又見《大國的興衰》，第8章。這種狀況雖然與同期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更為脆弱的經濟相對照，可以使美國人稍感安慰，但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歷了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得益于歐洲一體化的西歐國家相比，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趨勢明顯不利于美國，其戰略地位也在這樣一種國際經濟背景中相對下降。雖然事后證明，他對美國發出的這一根本性告誡言之過早，但他的基本思想——經濟、技術及其相對發展速度最終決定國家大戰略及其成敗，甚至決定國運本身——無疑是正確的，而他對這一點（尤其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的反復強調，無疑為大戰略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保羅·肯尼迪認為，一國經濟結構模式同樣影響其戰略地位。19世紀末期的英國工業生產能力顯著相對下降，遠落后于新興的美國和德國，同時倫敦卻仍舊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這種經濟模式制約了英國的戰略選擇。首先，財力衰落中的英國需要對黃金外流加以控制，但結果將是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喪失；德國不斷增加的對外貿易對英國工業形成了強勁沖擊，但同時這些貿易大都由倫敦的銀行家支撐，因而一場英德大戰將可能導致這些銀行倒閉；英國保險業巨頭勞埃德公司為了自己的、也是對英國經濟俾益甚大的商業利潤，欲為德國商船在將來戰爭中遭受的任何損失進行補償，而這將大大減小英國在沖突中截獲德國商船的戰略效果。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p.95.不僅如此，“英國成為金融中心……意味著它更加依賴國際社會的繁榮和全球貿易增長，其經濟更容易受到戰爭和國際信用體系崩潰的傷害”。Ibid.,p.96.因此，英國一度要實行妥協政策也就不足為奇。

關于經濟與軍事的關系，肯尼迪強調“沒有一個繁榮與充足的經濟基礎和足夠資金來源的軍事力量，從長遠來看是不可靠的”。Kennedy,“TheFirstWorldWarandtheInternationalPowerSystem,”

InternationalSecurity,1984,Vol.9,p.38.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德國是這方面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史例。它不顧經濟狀況而一味擴軍備戰，由此損傷了國家的長期性綜合實力，最后飽嘗軍事失敗的惡果?！皩?0、80年代的美國這類過度擴張的國家來說，對軍事投入較少可能使國家隨時易受攻擊，但投入過多，則會在帶來眼前安全之際損傷美國的經濟競爭力，使得長遠安全得不到保證”。Kennedy,“The(Relative)DeclineofAmerican,”p.118.對于美國，最重要的大戰略要求是盡可能做到軍事與經濟之間的大致平衡和協調，避免出現“過多防務”或“過少防務”。另外，一國的經濟能量要轉化為具有相當影響的軍事能力，一般不應是過于急切的，因為“這種經濟擴張型國家的戰略首選，是成為一個富裕的國家而非大量擴充軍備”。Ibid.,p.119.

盡管經濟技術對于國家大戰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決定一國在國際力量格局中的位置和對外政策選擇的是經濟、軍事、文化、國內政治和道義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1865年時的英國擁有先進的工業、完備的信用體系、首屈一指的海軍力量和廣袤的殖民領地，在世界上占據著一個十分有利的位置，成為幾乎不可攀比的“老大”，因而意在維持現狀。但1870年后，“發生在經濟、軍事、殖民地等領域的無可挽回的變化與其愿望嚴重相?！?。Kennedy,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p.19.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經濟幾成廢墟，軍事力量大為虛弱，只能求助于美國的支援和保護，同時英屬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英國實際上成了“二流國家”。世界歷史上這一意義重大而又深遠的變遷，其大部分原因集中體現在保羅·肯尼迪對慕尼黑事件的杰出分析中?！?938年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上讓步妥協，是出于一系列難分孰重孰輕的動機與壓力”。Ibid.,p.291.英國長時間疏于防務導致軍事力量孱弱，海外義務牽制了國家的軍事關注和軍事力量，孤立主義傳統傾向于使英國人不愿卷入歐陸紛爭，自治領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和平解決蘇臺德危機，公眾輿論畏戰，張伯倫為保住在國內的執政地位而夢想和平解決歐洲緊張局勢，英國經濟衰敗以及希冀避免經濟因軍事沖突而雪上加霜，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敵視使英國政府完全不愿同蘇聯進行戰略合作，國內“道義輿論”討厭戰爭、醉心和平。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張伯倫對納粹德國的綏靖，而“當每個因素都朝向同一個決策時，人們很難找出哪個因素最為重要”。Kennedy,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p.301.

五其他對外政策要素與國家戰略

對地緣條件和經濟技術之戰略涵意的歷史——理論闡析，在保羅·肯尼迪關于國家戰略之決定因素和國家根本目標之實現手段的系統見解中，應當說是富于卓見，因而也最有教益的。然而，他就外交、國內政治、國際環境、國家文化、民族精神和社會道義等多類決策要素或政策手段所作的歷史論說和理論思考，同樣體現了深邃的戰略眼界和精細的戰略理解，成為他的戰略思想中富于啟示的重要成分。

保羅·肯尼迪認為：“外交的重要性在于爭取盟友、獲取中立國支持和減少敵對國和潛在敵對國的數量，以達到在平時改善國家的國際地位，戰時增加勝利的可能性”。Kennedy,GrandStrategiesinWarandPeace,p.5.外交的好壞，關系到大戰略的成敗和國家對外目標能否實現，而對外政策決策者的素質和才能，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外交的品質?！艾F實政治”（realpolitik）大師俾斯麥的高超外交，不僅為德國統一成為一個歐洲強國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且使得德國在他宰相任內始終作為歐陸首強安然主導歐洲國際政治，而未成為他一直擔憂的一個“反德大同盟”的眾矢之的。相反，威廉二世浮夸虛榮，急躁專斷，反復無常，粗俗淺薄，使得俾斯麥去職后的德國外交冒失愚蠢，咄咄逼人，結果造成德國的孤立和英法俄反德協約，成為第二帝國最終滅亡的一個主要原因。參見時殷弘：《新趨勢·新格局·新規范：20世紀回顧·國際關系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00，104－105頁?？夏岬显陉P于兩次世界大戰戰前和戰時外交的分析中指出，盟友并非多多益善，關鍵在于得到強國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為了得到擁有豐富資源和作戰潛能的美國的同情甚或合作，不惜在拉美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等問題上對美國讓步，加上德國此后的一系列愚蠢做法，終于促使美國成為英法盟友，對戰爭的結局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與此相反的是納粹德國同意大利結盟所產生的后果：意大利的歸附使德方不得不開辟一條新的戰線，用自身有限的資源來防止意大利的潰??；與此同時，意大利在領土方面的要求顯著增加了德國的外交麻煩?？夏岬希骸洞髧呐d衰》，第366-367,418頁?！糧W)〗

國內政治、尤其是政黨政治和公眾輿論，對國家的對外戰略選擇也有重要的、往往可以是決定性的影響。自1865年以后，英國政府的“綏靖”保羅·肯尼迪在他的一項研究中揭示，廣義的綏靖（即“通過……談判和妥協來承認和消除不滿，以此解決國際爭執，從而避免訴諸將是耗資巨大、傷亡嚴重并可能非常危險的武力沖突”）并非張伯倫首相任內所獨有、亦非僅存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20年，而是19世紀6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70余年里英國對外政策的一大傳統，甚或主導模式。見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chapter1.引語見p.16.政策一直受到來自左、右兩翼的攻擊（左翼主要是起先的自由黨和后來的工黨，右翼則主要是保守黨），但從總體上看，左翼大都支持這一政策，右翼雖然往往反對，卻并非足夠有力。到1938年秋的慕尼黑協定之后，隨著希特勒再三得寸進尺，英國國內政治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右翼內部原先就反對張伯倫的一派發動了更激烈、也更自信的抨擊；其次，左翼也放棄了對綏靖政策的支持，轉而批評政府外交；最后，原先多少追隨張伯倫綏靖的許多保守黨議員組成群體，開始對其施加壓力?！八羞@些黨派反對這一政策的出發點不同，但其觀點一致：綏靖政策已不符合現實，而且頗具危險性”。Ibid.,p.32.張伯倫再也不可能獲得堅持其綏靖戰略所需的足夠的國內支持。不過，在肯尼迪看來，有些形勢下，“盡管政黨因代表公眾意見而受到決策人的充分重視，但它不可能對政府外交產生廣泛影響”。Kennedy,TheRiseoftheAnglo睪ermanAntagonism,1860-1914(London:AllenandUnwin,1980),p.85.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黨本身須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適應國內外形勢和取得民眾的容忍或支持。甚至執政黨的屬性往往也不是決定對外政策的關鍵。例如，英國在19世紀80年代上臺的保守黨政府曾百般挑剔自由黨政府的“綏靖”路線，而當它自己成為執政黨后，卻仍沿用之。至于公眾輿論，則一般會影響對外政策行為，尤其是在決策者意圖組織和利用公眾輿論來推進其戰略的時候。俾斯麥可謂是這方面的能手。德國統一以前，為了削弱奧地利在眾多德意志小邦的輿論控制優勢，俾斯麥就已經在此領域有所行動；德國統一后，他更注重利用媒體來推行內外政策，其手段往往是對輿論界進行誘導，更多情況下是積極干預以允許親政府的言論占取上風，同時設法壓制持批評態度的任何觀點,包括威脅關閉持反對立場的出版社。另一方面，政府的對外政策和戰略選擇往往多少受輿論左右，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尾隨輿論?？夏岬险J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英德間不斷升級的對抗中，“媒體的影響主要不在于（直接）影響了官方政策，而在于惡化政治氣氛”，Kennedy,TheRealitiesbehindDiplomacy,p.57.德國的一些權勢集團為了挑戰現存的世界秩序和進行海外擴張，極力煽動國內的反英情緒，英國媒體作為回應，也開始攻擊和謾罵德國的內外政策，而兩國的“政治家都未充分估計相互敵視的公眾輿論的后果，或者是對其失去控制”。Kennedy,TheRiseoftheAnglo睪ermanAntagonism,p.102.此外，肯尼迪還談論了國內政治方面的其他一些情勢對于國家大戰略及其要素的影響：國內危機可能使一些國家的統治者為轉移民眾視線而進行對外冒險，或者使另外一些國家更加內向；專制國家會抑止民眾的創造積極性，從而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管理機構的低效或腐敗損害對外部事態的反應速度，招致不利結果；不同國家的政府處理對外事務會有不同的風格，并且帶來往往不同的后果，例如德國政府那常見的權變與快速、連同很大程度上完全秘密的決策機制雖然往往效率較高，但易形成過分專斷和錯誤的決定，而英國政府那通常溫和、審慎的外交風格雖然有助于形成較為理智的決策，卻往往緩慢拖宕，大不利于恰當和及時的危機反應。

肯尼迪還闡析了戰略與國際環境、國家文化、民族精神和社會道義之間的關系。無論是拿破侖戰爭后英國建立空前廣泛和顯赫的海外霸權，還是普魯士在英國的贊成和其他大國無暇他顧之際實現德意志的統一，并且飆升為歐陸頭號強國，參見HenryKissinger,Diplomacy

(NewYork:Simon&Schuster;,1994),p.99;A.J.P.Taylor,

TheStrategyforMasteryinEurope,1848-1918(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54),pp.32,88,104.都得益于高度有利的國際環境。傳統文化的越益嚴重的保守性是中華帝國閉關自守、裹足不前并終于羸弱不堪的深層原因，而日本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武士崇拜和等級倫理是它擴張侵略的一個重要源泉，并且使之一度擁有國際力量競爭中其余國家難以攀比的一項“精神優勢”；國民士氣是取得戰爭勝利、甚至平時對外政策綱領重大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普魯士人出于自卑感，在1850年的厄爾米茨協定中對奧地利讓步，英國人驚恐德國在軍備和技術上的急速進步，從而大大增加對軍事的投入：這些都顯示了國民心理對戰略的重要影響。19世紀60年代，“正義”與“道德”觀念在英國國際政治思想領域的上揚，加上國民對使用武力（主要是對在歐美“文明世界”內使用武力）的顯著增長的厭惡感，促成了“綏靖政策”的形成，而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國家的猖狂侵略使“采取退讓妥協意味著崇高理想遭到侮辱、國際保證與領土邊界受到輕視、國民自由與民主權利慘遭壓制時，綏靖政策注定走向破產”；Kennedy,StrategyandDiplomacy,p.34.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民主國家內廣泛流行的威爾遜主義式的“和平”、“正義”思潮，提供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它們“疏于防務”的政治文化和倫理背景。在肯尼迪那里，所有這些難以精確細微地解析和確鑿無疑地把握的非物質因素，都對國家戰略及其成敗有非同小可的影響。

六結束語

保羅·肯尼迪在分析總結歷史經驗和已有的大戰略理論的基礎上，確立了他本人的戰略思想，其中富有對前人的補充和發展。他確認，大戰略不僅存在于戰爭年代，而且更多（差不多也更重要）的是國家在和平環境中對大戰略的需要，其本質也同樣在于通過對所有各類國家資源的調度來實現國家的根本政治目標。國家在和平時期也應盡可能尋求目標與手段的大致平衡，充分估計對外行為的得失，爭取以盡量小的代價獲取盡可能大的效益。他在廣泛考察和深刻剖析歷史的過程中，揭示了各種、尤其是非軍事的對外政策工具與戰略之間的關系，展示了它們如何影響和決定國家對外政策、戰略選擇乃至國家命運。他尤其突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技術對于國家大戰略及其成敗的特別關鍵的深層作用。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加強經濟建設、技術發展和長遠投資的遠見，使他不再局限于先前的戰略思想家們大多僅關注戰爭、和平與安全的狹隘性，Carnett,“StrategicStudiesanditsAssumptions,”pp.14-15.而將國家的“發展問題”實際上納入了大戰略理論，并且賦予其顯著的重要性。

然而，保羅·肯尼迪的戰略思想仍有顯著的缺陷。第一是關系到大戰略的主體?？夏岬显鴮γ绹鴥葢鹬心媳彪p方的戰略進行了分析，一定程度上較大多數傳統戰略思想家僅僅關注主權國家的戰略有所突破，但他仍然忽視了弱小國家、國內政治實體和跨國實體的戰略運用，以及這些類型的實體給歷史上強國的大戰略帶來的影響。第二，他雖然充分而深刻地闡析了有關國家的根本政治目標，而且也作了一些關于階段性目標的具體論述（例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進行海軍大擴充進程中，蒂爾皮茨一方面有組織利用反英輿論來通過海軍計劃的目標，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試圖不引起英德輿論互相敵視），但是他未注意到這兩類目標之間應有的至關重要的關系，即“旨在達到根本政治目標的每一行動階段上政治目的，嚴格從屬于這根本目標”。時殷弘：《關于臺灣的幾項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2期，第27頁。第三，“他將1945年后美國的興起與以往歷史上霸權國家的崛起等量齊觀，而把它的衰落過程與英國的情形相提并論”。W.W.Rostow,“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BookReviewand

Correspondence,”ForeignAffairs,1988,Vol.66,p.865.歷史學家常有的這種過度簡單的歷史類推，促使他作出了本文第四節開頭已予展示的很不準確的預測——一項對于能否正確地估計21世紀前期的世界大局來說頭等關鍵的預測。

無論如何，保羅·肯尼迪是當今國際關系學界很少幾位最杰出、最淵博的戰略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的大戰略思想的精髓，肯定可以納入現代戰略理論的一流寶藏。這位優秀學者眼下的第一宏愿，或許就是“復興關于大戰略的研究和實踐”，爭取盡可能廣泛和深入地教導后學“以富有想象力的、卓有成效的方式來思考和貫徹大戰略”。Kennedy,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Syllabus).仍需明智地確定未來世紀性大戰略和優化若干重大問題上具體戰略選擇的當今中國人，應當從他那里得到可貴的教益和啟示。

時殷弘：南京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魏長春：南京國際關系學院國際關系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