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

岳健勇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在有關中國引進外資的問題上，國內存在著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吸引外資是為了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和引進國際先進技術。目前，國內高達7萬多億元的龐大居民儲蓄[1]和不斷擴大的銀行存貸差[2]，表明將引進外資用以解決儲蓄－投資缺口的解釋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工業結構的整體效益也遠未帶來預期的成效[3]，那么千方百計引進外資的動機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一，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衰退軌跡

2000年，中央安排社會保障支出達458億元，比1999年增長了80％，比同年財政部向全國人大提交的社會保障預算支出高出38.8％[4]，由此可以明顯感受到失業給政府帶來的沉重壓力。同年，國家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剝離的壞帳近1.4萬億元[5]，然而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比例仍達25％[6]。銀行實際壞帳有多大迄今還是個謎[7]，但毫無疑問，壞帳總額肯定遠遠高于已剝離的數額，這可以從國家發行特別國債提高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嚴令銀行業強化信貸風險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額的銀行壞帳暴露出長期以來國內投資的低效，即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中國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就不再受困于儲蓄不足和外匯短缺，“雙缺口模型”理論無法解釋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日甚一日的強烈需求。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繁榮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國內消費，當時的改革是雙贏博弈，社會各階層均從改革中受益。放權讓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國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顯傾向于企業承包者和職工，國家統一確定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資總額、不斷地漲工資、幾乎不允許國企破產，以及通過財政貼息方式補貼虧損的國有企業，保持了企業間職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穩定了占城鎮就業主體的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預期，使得居民消費傾向極其強烈，于是出現了對于輕紡、家電類消費品工業的投資高潮，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高達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個百分點。

由于承包制負盈不負虧，企業存在著投資的軟約束；行政分權使“條”的中央政府權力向“塊”的地方政府轉移，權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經濟建設的政治壓力和各級政府逐級對下實行與政績掛鉤的仕途升遷激勵機制下，產生了強烈的投資沖動，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資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權控制國有銀行在當地的分支行，追求產值的增長。中央計劃在下達過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導致實際投資發生放大效應。地方政府與所轄國有企業在“塊”的體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關系，必然滋生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以維持落后的生產和技術以及相應的就業。資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紛紛投資“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業項目，并控制本地資金外流，造成投資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許多行業出現大量達不到規模經濟的低技術、高成本的重復建設。在一些投資較大的耐用消費品行業，如彩電、冰箱等家用電器生產線的引進上，同一類型的技術和設備被各地競相重復引進，很快導致行業生產能力的過剩。

從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權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國內市場統一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過對本地資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強其政治權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實施行政控制或干預的跨地區的企業間購并，包括有競爭力的企業間的“強強聯合”，使得市場退出機制難以形成和啟動；加之當時存在著向國有銀行轉嫁企業虧損的便利條件和政治環境，落后企業得不到及時淘汰，低水平重復建設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區間產業布局的嚴重雷同[8]，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相似度為0.935，而中部與西部省區相似度則高達0.979[9]。這不僅使地區間難以進行經濟協作、實行規模經營，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而且還埋下了市場需求不振時，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設壁壘惡性競爭的隱患。然而總體上的經濟短缺暫時掩蓋了投資的低效。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接近飽和，同時在國家抑制通脹的政策下，國內消費增長趨緩，社會經濟中開始出現結構性商品過剩。但經濟仍有局部短缺，表現為收入的增加使國內儲蓄上升，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消費檔次提高，而國有企業產品不適銷對路，出現經營虧損和企業間相互拖欠。中央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旨在促使經濟復蘇的措施，如放松銀根、在國企中開展“質量－品種－效益年”（1991年），因不觸及國企改革的根本而無濟于事。這時，放權讓利后占GDP比重不斷下降的國家財政已不能無限制地支持虧損的國有企業，為維持社會穩定，國有銀行承擔起了向虧損企業輸血的功能。

1992年中國經濟再次出現高速增長。鄧小平南巡掃除了發展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障礙，激發了全國各地發展經濟的空前熱情。投資拉動是此次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因，中央銀行大幅度放松銀根，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由原計劃的12.6％提高至68.2％。但實際上由于席卷全國的開發區熱使得土地和房地產投機有暴利可圖，大量的銀行貸款被投進了房地產的開發，甚至不少工業企業將生產性貸款拿去做房地產和股票的投機。房地產熱帶動了鋼材、水泥等建材行業的興旺和部分社會就業，這些投資相當一部分又轉化為消費，經濟因此再次出現空前的繁榮景象。

由于國企改革始終解決不了其內在運行機制上的缺陷，國有企業缺乏在市場競爭中，特別是缺乏在買方市場條件下（如八十年代末需求相對不足引起的市場蕭條）進行調整、改造和技術創新的動力，其開工不足、生產能力閑置、效率低下的問題必須依賴消費的膨脹來解決。而1992－1993年投資引發的社會消費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機提價和恢復滿負荷生產能力的機會，提價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轉化為企業的消費基金（包括銷售費用的膨脹和獎金、福利的發放），因而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和資產收益率仍然很低。

這就造成了國有企業對外部需求膨脹的過度依賴，刺激了企業在繁榮期過于旺盛的投資需求，必然造成生產能力的再度過剩。在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新形勢下，市場需求相對于生產能力而言的不足，開始反逼企業削減工資和福利，導致消費萎縮，企業重新面臨開工不足和虧損。由于投資低效和蕭條時的企業虧損，累積成巨大的銀行呆壞帳，足以威脅到國家金融運行的安全，國有企業普遍的高福利再不可能維持下去。因此不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礎上的消費膨脹從此消失，雖然1997年固定資產投資仍高達33.8％，下崗、失業帶來的就業壓力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費預期，經濟難以再現兩位數的高增長。

九十年代以來固定資產投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10]，產出大量增加，導致買方市場迅速形成，國內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與國內企業進行“替代性”競爭的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生產能力的過剩，1997年市場全面飽和，中國短缺經濟時代結束。到2000年，國內貿易局商業信息中心對國內市場609種主要商品的供求狀況的調查發現：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8％，供小于求的商品僅占2％[11]。國內技術落后、規模過小的大量重復投資，使得主要工業品生產能力的利用率相當低。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發現，主要工業品有2/3的生產能力閑置，其中37.2％的利用率不到50％[12]，工業企業資產收益率迅速下滑。

在1992年的投資高潮中，作為投資主體、不用顧忌投資后果的大批國有企業介入房地產業，經濟泡沫不斷膨脹。形形色色的亂集資、亂拆借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國有銀行面臨的金融風險越來越大。由投資拉動的信貸過度擴張引發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地產泡沫迫使中央政府從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嚴厲的財政貨幣“雙緊”政策，整頓經濟秩序。

“雙緊”政策和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使國有企業再度陷入困境，國內企業投資的相對萎縮恰被此時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商直接投資所填補。這一輪外商直接投資以歐美跨國公司為主，它們深受中國巨大市場潛力的鼓舞。隨著1992年以來中國“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提高，1992－1997年間跨國公司對華投資大量增加，維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

這期間跨國公司投資表現出與八十年代外商投資的很大差異。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以港澳臺資為主，主要從事“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除了在出口市場與國內企業有所競爭外，基本不侵蝕國內市場，還增加了國家外匯收入和社會就業，為國有企業提供了新的消費群體，部分彌補了優惠政策導致的國家稅收損失?？鐕緞t不同，它們以市場控制為主要目的，一進入中國市場，即與國有企業產生激烈競爭，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品牌和企業管理上的優勢給國有企業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

國有企業長期以來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貴族化”，保持了消費市場的活力，促進了消費結構升級，吸引了西方跨國公司蜂擁而至，但同時也將國際競爭引入國內市場，使大批同行業低效率的國有企業被擠垮，從而對中國產業的成長形成巨大沖擊。九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華的資本－技術密集型投資項目大量增加，對中國石化、機械、電子、鋼鐵等國有重化工業構成了重大打擊。到1996年，轎車業的68％，電梯的70％，彩色顯象管的65％，程控交換機的90％，移動通訊設備的100％被跨國公司控制[13]。

1992－1993年的經濟泡沫產生了大量的房地產積壓，銀行呆壞帳猛增，加上75％的貸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以及為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發放的大量基本上是有去無回的“安定團結”貸款，使國有商業銀行壞帳累累，資本充足率僅為3％[14]，遠低于《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比率。雖然國家信用和金融壟斷維持了居民儲蓄存款的信心，但如果繼續無限制地對國有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最終必將對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不良影響。

因此，從1993年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以來，對信貸風險的控制力度不斷加大，甚至到了對銀行信貸人員搞“貸款終生負責制”的極端地步。任何國家的銀行，包括那些有國際競爭力的西方跨國銀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貸控制上的萬無一失，關鍵在于提高銀行風險控制技巧和管理水平，把壞帳發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但目前政府的一些政策很不協調，為對付正常的信貸風險，銀行必須提取壞帳準備金，而國家為了從銀行汲取足夠的稅收，又不允許提足準備金。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壞帳準備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資銀行，這必然產生銀行經營行為的保守化－為規避風險（如銀行踴躍購買國債）和相應的政治責任，實行“惜貸”，對求貸企業提出過苛的要求。這也會令一些有條件獲得貸款的企業因得不到及時的金融支持而面臨絕境。一些企業因此走投無路，被迫放棄自身品牌與外商合資、或干脆被兼并，以獲取外方資金的注入。

在國家財政困乏、銀行巨額壞帳，不可能再無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從1995年開始進入倒閉、破產的高潮。大批工人的下崗失業使得工資剛性不復存在，收入預期下降，購買力明顯萎縮。隨著短缺經濟的結束、產品全面的供過于求，和其后的通貨緊縮，企業投資意愿不足，投資能力下降。一方面，差的企業由于求貸條件遭到銀行否決而無法繼續投資；另一方面，好的企業因項目選擇和市場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謹慎，有些企業干脆將利潤存入銀行坐收利息，或將富余的資金通過銀行轉貸給資金短缺的企業，銀行則收取手續費，不承擔任何風險。但是，即便好企業通過種種方式力圖回避競爭和經營風險，生產性資金向金融機構回流不僅提高了銀行的負債水平，而且沒有用于生產增值、技術進步和增加就業，致使企業停留在簡單再生產的狀態，這樣的企業同樣無法應對國際競爭。

企業投資能力的下降還受到另一個重要因素的影響：國內信用的嚴重倒退。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在法律和商業倫理的規制下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信用的建立實際上是法律和商業倫理的重建。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和行政主管部門存在著利益共生關系，黨政領導司法的政府體制在行政分權下，加強了地方政府對其管轄范圍內政治經濟資源的控制力，通過干預司法對本地企業實行偏袒式保護，有利于地方實用主義的短期經濟目標。司法屈從于行政意志，損害了法律的公正，導致地區間在處理經濟合同爭議上相互采取司法報復，并誤導企業千方百計尋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門的袒護。在這樣的司法、執法體制下，合同當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迫使企業交易方式趨于原始化，這對于資金普遍短缺的國內企業來說，無異于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業間交易需求，使國內市場出現萎縮。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偽劣造成國內商業信用極其低下，嚴重沖擊了市場競爭秩序，使得投機取巧、惡意鉆營成為企業行為的“典范”，從而大大惡化了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抑制了企業正常的投資需求。

國內信用失效在自營進口貿易的國內交貨環節上（即國內貿易部分）同樣得到反映，迫使企業紛紛轉向風險小得多的出口貿易，這是中國近十年來出口和貿易順差迅猛增長的一個特殊原因。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國外貿系統推行的承包制的激勵下，演化為惡性的內部競爭。單價暴跌、數量猛增，不僅無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國際上遭到層出不窮的反傾銷報復。受到一般貿易出口拉動的國內生產企業因出口的低價制約，也難以增加利潤。因此，中國的出口實則為“創匯規模不斷擴大的簡單再生產”。出口依存度居大國之首，出口的商品結構和質量檔次，使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和制約，粗放型的出口將面臨增長極限的挑戰。

規模增長但效益低下的出口可以增加國家的總產出，卻對就業增長作用甚微，這與國內投資的低效所造成的就業增長低如出一轍。胡鞍鋼的研究表明：中國產出增長的就業彈性呈不斷下降之勢。八十年代，就業彈性為0.32，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業彈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業彈性更降至0.05[15]，產出增長已難以有效地增加社會就業。

九十年代以來，權力廣泛介入下的中國市場經濟，使企業商業倫理的扭曲與信用的失效以及腐敗交互作用、彼此加強，導致個人和企業投資行為的短期化、求穩化。不少企業遂無意于下大力氣改進技術和管理，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而是競相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機鉆營獲取短期利益。猖獗的腐敗加劇了國有企業的衰敗，令其更無力與外資角逐。個人投資者則寧可選擇投資風險較大、但交易體系電子化的股票、債券，也不愿意投資實業，去直接面對腐敗的社會政治環境，從而使社會資金越來越多地進入證券市場，使實業投資失血嚴重。實業投資的衰落從任何意義上講對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直接危害到社會就業和國家產業根基。

大量失業和腐敗加大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造成購買力下降和相應的國內消費的萎縮，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從而降低了投資和收入預期，改變了人們對國家未來發展前景的預期。日益猖獗的腐敗為國法和道義所不容，腐敗分子遂將資產向境外轉移。私營企業同樣畏懼社會動蕩的前景，也不作長期打算，盡量短期內大賺一把，同時悄悄地向外轉移資產，資本外逃日趨嚴重。政府投資在設租、尋租的環境下效率極為低下，導致市場和政府的同步失靈，始終無法有效地啟動民間投資[16]，以產生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從而令中央政府刺激內需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中央政府財力的不足和權力的下放，削弱了進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能力，逐步影響到了社會公眾對深化國家政治經濟改革的政治支持。中國雖然擁有龐大的國民儲蓄、銀行存貸差和貿易順差，但這一制度環境造成了國內資源配置的低效，迫使國民經濟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形成了越來越深的依賴。

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步發生，遠遠超出了國家運用現有體制手段重振經濟的能力，而不進行堅決徹底的改革，中國的統一大市場和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就無法建立，就無法為任何企業提供較為可靠的長期投資的市場預期，從而無法動員起一切內需潛力支持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此外，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德、日等后起國家成為世界強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本國產業發展優先于市場開放，開放程度隨本國產業的成長而加強。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上述三國，迄今為止，進出口依存度大約在20％左右，反襯出其國強民富，內需巨大。中國的經濟潛力和有關國際經驗均表明，實現國家富強的最根本出發點在于迅速提高中國民族工業的技術實力和整體的國際競爭力，為此必須對癥下藥著力改革現存體制。

由于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和強大的體制障礙，重塑經濟信用和商業倫理，重建市場秩序，統一國內市場，恢復公眾和投資者信心，以激活國內經濟活力和內需潛能，所必須進行的分權體制、政治－法律體制和分配體制等觸及當前經濟困難的根源的深層次改革，所面臨的阻力和風險相當大。而在當前的內外挑戰和諸多壓力下，經濟增長一刻也不能減慢，否則將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于是對更大規模的開放市場、引進外資寄予厚望。西方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蓄意推銷的全球化福音成為國際主流經濟思想，也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理論界和一些決策部門。

因此，出于對前途未卜的國內改革的風險回避和必須維持經濟增長的雙重政治考慮，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實現更大規模的引進外資來維持國內的經濟增長；同時利用國際法的優先地位，將世貿規則在嚴格的國際監督下強行轉換為中國政府的行為規范，以克服阻力推動國內改革，在現有的決策思維框架內，自然成為很合乎邏輯的最佳戰略選擇和眼下唯一的良策。中國全力爭取加入世貿組織，正是在這一考慮下展開的，雖然是用加入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名義[17]。問題在于，入世將帶來的最重大和直接的變化就是內外市場迅速趨向統一和競爭的國際化。在中國產業競爭力未發生根本轉機的情況下，匆忙實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是否能夠推動中國產業振興和經濟社會問題的順利解決？這個問題值得探討。

二，未來外資的競爭壓力

在雙邊或多邊國際經貿合作中，經濟、技術實力的差距往往構成有關各方在相對收益（RelativeGain）上的分配差異，并由此進一步加劇國家總體實力和國際地位上的差距，而后者的差距反過來又形成國家間談判地位的不對稱，使談判達成的結果更可能有利于實力強悍的一方。也就是說，雙方經濟實力相當，相互大規模開放市場則可能成為真正的“雙贏”，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但若雙方經濟實力懸殊，弱者就容易形成對強者的經濟、乃至政治依賴。然而，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各國可以運用排他性的主權權力、根據國家利益的要求權衡并決定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以最小的讓步爭取最大的利益。

迄今，中國引進外資一直是在沒有加入世貿的情況下進行的，但這并未妨礙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家。入世意味著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程度的極大提高，在經濟技術實力嚴重不對等的條件下加入全球化，能否促使中國民族工業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根本地要靠中國的產業實力，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決心和愿望、甚至一廂情愿的幻覺上。應當基于中國的產業實力確定入世的談判策略。也就是說，讓步的底線即中國企業承受國際競爭的能力。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盡管中國開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國產品牌的產品被外資打敗并逐出市場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僅在中方處于劣勢的高科技領域、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少國產品牌也喪師失地，足以令人對中國產業入世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擔憂[18]。

在產業政策、企業自主權、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融資等多方面受到國家扶持、最能代表中國產業競爭力的國有大企業，盡管在產值、應用現代技術、提高職工技能、學習國際金融知識、以及與跨國公司合作方面取得了可觀的進步，但它們在擁有全球市場、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購系統等方面，均未發展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際大公司，即便是在最基本的衡量指標上，如銷售收入、利潤、研究與開發（R＆D）投入，與同行業西方跨國公司相比，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幾乎在中國開始改革的同時，西方國家的信息技術取得了革命性的飛躍，從而使西方跨國公司主導了一場延續至今的全球工商業革命，這場新的產業革命極大地加強了西方國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加入世貿的某些承諾超過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將使中國成為最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之一。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后，向第三世界國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逼迫其實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于1994年簽署的烏拉圭回合有關協定，將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知識產權和服務貿易納入即將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框架。新的申請方只有一攬子接受相關議定書，才有可能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因此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已不單純是關稅減讓談判，而是在貿易談判的同時，在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和服務貿易等領域作出了廣泛的市場開放承諾。

在1999年11月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的中美雙邊協議中，中國承諾：“一旦加入，將遵守《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第五款除外）。中國將廢除并停止執行通過法律、法規或其他措施所規定的有關貿易與外匯平衡要求、當地化成分和出口實績要求。并且，中國將不再實施加諸上述要求的合同的規定?！辈⒁幎ㄖ蟹讲坏靡耘漕~、許可證發放、以及中央或地方當局取得進口和投資審批權為條件，提出諸如當地化成分、技術轉讓、或在華進行研究與開發等要求[19]。更重要的是，中方承諾對外商投資企業開放國內分銷體系[20]。此外還承諾不再對國有大企業提供特別保護；許多開放市場的承諾自加入世貿之日起即予實施。協議內容之詳盡，將把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的“內部自由貿易區”[21]。這將極大地刺激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口的增長。

對外資放棄出口和外匯平衡要求（同時降低貿易壁壘），有利于外資方全力爭奪中國市場，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將會得到充分發揮，屆時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將完全國際化，中國民族工業將要面對空前嚴峻的競爭形勢和異常強大的競爭對手。在入世后WTO規則通過政府行為在中國全面適用、且政府對規則的執行受到嚴格國際監督的情況下，這樣制定并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就有了一定的難度。在此環境下，競爭力差、又失去政府強有力扶持的中國民族工業，在與西方企業巨人的“平等”競技（LevelPlayingField）中，其艱難程度將是空前的。國內企業若被大批擠垮，勢必引起出口能力的萎縮，造成貿易收匯的銳減。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尼·拉迪認為中國相關產品的出口將減少30％[22]，這必然加大中國國際收支的壓力。

作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重工業因機制僵化、經營戰略不當、資金匱乏以及腐敗的侵蝕等原因困難重重，已成為外資收購兼并的對象。重工業的衰敗無疑是工業化的倒退，在十分不利的條件下加入全球化是將工業化的主動權拱手讓出。由于外方的技術壟斷和價值增值上的差異，成為跨國公司裝配廠的我方在相對收益上與外方相比是極其懸殊的，相對收益累積的結果是雙方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嚴格控制技術轉讓、控制生產過程和市場份額正是跨國公司的民族主義。

可以設想，外商直接投資刺激國內經濟增長的同時，擠垮了同行業的中國內企業，造成凈失業上升，因為國內企業被擠垮后形成的失業往往遠大于外資增加的就業，從而抑制消費，最終也會影響外資企業的發展。但當入世后國內保護被大量撤除，競爭格局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通過打垮國內企業，建立市場壟斷，控制供給來確保壟斷利潤。

經濟全球化意味著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但它恰恰不允許缺乏必要職業技能的勞動者自由流動，因此結構性失業也將成為中國加入世貿后不得不面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為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政府必須對邊緣化階層提供必要的補償，然而追求全球利潤最大化的跨國公司不會滿足中國政府在稅收方面的要求。有人預測，加入WTO以后將給中國增加一千萬個就業機會，但新增的就業機會只適用于受過專業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中國現有的勞動力，比如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與農村未經任何職業訓練的勞動力，根本無法進入這些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職工的再就業隨著就業的技能需求和更多的企業在競爭中破產形成更大的失業大軍，將長期處于生活困境，除非政府有足夠的財力予以支持。否則，結構性失業導致的收入不平等將會延滯經濟增長，它所引起的社會緊張和不穩定將不利于市場化改革[23]，并一定程度上會延滯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進程。

加入全球化是對中國企業的生死考驗，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關鍵在于從中國的體制現實出發，深入探索主動、堅決、穩妥地推進政治經濟改革的有效途徑，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快速發展創造長期、有利的條件和外部環境；同時也需從嚴峻的競爭現實出發，以真正開放的思維和胸懷，充分考察歷史上其它國家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國際經驗，制定可行的發展戰略，使民族工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成長壯大。必須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改革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鏟除腐敗，建立統一大市場和高效、廉潔的行政司法體制，全力加強民族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主導全球化，而不是被全球化所主導，才能實現成為世界強國的中華民族百年夢想。

（作者單位：《深圳法制報》報社）

注釋：

[1]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于2001年3月25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言指出，當前中國居民本外幣儲蓄折成人民幣有7萬多億元，相當于GDP的80％，新華社北京3月25日電。

[2]截至2000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已達6.43萬億元，全部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達12.38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9.94萬億元，存貸差高達2.44萬億元。見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演講。新華社北京2001年3月25日電。

[3]陳漫：“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實效分析”，《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

[4]《金融早報》2000年12月22日。

[5]《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4月10日。

[6]《上海金融報》2001年3月27日。

[7]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估計至少需要33,000億元來沖銷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赌先A早報》2001年6月5日。

[8]1995年各省出臺了雄心勃勃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紛紛將汽車、冶金、機電、化工作為本地區的支柱產業，展開了新一輪重復建設的高潮，中央政府對此無可奈何。

[9]《人民日報》1996年12月4日。

[10]1991－97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33.3％，高于八十年代的平均29％。

[11]曾培炎：“輝煌的五年——卓越的成就”，《人民日報》2000年9月20日。

[12]《人民日報》1997年1月23日。

[13]韓德強：《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第27頁，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4]1998年國家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充實四大國有銀行資本金，資本充足率現為5.8％。劉國光主編：《2001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第205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月。

[15]胡鞍鋼：《跨入新世紀的最大挑戰：中國進入高失業階段》，打印稿，1999年。

[16]在2001年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個體投資的增幅僅為3％，遠低于國有投資15.1％的增幅。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4月17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集的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4月18日。

[17]參見筆者與南開大學張睿壯教授的對話，見“加入全球化與中國國家利益”一文?！稄V東經濟》2001年4月號。

[18]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

adaptedfromChinaandtheGlobalBusinessRevolution,tobe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

[19]FullTextofAgreementonMarketAccessbetwee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theUnited

StatesofAmerica:ProtocolLanguage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網站。

[20]同上，中美市場準入協定附件一：分銷服務第36－38頁。

[21]PeterNolan,“China,theUSandtheWTO:Battleofthegiantsordefeatofthepygmies?”,adaptedfrom

ChinaandtheGolbalBusinessRevolution,tobepublishedinSpring2001byMacmillan.

[22]NicholasR.Lardy,"ChinasWTOMembership",PolicyBrief,No.47,1999,theBrookingsI

nstitution.

[23]王紹光：“中國加入WTO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一文，2000年，見王紹光個人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