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的大戰略

中國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就是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要塑造一個理想的安全環境，一方面需要國際社會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了解中國，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國更清楚地闡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安全環境到底是什么。盡管不能指望我們單方面的努力可以讓所有的國家都對我們友好，但應該盡力消除其他國家因不清楚中國的目標而產生的疑問，從而讓國際社會更容易接受一個日益強盛的中國的到來。

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探討了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具體應該是什么。[1]在這里，作者將從一些戰略理念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理想安全環境，并最終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中國到底應該追求什么樣的國際地位（或者說，中國要成為什么樣的國家）？盡管這樣的討論似乎不能立即和我們現實的政策聯系起來，但事實上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特別是領導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無時不在影響中國的安全政策。關于這一點，只須簡單地回顧一下歷史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2]

一，責任和地位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關于中國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討論都在逐步深入。[3]但是，這些討論都沒有接觸到這一問題的實質，即，中國應該如何去承擔責任？是主動去尋求責任，還是等待其它國家要求中國負責任時才去承擔責任?目前一種流行的意見是擔心如果中國不去主動承擔責任，就會被其他國家認為過于“自私”或者“太過現實主義”，因此，中國應該主動的承擔責任。

但事實上，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中，所有的國家歸根結底都是“自私”的，“自私”本身在國際關系中并沒有善惡之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被認為是“自私”也就歸根結底并無損于我們的形象。

從歷史的角度看，那些被其他國家認為是“自私”的國家的命運，比那些被其他國家認為是急于要承擔責任因而急于要出頭當大國的國家的命運要好得多——后者幾乎都遭到了滅頂之災。這是因為那些主動要承擔責任的國家通常都會為了顯示自己要承擔責任而去教訓人，從而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感，尤其是當這些國家又并不具備承擔責任的能力因而有“不自量力”之嫌時，急于要承擔責任更會被其他國家認為是野心勃勃的表現，很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聯合“圍堵”。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一戰前的德國。[4]

只有當其它國家要求一個國家承擔某些責任時，這個承擔責任的國家才會更易被其他國家所接受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歐洲的存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二戰即將結束時，羅斯福告訴丘吉爾美國將在戰后兩年內就撤出歐洲，將維持歐洲和平的責任交給英國和蘇聯。[5]結果是英國和法國都發現他們無法抵御來自蘇聯的壓力，因而只好主動地要求美國重返歐洲。于是乎，在冷戰時期，連驕傲的法國人都從未要求美國從歐洲撤回去。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冷戰后的今天，當歐洲不再面臨外部威脅因而不再需要美國的保護傘時，歐洲國家就對美國仍然過多的干預歐洲事務（或者說美國承擔了許多不該承擔的責任）大為不滿。歐洲單一貨幣的誕生和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呼之欲出，事實上都是歐洲國家不再希望美國總是以責無旁貸、舍我其誰的傲慢去承擔那些不該承擔的責任的體現，而美國對歐洲國家這一態度轉變的反感其實就是美國太想承擔責任了。

因此，在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的進程中，中國只應該去承擔那些獲得其他國家支持和接受的責任，決不應該為了塑造“負責任”的形象，特別是為了面子去承擔不該承擔的責任。事實上，只承擔那些獲得其他國家支持和接受的責任才會造就真正的“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今天的中國還遠不是一個真正的大國，那種急于要打腫臉充胖子的心態是極其危險的。這是因為這種心態必定會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帶來一系列危險的行為。這些行為甚至都不見得非要是咄咄逼人的軍事擴張，就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警覺和反感。

日本在八十年代經濟騰飛后的表現提供了那種急于承擔責任而付出代價的最新教訓。當時已經覺得自己是“世界第一”的日本開始談論“國際化”，開始教訓人。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更使得日本瘋狂地購買美國的一些標志性文化遺產。這些舉動不僅讓美國的國民憤憤不平，更讓美國的精英和領導人有了一個“可尊敬的敵人”來制定美國的行動綱領。

于是美國有了各種產業政策和向日本學習的浪潮。美國開始將日本更多地當成是一個對手，而不是盟友（在冷戰結束前后不久的美國民意調查都表明，日本已經取代蘇聯成了美國的第一號敵人）。結果是，十年之后，當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塵埃落定時，日本發現“世界第一的日本”從來就是一個夢幻。當日本從經濟泡沫中醒來時，日本人是否要反躬自問：我們當時怎么會相信自己能成為世界第一的？

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如今已經陷入了同樣的陷阱。在世界銀行發表其廣為傳播的《東亞奇跡》報告后，加上當時的中國經濟過熱帶來的泡沫心理，許多國人的心態一下子就膨脹起來。這段時期的中國精英言論和當年日本的言論在心態上和形式上幾乎如出一轍：開始談論霸權的興衰（即美國的衰落）；談論中國在多少年就會超過日本、然后超過美國；談論中國馬上就要代替美國如何如何；談論中國應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楷模、中國應該作出什么樣的貢獻、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持這些心態的中國精英根本沒有意識到美國作為一個民族主義極其強烈的國家，當它意識到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哪怕極遙遠的將來能趕上美國時，就會盡可能地夸大那一個國家的能力或者潛能，使其成為假想敵而凝聚美國的力量。在冷戰時期，美國的精英不停地夸大蘇聯的實力，拋出了美國導彈少于蘇聯[即“導彈缺口(Missile Gap)”]和蘇聯的GDP已經是美國的70％等神話。美國對后來的日本也是如此：當年風靡美國的標題是《日本第一》(Japan as No. 1)和《日■》(Rising Sun)。

今天，美國對中國如法炮制。所有關于中國未來趨勢的原始發源地都來自美國或西方：“中國未來第一論”（一種變相的“中國威脅論”）、“亞洲大趨勢”、“儒家文化優勢論”、“相對購買力論”、“美國海軍在未來戰爭中輸給中國海軍”等等。遺憾的是，這些聳人聽聞的神話傳到中國時，早就喪失了理論創造能力而對西方的任何垃圾都趨之若鶩的中國精英們如獲至寶，他們津津有味地相互傳送，大事炒作，滿足他們自己和國民因百年屈辱而嚴重自卑心態后面的虛榮心。他們根本沒有發覺他們這些蹩腳的重復炒作已經被美國和日本當成是中國野心的證據，中國也就因此“非常榮幸”地成為了繼蘇聯和日本后美國的新科“可尊敬的敵人”。[6]可以毫不客氣地說，盡管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飛速發展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但中國精英們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行為和心態卻顯然加深了其他國家對中國意圖的疑慮，已經造成了相當的危害。

我們的精英老喜歡用傳說中拿破侖評價中國的那句話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但這句話恐怕對美國更合適，甚至可以加上一句：千萬不要讓這頭獅子醒過來后注意你。今天，中國面臨的困境不是美國不重視中國，而是太重視中國。正如美國的一句流行語所言：沒有新聞才是好新聞。

日本、德國、中國、印度等這些有過失敗歷史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有一種要急于用成就（哪怕是虛幻的）來洗刷或掩蓋過去的急迫心理，但這種心理是極其危險的。如果我們的國民、精英和領導人不能放棄（或至少壓抑）那種因為百年屈辱而嚴重自卑的心態，中國就沒有希望超越歷史的悲劇循環。

二，融入與塑造

與地位和責任相聯系的一個問題，也是過去幾年關于中國大戰略的討論中最熱門的話題大概是：中國是要融入目前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與政治體系中去，還是要去挑戰這一個體系（或者說塑造）。在這里，作者將集中探討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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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融入與塑造的討論中，不乏許多學者的真知灼見，但總體上，融入與塑造在這一場討論中基本上被認為是勢不兩立的兩個選擇。但事實上，任何一個系統新吸收一個個體，該系統本身就發生了變化（盡管一開始可能是難以察覺的微妙變化），而與此同時，當一個個體融入一個系統時，這個個體也就同時具有了改變系統的潛在能力。因此，融入和塑造從來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個融入和塑造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的歷史見證。中國因為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中，在短短的二十年間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也就使得中國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的塑造能力大大提高。今天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毫無疑問地要遠高于改革開放前的影響力。中國在將自己的經濟體系通過大規模地引進外資和拓展國際貿易等手段一步步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同時，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國際貿易大國和積累的外匯儲備都將對世界經濟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隨著人民幣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時代的到來將更加顯著。[7]

最近十年來中國在一些國際組織中的積極參與同樣印證了融入和塑造之間的聯系。[8]比如東盟地區論壇(ARF)在成立之初，其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接觸(engage)來同化(assimilate, incorporate)、圍堵(contain)、節制(constrain)中國。[9]在中國積極地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各項活動后的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東盟國家對中國的戒備心理仍將存在（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相互防范是“理性”的，因此無可厚非），但對中國的信任感大大加強和對“中國威脅論”的態度逐漸改變卻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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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其他角度來看融入這一問題，能夠得出的結論大概是中國似乎除了繼續融入的過程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首先，從中國目前國內的社會構成來看，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融入已經造就了以大多數國民為主體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盡管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貧富差距在日益擴大，中國的大多數老百姓在今天享受到的物質生活顯然要比新中國成立后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豐富。大多數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在對國內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同時，通過不斷融入國際社會，為老百姓帶來實惠的政府。此外，盡管中國在融入世界的進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客觀地說，中國的這一所謂“全球化”過程中的受益者（中國的國民總產值和貿易總值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的上升是有目共睹的），政府難以說服國民相信中國今后在這一過程中將不再能享受這一過程帶來的利益而需要改變政策。這樣一來，任何試圖截斷這一融入過程的努力都將遇到嚴重的阻力而變得基本上不可行。

從國際環境來看，中國顯然也不具備自己建立一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外部環境和能力。首先，歷史證明建立于強制性手段基礎上的體系不僅難以建立（且不說中國不具備這種強制能力），而且極不穩定，因為其體系內部的離心力將讓體系的核心國為維持體系而付出高昂代價，耗盡國力（以英國為代表的殖民體系、蘇聯控制下的東歐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要建立一個政治和經濟體系，一個國家必須具備一定的精神吸引力，而中國的現代文明顯然不具備這種吸引力。此外，要建立一個政治和經濟體系，一個國家必須具備高度的有形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至少應該包括一個足夠大的經濟規模、一個足夠開放的市場、一個硬通貨的貨幣、一個足夠巨大的資本儲備（用以海外投資）。很顯然，這些條件中國都不具備：中國目前的經濟更多的是依賴其他國家經濟，而不是其他國家依賴中國。在這樣的客觀國際環境下，中國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力是極其有限的，因而也就無法去建立一個自己的體系。

三，海權與陸權

在列強炮艦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勵著中國要成為一個海上強國。但是，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發展軍力是為了達成國家的戰略目的，而不是為了滿足海上強國夢。

中國最重要的戰略目的除了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完整外，就是如何實現統一。而如果我方不得不用軍事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話，那最關鍵的一環就是阻嚇(deterrence)美國可能的干預。[10]

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均清楚地證明：傳統意義上的防御力量已經無法對抗精確制導武器的遠程攻擊力量。某種意義上，如同核武器的到來一樣，精確制導武器的完善意味著阻嚇和防守的進一步分離(特別是在常規戰爭中)。[11]在此之前，一國即便不能主動對另一國造成多少傷害，但仍可以通過在戰場上的寸土必爭(比如芬蘭對前蘇聯的戰略就是如此)而阻嚇敵人的侵略(或是壓力)，這種戰略是抗拒性的阻嚇(deterrence by denial)。在精確制導武器的時代，因為雙方并不在戰場上真正接觸，如果強大的一方并不想占據弱國的領土，抗拒性的阻嚇戰略將無法阻嚇強大的一方只想迫使另一方就范的戰略。因此，在精確制導武器的時代，一個國家要想阻嚇類似的戰爭，必須擁有讓對手付出足夠代價的能力，即以報復相威脅的阻嚇(deterrence by punishment)能力。

阻嚇力量盡管必須是攻擊性的力量，但又不是純粹的攻擊力量，而是報復性的打擊力量。如同核阻嚇一樣，常規阻嚇力量也應該是不易被摧毀而又可以對敵方進行打擊的力量。這樣的力量將使我軍對美國的常規阻嚇從如今建立在防御上的阻嚇邁向真正意義的阻嚇，即建立在報復打擊力量上的阻嚇。阻嚇的要點不是我們自己要秋毫無損，而是要保證對方的損失是其無法忍受的就行。

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干涉力量由四個支柱組成：前沿駐軍，快速機動的航空母艦作戰群，立體戰場信息(主要包括衛星、空中預警、偵聽)，遠程打擊力量(包括隱形打擊力量)。對于其擁有的遠程打擊力量，在未來的相當時間，我方恐怕不會有有效的反擊手段。但要形成對美國的阻嚇，我方并不需要對其所有的力量均擁有打擊能力，而只需對其四大支柱中的其余三個擁有打擊力量就足夠了。

對美國的最佳阻嚇性武器是隱形攻擊力量：隱形攻擊機，攻擊型核潛艇和遠程巡航導彈。隱形攻擊機作為良好的阻嚇性武器是不言而喻的。而隱敝性好的攻擊型核潛艇也是極佳的阻嚇性武器。攻擊型核潛艇能威脅美軍的航空母艦艦隊，其本身就已構成強大的阻嚇力量。攻擊型核潛艇還可以攜帶遠程巡航導彈去攻擊美軍在遠東的地面力量，從而構成對美國前沿駐軍的打擊力量。這些水下攻擊力量即使在美國摧毀了我方相當的地面導彈力量之后仍然可以給美軍以重創。同時，攻擊型核潛艇又可以成為對臺封鎖的有效力量。因此，隱敝性核潛艇是加強我方解決臺灣問題能力的極佳武器：它既可以用于阻嚇美國介入，也可以用于迫使臺灣讓步。

對美國的阻嚇性武器其次應該是信息攻擊能力。美軍已經十分依賴戰場信息優勢，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我方擁有阻止或干擾對方獲得戰場信息優勢的能力（比如衛星攔截能力和偵聽干擾能力）將大大增加美國在遠東采取軍事行動的風險，從而有助于阻嚇美國的軍事介入。

以上的討論表明，要阻嚇美國干預臺海危機，中國并不需要發展能和美國爭奪制海權的海軍，在這一點上，導彈、空軍、水下海軍和有效的核威懾就足以達成上述目標，這些力量將遠比昂貴的水面海軍有效。

更重要的是，大家如果仔細審視我國面臨的海洋環境就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幾乎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強國。在廣袤的太平洋，中國不控制任何一個可以成為海軍補給基地的島嶼。即使臺灣回歸祖國，乃至說服統一后的朝鮮半島成為一個中立的國家，仍只是在我國的近海島鏈上打開了兩個小缺口。而美國即使失去臺灣和朝鮮半島，仍將擁有日本和菲律賓(甚至有可能新加坡以及越南)這兩道鐵鎖，限制中國海軍的自由行動空間。進一步看，美國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軍事存在將形成對我海軍的第二道防線，而美國本身控制的關島等基地將形成對我海軍的第三道防線。沒有海上補給基地，中國就不可能和美國海軍爭奪“治海權”。

片面追求遠洋海軍只會給我們帶來包袱乃至災難，因為美國很有可能會認為我們要挑戰他的海上霸主地位。比如，如果我們以擁有航空母艦的驕傲為出發點而去造航空母艦，就有可能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犯的錯誤：德國建造的龐大艦隊本身不可能和英國海軍抗衡，卻間接導致了德國的失敗，因為英國從德國建造龐大艦隊的行動中得出的結論是德國不滿足于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更想挑戰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12]我們萬不可犯同樣的錯誤。

同樣重要的是，亞洲國家都會為中國志在和美國爭奪海上霸權而不安。因為一個控制了制海權的中國將可以隨時威脅其他亞洲國家，因此大多數亞洲國家都將會選擇和遙遠的美國來結盟以平衡近鄰的中國。[13]

相比之下，我方重點發展阻嚇性的軍事力量卻能夠在不犧牲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緩和中美之間業已緊張的“安全困境”。因為阻嚇性的軍事力量并不謀求力量延伸，而是旨在阻止美國在中國的主權范圍內干預事務。盡管美國對此仍不會持歡迎態度，但會比我方追求以海上強國要好。

作為一個陸海復合國家，中國始終面臨“戰略上的兩難和安全上的雙重易受傷害性”。[14]因此，中國始終無法在發展海上力量上傾注太多的資源（海軍要比陸軍昂貴得多）。不幸的是，一些人對馬漢的海權論的崇拜幾乎到了偏執的地步。[15]這些人士忽視了馬漢的海權論事實上是為影響當時美國的安全戰略而寫的，[16]而并不一定適合于中國這樣的一個以陸權為主的國家。歷史上，一些信仰海權論的國家并沒有像馬漢宣稱的那樣“決定歷史”。古希臘的海上強國雅典并沒有贏得和斯巴達的戰爭；對海權論有著狂熱崇拜而自稱是馬漢的虔誠信徒的威廉皇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給德國帶來的只是悲??；亞洲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海權論的狂熱在給亞洲帶來浩劫的同時，也最終導致了日本在二戰中的毀滅。我們的許多學者在對基于地緣政治觀念上的海權論大加贊賞時，都忘記了去重溫一下歷史，銘記那些對地緣政治的盲目崇拜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給整個歐洲和亞洲，乃至整個人類帶來的災難。

最后要強調的是，放棄成為海上軍事大國的目標不是要放棄發展海洋，而是要量力而行。軍事力量必須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

四，勢力范圍

盡管國際社會的角色多元化使得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左右能力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認，世界的穩定和安全仍將依賴于大國主導下的權力政治。如果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的關系緊張，國際社會的和平就難以維持；而如果各主要大國之間能達成一定的戰略默契甚至協議，尊重彼此的利益，將會有利于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對地緣政治學說的懷疑和批判（包括筆者在內）使得勢力范圍(sphere of influence)這一概念也變得令人色變。其實，勢力范圍本身和地緣政治學說并沒有因果關系：地緣政治學說是一種學說，可以是正確或錯誤的；而勢力范圍則是指一個國家對地區和周邊國家及事務的影響力，它只有大小之分，沒有正確或錯誤之別。一個國家對周邊國家和事務的影響力，無論我們喜歡勢力范圍這一概念與否或使用別的概念來描述這種影響力，都將切實存在。勢力范圍本身，并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個邪惡的東西，和霸權主義也沒有內在的聯系。

在歷史上，許多重要的國家都會對周邊國家的事務產生大小和范圍不同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也不完全是武力征服的結果。[17]更多的時候，這種影響力的形成及其大小范圍是由一個國家的力量在周圍其他國家心目中的份量所決定的。周圍其他國家對一個國家力量的印象會影響這些國家的行為方式，而如果這些國家的行為方式都體現出了對這個國家的利益的尊敬，勢力范圍也就形成了。因此，勢力范圍的形成某種意義上并不一定是大國刻意追求的結果。

許多時候，大國的利益都是以勢力范圍來衡量的，因此，對勢力范圍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對一個國家力量和地位的尊敬。當大國間能相互尊重各自的勢力范圍時，戰略默契就能達成；而當一個大國挑戰另一個大國的勢力范圍時，沖突往往就隨之而來。在冷戰時期，美蘇間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尊重彼此的勢力范圍。而一旦一方挑戰另一方的后院時，危機就隨之而來：古巴導彈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傳統勢力范圍受到了挑戰。

因此，在國際關系史上，大國并不忌諱強調自己的勢力范圍。比如盡管美國在大多數情況下否認它謀求自己的勢力范圍，但其最早的外交綱領之一“門羅綱領”就是一個圈定勢力范圍的綱領。之后，其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為所欲為都無可辯駁地證明美國依然在奉行這一綱領。類似的，前蘇聯和如今的俄羅斯也都強調其勢力范圍對其國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印度對南亞地區的控制也同樣基于對勢力范圍的理解。

這樣一來，擺在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面前的一個主要課題就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勢力范圍，尊敬其他大國的勢力范圍，在有潛在利益沖突的地區（一般是勢力范圍的交叉地區）建立妥協機制以預防和解決沖突。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事實上也就在相當程度上界定了中國的理想安全環境和安全戰略，并且和前面討論的問題緊密相關。

這一課題的難點還來自于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問題：中國的百年屈辱使得中國在帝國時代的勢力范圍已經不復存在，而在一個國力日益強盛，民族主義也日益強大的中國，許多人難以接受無法恢復昔日輝煌的事實。因此，在界定勢力范圍這一問題上，中國的領導人面臨著既要教育人民又要作出艱難選擇的艱巨任務。

一個可行的辦法是通過界定自己的勢力范圍來慢慢地讓人民了解各種選擇的利弊，同時配合以尊重其他國家的勢力范圍的行動來向其他國家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即中國并不追求擴張或是征服周邊國家，中國希望通過各大國之間能達成戰略理解來維持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環顧中國周邊的四個主要大國（俄羅斯、日本、美國、印度），會發現中國除了因為臺灣問題與美國（也許也包括日本）有極其現實的沖突可能性而一時難以達成戰略理解外，和俄羅斯、日本、印度盡管不可避免的有不同利益，但在有潛在利益沖突的地區（一般是勢力范圍的交叉地區）建立妥協機制以預防和解決沖突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可以將爆發武裝沖突的可能性降低到極低。[18]

前面提出的中國不發展可以挑戰美國海上霸主地位的海軍力量的戰略事實上也是表明我們尊重美國的勢力范圍，只不過這里所指的勢力范圍是廣袤的太平洋而已。美國對太平洋是美國的勢力范圍這一點并不忌諱。大多美國學者早就認為太平洋將在相當長時期是一個“American Lake(美國的內湖)”。一些美國學者更已經意識到，美國即便讓中國統一和朝鮮半島中立也并不會對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構成多大威脅。這樣一來，中國不謀求在海上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將給中美達成某種戰略諒解留下一定的空間：一個劃洋而治的中美關系符合中美的利益。

但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中美兩國能否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妥協的試金石仍將是臺灣問題：如果美國在中國表示尊重美國的勢力范圍后依然不愿公開表示支持一個統一、開放、民主、強大的中國的到來，那么，除非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用智慧和耐心來最終達成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中美之間的一戰恐怕是在所難免。

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大多數精英都沒有接受統一臺灣是中國的合法權益(legitimate interest)，而是認為臺灣的統一將是中國挑戰美國亞太地位的開始。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中美兩國關系不僅難以脫離不停的懸崖勒馬(brinkmanship)，而且最終可能失去兩國領導人的控制。這是因為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的日益開放和民主化，大陸的民眾會日益感到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臺灣統一，而面對如此強大的民意壓力，大陸領導人將幾乎不可能不滿足這種民意的要求。因此，美國的精英必須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化帶來的后果將是多重的：而美國的精英必須讓美國的民眾準備接受中國民主化帶來的后果。

如果美國不能尊重中國的利益，美國和統一以后的中國之間的關系仍將是動蕩不安的。因此，盡管如今的中美關系眾多的不確定性需要中美兩國的領導人和精英以極大的智慧去面對，但從長遠來說，兩國領導人和精英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說服美國的精英和大眾接受一個統一中國的到來。[19]

五，什么樣的大國

在回答了上述一系列問題后，終于可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到底應該追求什么樣的國際地位（或者說，中國要成為什么樣的國家）？

首先，可以肯定在世界經濟已經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要強大，就必須是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力量。因此，中國要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大國的目標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因為中國的地理位置和戰略需求都決定了中國不能成為海上軍事強國，因此，中國只應該謀求成為一個地區性的軍事強國（而不是一個全球性的軍事力量）。這樣，作為地區安全的支柱之一，中國將可以和其他國家一起通過雙邊和多邊安全合作，共同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最后，因為政治地位是建立在經濟和軍事力量，以及國家承擔政治責任和風險的決心和能力上，因此，中國應該謀求的政治地位應該是“全球性的政治聲音，但不是全球性的政治力量”。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大國，中國的經濟利益必將廣布于世界各地。對于一個不愿意用軍事手段去維護這些經濟利益的中國，就必須用它的政治影響來維護其經濟利益。這些政治影響可能來自于中國在各種國際組織（比如聯合國、IMF）中的地位、與發展中國家的歷史關系，以及中國需要努力拓展的和世界各地區性強國的戰略伙伴關系等等。

歸納起來，中國應謀求的國際地位是：在全球均有其經濟利益存在，在地區安全事務上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球事務均有其政治聲音。

與前面討論的責任和地位問題聯系起來，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在今后50年的發展將經歷兩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將在過去改革開放業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用3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實體。[20]在未來的30年，中國應該通過進一步的體制、思維、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領域的解放思想和創新，培養國家持續發展的最重要核心能力：國家作為一個由個體組成的組織的不斷學習能力。[21]與此同時，中國將日益廣泛地參與國際組織和社會，慎重地承擔國際社會賦予中國的責任（這些責任必須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中國將逐漸構筑成一個以足夠阻嚇能力和防衛能力為基礎的國防力量，和其他國家一起維護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在日益廣泛參與和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的基礎上，在亞太及相鄰地區，逐步構筑中國的政治影響力。

在第二個階段的二十年里，中國將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經濟力量，這不僅應該體現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上，更應該體現在中國和其他重要國家一樣，在影響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的組織機構中擁有重要的發言權。在這一階段，中國將通過承擔國際社會賦予中國的責任（這當然意味著付出代價）獲得世界的認同和尊重，從而獲得影響全球事務的政治聲音，但中國將始終謹慎地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中國還將完成一個開放的市民社會的建立，中國不僅要完成文明的復興，而且要在復興的基礎上完成一個新文明的塑造：只有新的文明對世界的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吸引力時，中國的政治聲言和影響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對全球事務的政治影響將更多的來源于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這是因為在發達國家中，美日德英法的影響是無可替代的，因此，加強中國對世界事務的政治影響力只能來源于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發展更全方位的合作。為此，中國應該加強和主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起著地區性大國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至少應該包括：巴西、阿根廷、南非、埃及、伊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印尼、印度）的關系。加強和主要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對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雙贏的結局：只有這些主要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全球事務中有共同的聲音，這些發展中國家才能夠在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世界格局中有效地維護他們的利益，并且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謀福利。否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將進一步邊緣化。

盡管中國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對發達國家依賴過多的狀況，但從長遠來看，無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還是未來中國海外投資的去處，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都會越來越重要。不幸的是，中國目前的外交中，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是一個未知數。因此，中國應該盡快地形成一個對發展中國家的長遠方針。當然，發展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決不是排斥和發達國家繼續維持良好的關系，也不應該有過多的意識形態色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

注釋：

[1]唐世平，“理想安全環境與新世紀中國大戰略“，《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第42－49頁。

[2]新中國成立后，謀求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的思想，以及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后想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者的思想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安全政策。

[3]在這里討論的責任不包括中國力所能及范圍內的人道主義責任，比如地震災區救援和重建，饑荒和醫療援助等，而是專指有關各種安全問題的責任。當然，一些責任介于這兩者中間，比如維和行動。這方面的討論見：王逸舟，“三大需求：發展、主權與責任“，《世界知識》2000 年第5期，第8～10頁；楚樹龍，“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力量和國家戰略“，《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第13－18頁。

[4]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372.

[5]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3), p. 308.

[6]如今，美國最暢銷的未來戰爭小說中美國的對手幾乎都無一例外地是中國。

[7]Tom Holland, "The Day of the Renminbi,"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20, 2000, pp. 76－80.

[8]對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討論，見：Margaret M. Pearson,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207－234; Alastair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Ibid, pp. 235－272.

[9]Jose T. Almonte, Ensuring Security the ASEAN Way" Survival, Vol. 39, No. 4 (Winter 1997－98), pp. 80－92; Allen S. Whiting, "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 dimension,"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4 (April 1997), pp. 299－322;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7－135; Jusuf Wanandi, "ASEANs China Strategy: Towards Deeper Engagement," Survival, Vol. 38, No. 3 (Autumn 1996), pp. 117－28.

[10]“阻嚇”在我國又被稱為“威懾”。但從真實含義來看，“阻嚇”可能更貼切些。關于“阻嚇”理論，請參閱：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York,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 A.: Sage Publication, 2nd. ed., 1987)。

[11]Glenn H. Snyder (1961); Thomas Schelling (1966), pp.78－86。 對這些理論的綜述，請參閱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3. 對精確制導武器的影響的早期探討，參閱 John J. Mearshemi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7. 要注意的是，Mearshemier當時認為精確制導武器更利于防守方，而我認為如今的精確制導武器更利于進攻一方，因此，安全困境將趨于惡化。

[12]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Atlantic Highlands, N. J.: Ashfield, 1987);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p. 446－447 ＆ 459－462.

[13]即所謂的“威脅平衡”理論?！巴{平衡”是Stephen M. Walt在“力量平衡”上發展出來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國家并不一定非要平衡最強大的國家，而是平衡最有威脅性的國家。當然，很多時候，最強大的國家就是最有威脅性的國家。Stephen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邵永靈、時殷弘，“近代歐洲陸海符合國家的命運與當代中國的選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第10期，第47－52頁。

[15]張文木甚至認為“海軍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提”，并且強調海外擴張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見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

[16]馬漢在書中明確地表明他研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就是為了為美國的戰略提供指導："The practical object of this inquiry is to draw from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nferences applicable to ones own country and services." 馬漢還指責當時的美國沒有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在是目光短淺的戰略。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Hill ＆ Wang, 1957), p. 72 ＆ 23.

[17]事實上，建立在暴力上的勢力范圍往往是最不穩定的，前蘇聯和越南勢力范圍的崩潰都是很好的例子。

[18]詳請參閱，唐世平，“理想安全環境與新世紀中國大戰略“，《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尤其是第二部分。

[19]一些美國學者透露，非正式的民意測驗表明，假定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西方的民主體制國家，愿意和不愿意接受一個統一中國的美國精英人士基本上各占一半。

[20]2000年，中國是世界第7大貿易國，其貿易額僅占全球貿易總額的3.9％。中國還遠不是一個全球性的力量。其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力就更差。

[21]作者將在其他地方更詳細的討論國家的學習能力以及它對國家的命運的影響。國家的學習能力可以定義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組織，從歷史、現實和其他組織（包括國家）學習知識，不斷完善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從而不斷完善自身而影響未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