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海遠眺

邁向公共化超越后威權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編委在即將于十月四、五日舉辦的“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中，以十五年來作為臺灣學術界惟一跨學科的左翼批判性學術期刊的點滴知識積累，以及一貫對社會現實的關切，對今日之困局提出看法。此篇短文即是以編委會討論定稿，并決議以編委會名義發表之同名論文的摘要版（全文請至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index.htm）。希望透過對當前情勢的分析，召喚公眾進行廣泛討論，為臺灣社會找出一個能兼顧區域的和平、民主、多元與正義四大目標的進步替代方案。

陷入危機中的四個普世價值今日臺灣，貧富差距撕裂、人民痛苦指數竄升、海峽戰云不散、統獨魔咒未解、整體社會沒有方向、一般大眾深感無力──然而藍綠猶酣醉于奪權惡斗中。環繞這個大困局的街談巷議、扣應投書，幾乎無處不聞，但由于缺乏適當的語言表述，反落入這個困局的窠臼語言，即藍綠惡斗語言。藍與綠表面喧囂對立，案下同流，共同對立于煩惱窘促、欲振乏力的一般大眾。細審這個急迫的困局，我們發現有四個極關鍵的普世價值正處在深刻危機中，分別是：社會正義、政治公共化、認同平等與兩岸和平。困局既成，當前的目標惟有深尋困局之源并積極超越克服。今日之境，二○○○年上臺的新政權必須負大責任，這是政黨責任政治當然之義。但新政權并非歷史之偶然，它是半世紀臺灣以及區域歷史的一個有機部分。因此，要打破今日困局，我們需把新政權擺在一個源遠流長的反對論述與威權結構下。

反民主的“民主完成論”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黨外”以來，這個論述的核心就是“以民主的本土反抗威權的國民黨外來政權”。二○○○年三月“政黨輪替”后，這個民主化運動產生了一個“民主完成論”的總結共識：外來政權既已下臺，民主終于達成則不再是問題。這個共識暴露了黨外反對論述的一個秘密：民主化附生于本土化，本身并不構成獨立議題，甚至并無獨立價值可言。

這個“民主完成論”其實是民主的歡送會。作為此共識的主動傳播者與被動承受者的新政權，其實既是受益者──借此將自身權利正當化，同時也是受害者──使它在自滿于民主已達成的幻覺中，陡然喪失理想（試想社運在新政權下的被離棄與無奈）。作為一種霸權論述的“民主完成論”常使大眾彷徨無地：一方面，不是媒體、政客與學者都說我們已脫威權入民主了嗎？但另一方面，舉目所及的社會實景卻是混亂虛空、實質不公。在“民主”的巨幅看板下，民眾人語嘈雜身影凌亂面目依稀。

“省籍路徑民主化”的代價問題的根源出在臺灣獨特的“省籍路徑民主化”。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黨外運動伊始，這三十年間，本土民主化運動走了一條捷徑，通過省籍身份進行民眾動員，取舊政權而代之，而非選擇一個較困難、較緩慢、以公民為主體、以公共論述為過程的公共學習與“啟蒙”路徑。選擇“省籍路徑”當然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有其特定成就，應同情理解，但不應妨礙我們對其巨大代價進行反思。這個代價即是長期以來臺灣社會蔫弱幼稚的政治公共化。公民主體與公共領域既不張，政治必然僅余權謀惡斗，只能攀附省籍與國族認同軸線，螺旋以降，不知所底。雖曰兩黨，政治依然不改其私，是永不兼容的敵人（此即族類）之間的廝殺啃咬，于其下，理辯、群議、合作，甚至連意識形態的左右政治斗爭都不可能。警總不再、強人不再，這是臺灣民主化運動的重大成就，但尚不足以引領出政治公共化這一民主的惟一試金石。

后威權之前的三個威權時期今日的情境只能如實定位為后威權。它不是威權時期的對立，更非超越，要具體地理解它，就必須將它上連到這個島嶼的威權結構史，清楚地標定它和之前諸威權時期的種種斷裂與連續。后威權之前有古典威權時期（蔣介石）、改革威權時期（蔣經國）與民粹威權時期（李登輝），如果我們用社會正義、兩岸和平、政治公共化、認同平等這四種價值來厘清后威權和之前三時期之間關系的話，后威權情境不但不是一個相對進步，反而在某些關鍵方面展現嚴重退步。篇幅所限，容我們粗糙地說，后威權時期既因襲威權時期諸種落后反動，也同時緊縮或放棄了威權時期的少數相對進步質素。歷史需要辯證地看，縱使惡魔也非全錯。在蔣介石的古典威權時期以及蔣經國的改革威權時期，政治相對于私人資本有自主性、國家對經濟發展有主導位置與能力，而國家的施政（例如國民教育、公共衛生、勞基法），動機不論，至少有維系基礎社會公平正義的效果。再就兩岸和平而言，反共包袱沉重的蔣經國政權也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企圖跳出冷戰結構，逐漸解凍對峙多年的兩岸敵對關系，一時之間似乎有望開啟兩岸以及區域和平。一九九三年成形的民粹威權體制再度動員國族區分、緊繃兩岸關系、壓制社會自主運動、積極傾向資本，政治吊詭地以人民之名重新私化，但即使如此，動機不論，此一體制也提出了全民健保這一攸關社會正義的重大貢獻。

后威權的退步性以此觀之，二○○○年三月政黨輪替后的新政權其實并不新，它承續之前不同階段威權體制的國族主義排他政治、以民粹壓縮公共領域、使兩岸危機常態化。它也新，但卻是新在毀棄掉一些相對進步的價值與制度。這三年來，我們看到國家的財稅與發展政策更無遮攔地剝窮資富，資本巨室饜飽于各種優惠減免，升斗之民反倒肩挑賦稅重擔。教育被權者論述為私人投資，甚至連民粹威權時期建立的全民健保也在“健保改革”的雅稱中一再縮水。后威權的惟一正面成就是強人政治隱沒于地平線下，但它實質意義的多寡仍然留待未來界定，而界定的標準，容我們再說一次，是社會正義、政治公共化、認同平等與兩岸和平。如果沒有進步的實質內容，后威權下的大眾甚有可能難以拒絕威權誘惑，逆向終結后威權。近來，“經國先生”的形象不斷被召喚出來，或可作此理解。

兩岸人民關系要超越與克服后威權情境的價值虛空、實質不公以及可能的威權復辟，我們必須在省籍路徑民主化的消極性成就下，積極民主化與公共化。公共化（也就是廣大公眾持續且深入的論述行動干預）是緩慢的學習與斗爭過程，但也惟有依賴它，我們才能超越后威權藍綠惡斗的泥淖，為臺灣社會注入源頭活水并找到新方向。但這個公共重建工作有一關鍵之結必須打開，那就是兩岸人民關系。我們的論點很簡單：島內的民主在某種關鍵意義上是兩岸人民關系的延伸。這是因為，如果臺灣社會始終因一“外在敵人”之故，將民氣維持在一個動員預備狀態，那么威權政治就將始終如影隨形。在民粹語境下，公共性的政治是無法開出的，而任何有關社會正義或兩岸和平的公議也都會被掉包為統獨認同之爭。

民主左派的四大目標“邁向公共化、超越后威權”是一個涵括兩岸人民真正大和解、政治公共化、多種身份認同平等與社會正義這四大目標的民主左派計劃。提出民主，是為了強調我們拒絕各種威權的誘惑，相信并支持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作為政治主體的能力與制度；強調左派，是表示我們拒絕一切形式的剝削、壓迫與歧視，挑戰市場神話、形式民主與各種文化霸權，追求社會正義、個性解放與開創歷史。在藍綠主流政治正合手繪制臺灣的政治地圖，壟斷、窒息臺灣的民主想像能力的今天，我們這個民主左派計劃，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庸俗無謂夸張扭曲兼灰幕的主流政治的反命題。民主左派絕不是藍綠主流政治的對立，而是他們那種政治的超越與克服；不是要與他們爭權，而是要廢除這樣的爭權；不是要和他們爭奪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形成論述支持人民并轉化人民。我們呼吁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所有對這些目標仍抱持信念的群體與個人，走出沮喪無力，學習扮演我們的公共角色，公共地論述正義、平等、多元與自由等價值在此時此地的落實，超越后威權，共創新歷史。而這才將是臺灣民主化經驗得以真正貢獻于人類文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