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威權主義不是最壞的選擇

張又德

也許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看，這一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才會完整呈現。2016年9月2日，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里莫夫去世，享年78歲。1990年3月，他擔任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1991年8月31日，烏茲別克斯坦宣布獨立。同年12月30日，他擔任獨立后的烏茲別克斯坦首任總統并連任至今。一個時代終結了？

在中亞五個斯坦中，面積最大的是哈薩克斯坦，但人口體量最大的烏茲別克斯坦，總人口超過3000萬，幾乎是第二名哈薩克斯坦的兩倍，其他幾個斯坦的人口都只有幾百萬。所以，在人口體量意義上，烏茲別克穩，中亞才能穩。故而，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機構，設立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中亞安全，事關中俄安全，長遠看也事關全世界安全。

那么，怎么樣才能維護烏茲別克及中亞安全呢？

在冷戰結束后，曾有兩種觀點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一種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自由民主”一統天下，歷史達到了穩定均衡點因而畫上了休止符，歷史終結了。另一種是福山老師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這是一種世故委婉的說法。真正的文明之間不會有根本性、原則性的沖突。真正不可調和的沖突存在于文明與野蠻之間，即孔子說的“夷夏之防”。地震會沿著地殼中的斷層線發生，沖突也會沿著文明的斷層線發生。

這是對世界歷史走向的兩種解釋，其實是兩個針鋒相對的預言：一個是樂觀主義的，一個是悲觀主義的。誰的預言更靠譜呢？現在基本可以說，姜還是老的辣，亨廷頓的段位還是要高許多，福山過于小清新了。

福山錯在哪里？在產權經濟學看來，(經濟)自由與民主之間有內在的張力，是一個基本常識。這里所說的民主是一人一票的普選式民主，而非公司治理中按股權份額投票的“股東民主”或公共治理中按凈納稅額投票的“納稅人民主”。一旦實行這種民主，走向高稅收、高福利及高度管制是大概率事件，這三高不是好事，必然損害經濟自由與繁榮。

這種民主福利制度，對發達國家而言，一般能暫時承受得起，畢竟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間積累的財富打底。特別地，像澳洲、加拿大，靠賣資源與初級產品就搞得起高福利；像德國，有拿得出手的汽車、機械制造與化學等產業也搞得起高福利。但希臘借錢搞高福利，就杯具了。

從歷史發生序列看，被視為現代文明正宗的英美，也都是先經濟發達了，而后才有普選式民主，而不是反過來。

再看轉型國家。樸正熙治下的韓國，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及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無一例外迎來了經濟騰飛。這三位奉行親經濟自由的威權主義，是這三個國家走向繁榮的基石。反面的例子太多了。例如民粹主義政策令阿根廷從發達國家轉型為發展中國家。

對轉型國家來說，陷入民粹主義陷阱，把本國搞得一團糟，是壞事，但還不是最壞的事。最壞的事是陷入反文明的原教旨主義陷阱，禍亂整個世界。前一種情形的解藥是親經濟自由的威權主義，后一種情形的解藥是世俗威權主義。世俗主義是文明的核心防線。

所以，當看到轉型國家出現了反威權、爭民主的社會運動時，切記不要熱血沸騰，而是要冷靜問自己一些問題：被反對的威權，究竟是哪一種威權？是親經濟自由的威權主義，還是迎合民粹的威權主義？是捍衛文明的世俗威權主義，還是迎合原教旨的威權主義？一旦實行民主了，經濟自由與世俗文明的原則還守得住嗎？會不會滑向民粹主義或原教旨主義？

必須說明一點，在研判轉型國家時，思考的出發點應該是這類國家的可行選項是什么。把不可行的選項放進來，只會污染誠實的思考、扭曲問題的答案。以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為尺度，地球上的生活就是一團污。以美歐為尺度，就會得出“何不食肉糜”之類的高論。

看現成的例子吧。穆巴拉克長期統治埃及，沒有人認為他的統治是完美的，但好歹還是一種世俗威權主義。反威權、爭民主了，上臺的是誰？后來軍隊發動了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恢復了世俗威權主義。至于敘利亞，阿薩德代表的世俗威權主義與“民主力量”之間的內戰，曠日持久，還不知何時是個頭。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里莫夫在2005年時曾面臨一個抉擇：怎么辦？這一年，中亞也出現了反威權、爭民主的運動，也蔓延到烏茲別克，他鐵腕平息“安集延事件”。當時有爭議，但現在回過頭來看，烏茲別克至少當時避免了淪為敘利亞的風險，守住了世俗主義原則。他的去世，令烏茲別克與中亞又到了一個選擇的節點。世俗威權主義在中亞還能撐多久？這是一個大問題?；蛟S我們正在見證世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