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中國人的精神歷程

曹立新

李澤厚：一個時代的思想啟蒙者

李澤厚成名于1950年代，卻在1979年到1989年之間，成為“我們時代最靈敏的思考者”；在“讀朦朧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中，是新啟蒙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有人說他要做柏拉圖筆下的“哲學王”，也有人說他想做書齋里的革命者，無論如何，他是在那個集體癲狂、思想禁錮的“文革”年代里，仍然保持著清醒思考的知識分子之一，是一個在眾人失語、學術滿目荒蕪的年代里勇于篳路藍縷的先驅者之一，是一個以自由思想、理想激情、詩意表達影響了一代中國人思想進程的思想家。他的美學和思想史論著，以及他所提出的許多概念，比如積淀、異質同構、儒道互補、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巫史傳統、人化自然、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結構、救亡壓倒啟蒙等等，已經成為中國思想史的重要資源。

有許多人記得，他們是“從李澤厚那里開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尋”。

弗洛伊德熱：西方哲學思潮傳入中國

20世紀80年代，一個名叫弗洛伊德的外國心理學家，幫助中國人打破了性的禁忌。

1984年1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心理學家高覺敷重譯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盡管譯者在譯序中對弗氏理論謹慎地提出了四點批評，但是，弗氏在書中提出的性壓抑、潛意識、死亡本能等基本概念，迅速在大學校園里傳播。如果以199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孫名之翻譯的《釋夢》為界，弗洛伊德熱持續了十余年。

從弗洛伊德熱開始，加上后來的薩特熱、尼采熱等，剛從“文革”苦難中走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借助于一波又一波西方哲學思潮的傳入，展開了一場突破意識形態強制、尋求思想解放和理性回歸的新啟蒙運動。這場新啟蒙運動的許多思想成果，如今已同琳瑯滿目的商品一道，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現實的一部分。

尋根文學：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傳統

如何理解和對待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中國百余年現代化過程中不斷面臨的一個深層次問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知識界掀起的“文化熱”，再一次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作為對該問題的一種文學式回答，1985年第6期《作家》刊登了韓少功題為《文學的“根”》的文章，首倡“尋根文學”。韓少功關于文學尋根的呼聲得到了阿城、鄭萬隆、鄭義、李杭育等作家的回應，由此開始了自覺的“尋根文學”創作，《爸爸爸》、《孩子王》、《黑駿馬》、《小鮑莊》、《厚土》、《最后一個漁佬兒》等，便是這一文學潮流的優秀成果。

“尋根文學”是對“文化熱”中出現的激進反傳統和對于未來盲目樂觀的情緒的一種反動，它所呈現的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如何在全球化過程中進行自我表達和身份認同的焦慮，至今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嚴重。

崔?。盒麻L征路上的搖滾

1986年，為紀念國際和平年，北京舉行百名歌星演唱會，崔健身穿一件據說頗像大清帝國時期的長褂子，背一把吉他，兩個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以嘶啞的聲音吼出了“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時，觀眾以瘋狂的熱情歡呼中國搖滾樂的誕生。

作為中國的搖滾樂之父，崔健就這樣“一無所有”地開始了他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以音樂的方式表達一代青年人的追求、迷惘、憤怒和反叛。十年間，崔健和唐朝、黑豹等樂隊一起締造了中國搖滾音樂的輝煌。然而，當消費主義的大潮將搖滾變成一種高雅的時尚，理想和激情也就變成絕唱，有人因此宣布中國搖滾的死亡。

崔健依然不斷歌唱，但他穿上花襯衫，脫下了綠軍裝。

“中國現代藝術大展”：現代藝術開始影響大眾

關于現代藝術，許多人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那兩聲槍響中獲得最初印象的。

1989年2月5日，經過精心策劃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中國前衛藝術家第一次在現代藝術的旗幟下集體亮相。肖魯和唐宋在展覽過程中槍擊一幅名為《對話》的作品，無疑成為大展中最“亮”的事件。他們的“行為”藝術導致美術館被迫提前閉館，并在某種意義上導致一大批藝術家被迫轉入“地下”，或者“出走海外”。但是，兩聲槍響，同樣使得中國現代藝術走出精英的小圈子，進入到大眾的視野之中，甚至引起國外的關注。

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題為《雞蛋、槍擊、避孕套》的文章，專門介紹這次展覽，“中國現代藝術展”也被公認為中國藝術由傳統現實主義走向當代主義的分野標志。

北大拆南墻引起的爭論：商業對文化的入侵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從南至北，全國掀起了又一輪經濟致富的熱潮，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風氣所致，高校出現了“下?！睙?。

1993年，又是一個春天，北京大學提出要走產、學、研結合的新型高校發展道路，決定開門辦校，推倒象征高校象牙塔的校園南墻，改建為商業街。此舉被媒體稱為“北大告別的不僅僅是一堵圍墻，也許還是一個圍墻的時代?！焙芸?，北大南墻成為一條熱鬧繁華的商業街。教授開公司，大學生擺地攤，成為校園新風景，社會新時尚。

2001年4月，當校園產業已發展到超百億元的規模，正朝著世界一流大學奔跑的時候，北京大學宣布為了整治環境，拆除商業街，重樹南墻，再次引發輿論嘩然。

八個春秋，一面校墻，北大南墻的推倒與重建，不僅象征著知識價值的貶落與回升，更反映了我們國家近二十年社會精神的變遷。

“人文精神”討論

1993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的第二年，第二輪市場經濟大潮加速了社會世俗化轉型，日益邊緣化的知識分子逐漸喪失了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中的樂觀和自信，陷入困惑與矛盾之中。在這一背景下，上海學者王曉明、陳思和、張汝倫、朱學勤等人發起了人文精神大討論。

討論從1993年夏天王曉明等人在《上海文學》第6期刊出的一篇對話開始，“對話”認為，當時中國的文化處在嚴重的危機當中，其本質“暴露了當代中國人人文精神的危機”；要用人文精神克服文藝日益庸俗化的傾向。

1994年初，《讀書》雜志上陸續登載了6篇對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也開辟了相關專欄，討論很快成為一個“媒體事件”，持續了兩年時間，直到1996年，上海和北京兩地同時出版兩本《人文精神討論文選》。在全民追求經濟發展和物質利益的浪潮中，那場顯得不合時宜的大討論，并沒有取得多么深刻的學術成果，但它提示的精神生態和人文關懷問題，在討論結束后反而越來越顯出了價值。

陳寅恪熱：堅守學術自由的精神，

陳寅恪熱的起因也是一本書，書名是《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6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本書作者陸鍵東花幾年時間，收集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為讀者講述了這位國學大師晚年的學術境遇和精神世界。

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知識分子連續舉行讀書會、座談會，鄧廣銘、季羨林、張岱年、任繼愈等著名學者都以陳寅恪的弟子或助手的身份親自參加，更為陳寅恪這位“教授的教授”增添了傳奇色彩。有人說他是“文化遺民”，有人稱他為自由主義學者，陳寅恪的著作或有關陳寅恪的著作，上了各大書店的圖書銷售排行榜。繼《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1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后，三聯書店又組織出版了共計13種14冊、350萬字的《陳寅恪集》。編者認為，《陳寅恪集》是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文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靈魂，也是他終生倡導并實踐了的學術立場。

王小波：騎士之死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里就很高興?！?/p>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死了。對于許多人來說，“王小波的死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開始”。他死了，追求智慧的路卻熱鬧了；他生前屬于“沉默的大多數”，死后卻招來無數“門下走狗”；他的文字，包括生前未及完成的小說手稿、早年習作、私人書信、私人照片等，被以各種方式出版，《黃金時代》仿佛真的迎來了黃金時代。他一生反對無趣，反對專制和教條，他死后，他的話卻被編成“王小波語錄”；他的風格，也以王小波式的“有趣”的方式，為無數青年所效仿。

另類、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予人慧命者……人們向這位早逝的天才奉上各種尊貴的花冠，也將不斷追求智慧、并以這種追求智慧的方式去繼續創建自己的精神家園。

(作者為西南師范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