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老莫的４７載情緣

羅雪揮　羅亞濱

“在我們的心目中，莫斯科餐廳就是家之外的‘家。為了表示革命，曾經與莫斯科餐廳劃清界限，現在落魄了，又想去找她，還給她起了個好叫的名字‘老莫?！?/p>

“只要是老莫的事情，我愿意無償提供任何幫助”。在北京衛星制造廠安全保衛處一間普通的辦公室里，羅亞濱無法掩飾自己對老莫的熱愛。

2001年，莫斯科餐廳曾經搞過一次征文活動，羅亞濱曾一口氣投了10篇稿件，如今，與老莫一樣，羅亞濱也已過了知天命之年。

接受采訪的兩個半小時里，羅亞濱不時被電話和工作打斷——就要放國慶長假了，負責安全工作的他恰好是最忙碌的時候，但只要一回來坐在采訪機前，他就立即沉靜下來，接著話題，一頭埋入老莫的夢境——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冥想式的姿勢，仰著頭，微閉著眼睛，與其說是講述，不如說獨自回味。

我對老莫的情結，應該歸于我父親。我父親當時在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工作，曾特意帶全家到莫斯科餐廳去“開洋葷”。那時我才3歲，個子太矮，腦袋都夠不著椅子背，手又太小，刀叉都拿不住，本能地用手去抓盤子里的肉吃。

父親那時是行政13級，每個月的工資有150多塊錢，而一個普通二級工當時的工資不過30多塊。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像做夢一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實對于我們，去莫斯科餐廳吃飯也像是做夢一樣。

高大的房屋，藍色的帶白雪花的天棚，雕花的立柱，高背的椅子，綠色大理石的圍墻和木地板等設施，仿佛是在宮殿里就餐似的。發亮的刀、勺、叉取代了國人習慣用的木制筷子，用銀制的杯套放置的玻璃杯中棕色的咖啡又取代了常見的淡黃色的茶水，大底、細棍、大口的高腳杯又代替了酒盅。這一切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以后我們幾乎每個月都會去一次老莫，當年能到這里來吃一頓飯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畢竟那是少數人出入的地方。

真正把“老莫”當作自己的家，還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因父親的被打倒，一夜之間，自己就變成了革命的對象。小哥幾個不服，精神壓力很大，在一起說起了“找家”的想法，自然首選的就是莫斯科餐廳，我們叫她“老莫”，因為不能夠說是莫斯科餐廳，那就跟“蘇修”有聯系了，這樣稱呼別人還以為是叫一個人的名字。畢竟我們是生活在“抓階級斗爭”的年代里，一切事情都要謹慎。老莫就是那個時候被叫開的。

60年代末的一個冬天，我們去老莫找“家”，去的時候還化了一下妝，不能夠穿新衣服，要看上去很破落——道理很簡單，一般人都不打死狗?？墒堑嚼夏燥堄植荒軌蛱S便，于是穿上了黑皮鞋，翻出了箱子里父親的呢子上衣，但又在外面故意罩上了藍色的學生服，特意戴上了白色的大口罩，就是要讓人認不出來是誰。當時去了不到10個人，不敢“扎堆”，生怕大家一起出宿舍大院引起別人的注意。

在進餐廳之前，大家決定先派我去偵察一下老莫餐廳里是否有情況，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學生，我也害怕，問真把我抓住了怎么辦？大一點的孩子說，你是小孩，抓住你也沒辦法，就說是“走錯了門”。于是我大著膽子進入老莫，發現沒有人注意我，餐廳里也很冷清，就踏實了。從餐廳大門一路跑到售票處招呼大家，心里高興，口罩也摘了，腰板也挺起來了，這個環境我太熟悉了。

文革的年代，大家其實是很壓抑的，一群身穿藍色衣服的“革干”(革命干部)子弟和身穿綠軍服的“革軍”(革命軍隊)子弟，在父母被打倒的情況下，仍要跑到老莫來聚餐，其實就是想追憶以前的生活方式，或者說回避目前的困境。似乎人只有置身在這西餐館里，才能夠減輕精神上的壓力。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不長?！案锔伞弊拥芎汀案镘姟弊拥艹３４蚣?，破壞了這個家的安靜。隨后，餐廳為了自身的安全，又請來警察常駐，我們就很少去老莫了。

1969年8月，我所在的西頤中學整個班都被挪到北大荒。離開北京的時候，大家都會請難兄難弟到老莫吃告別飯。那是我青少年時代最后一次去老莫。

1971年，我以知青的身份第一次回北京探親。當然去光顧了老莫。當時只有一種心理，要把這些損失都補回來。盡管當時對蘇修懷著刻骨仇恨，但是對俄式西餐，對老莫還是情有獨鐘。高大的空間，高背的椅子還保留著，還有那副久違了的刀、叉、勺的餐具和銀制的杯套。置身其中，仿佛尋找到了失去的一切。

1975年8月，我從北大荒回到了北京，全家人到老莫歡聚。1976年，粉碎四人幫，也是到老莫。以后父親落實政策，朋友聚會，還選在老莫。對于老莫的鐘愛，也就集中在這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中，來到這里就餐，既是在追憶逝去的年華，也是想找回曾以此為榮的經歷。

90年代，工作和家務繁忙，我基本跟老莫斷了聯系。2001年，聽說老莫重新裝修了，我騎著自行車來老莫溜達了一趟，要了一杯可樂，躲在大廳的墻角，覺得又熟悉又陌生。老莫對我來說，歸根結底的意義，是“夢開始的地方”。

其實懷念老莫也就是我這一代，我的父親是工農干部，他對西式的東西并不是真的太感興趣。我的女兒今年22歲了，她愛吃水煮魚，老莫對她來說，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