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陽翟褚氏的家風與家學

余　樂

考諸史籍，魏晉人常說“汝潁固多奇士”，“豫州人士半天下”語。這些被時人所稱頌的“奇士”，多依靠其才能入仕為官，通顯于魏晉，子孫得其蔭資，也能夠累世為官，成為世族。潁川地區在這一時期就出現過多個著名的世家大族。如潁川荀氏、陳氏，自漢末至魏晉冠冕相繼，家族勢力布列朝廷。又如潁川庾氏，在東晉時繼瑯邪王氏之后與司馬氏皇權共天下，權傾朝野。再如潁川長社鐘氏，興自兩漢，曹魏時以軍功起家，成為魏晉一流高門。較之上述潁川地區所出現的高門士族來說，潁川陽翟褚氏形成門戶的時間最晚，在名聲上亦不如荀氏、陳氏、庾氏、鐘氏等顯赫。但是，陽翟褚氏家族卻比其它四家綿延的時代更久，并且在政權頻繁更迭的歷史條件下，仍然保持家族門第的長盛不衰，可以說是魏晉南北朝眾多赫赫有名的高門世族中較為突出的一個。

關于褚姓的由來，唐代林寶在其所著的《元和姓纂》中認為：“子姓，殷后，宋若公子石為‘褚師，因氏焉?！睂Υ?，南宋鄭樵的解釋更為詳細，據他的《通志·氏族略》記載，“褚師氏，宋共公子子石為褚師，因氏焉”，“褚氏，即褚師氏，后世略去師，遂為褚氏”。陽翟褚氏家族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兩漢，“漢相褚大，元、成間褚先生少孫，并以儒學稱焉”[1]。褚大從胡毋生受《春秋》，且以“通《五經》，為博士”，官至梁相。褚少孫為“梁相褚大弟之孫”，“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出入宮殿中十有余年”[2]，他不僅為司馬遷的《史記》補缺，還成就了張、唐、褚三派《魯詩》之中的褚氏之學。后來褚少孫的裔孫褚重移家陽翟，遂有陽翟褚氏。東漢時，褚氏已經成為潁川郡（陽翟在漢代為潁川郡治）的大姓，“郡中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3]。褚重的裔孫褚招，漢末魏初時官至安東將居、揚州都督、關內侯，使其家族在朝廷中也具備了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在魏末晉初時，作為當時陽翟褚氏代表人物的褚招孫褚，卻只是一個官職較低的縣吏，后來還因家貧而辭官，直到五十歲時他才逐漸被晉武帝升用。由于當時“不重兩漢父祖地位，而重當代官爵尤其是西晉時的政治地位”[4]，因而，陽翟褚氏在魏末晉初只能算作是一般的士族，還稱不上一流高門。東晉時，褚裒和他的從兄褚在“蘇峻之亂”中以軍功而封侯伯，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才開始逐漸提高。在褚裒女褚蒜子被封為皇后之后，陽翟褚氏家族更是以外戚的身份成為當時掌權的四大家族之一，其家族高等士族的地位才得以最終確立。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一個時期，歷經當時紛亂的易代之爭和王朝內部復雜的權力傾軋，陽翟褚氏與其它高門士族相比，卻總能更為輕易的化險為夷，并處于各個王朝權力的核心。同樣是在門閥制度的庇護下，各個家族的人物品性、家族地位及興衰周期卻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從家族內部的文化傳統上去尋找原因。對此，錢穆先生早有過精辟的論述：

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于外在之權勢和財力，而能保泰持盈達于數百年之久；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于不衰。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兩漢儒學傳來。 [5]

細品錢穆先生所謂的“家教門風”，則不外乎家風和家學兩點。接下來，筆者也主要從這兩點來探討陽翟褚氏在幾百年間能保持“人焉不墜”的原因。

一、與時推遷、自保家世的傳統

傳統的儒學本來強調忠君，并以此來作為整個統治的基礎及個人安身立命的最高道德標準。然而魏晉之后，玄學之風大起，加以政權的頻繁更迭，使得當時的士大夫們很難再以忠君作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指導。唐長孺先生對此作過深刻的分析：

后世往往不滿于五朝士大夫那種對于王室興亡漠不關心的態度，其實在門閥制度下培育起來的士大夫可以從家族方面獲得它所需要的一切，而與王室的恩典無關，加上晉以來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護其行為，因此他們對于王朝興廢的漠視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6]

受這種時代風氣的影響，即便是以儒學傳家的陽翟褚氏在東晉以降的數百年間里，其當軸人物亦多表現出機智善變的特點，在當時的實際政治生活中往往能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家族的政治立場和心態，做到“與時推遷”，以保持家族門第的長盛不衰。

然而，陽翟褚氏的這種“與時推遷”以自保家世的作風并非一開始就有的，而是由褚裒首先開創的。褚裒所處的東晉時期，晉室的政權尚比較穩定，因而褚裒及其從兄褚在“蘇峻之亂”時，都表現出忠于司馬氏政權的積極態度。褚裒在當時擔任車騎將軍郗鑒的參軍，而褚則是被元帝任命為散騎郎，擔任了保衛皇帝的重要角色。結果兩人在平亂之后分別被封為 “都鄉亭侯”和“長平縣伯”，使得褚氏家族的地位得到順利的上升。褚裒在政治上的這次選擇可謂十分明智，因為從當時的條件來看，門閥政治日益成熟，蘇峻憑“單家”作亂根本不可能取得勝利。從這一實際情況考慮，褚裒兄弟作為褚氏家族的代表必然會起來抵御蘇峻的叛亂，一方面可以顯示自己家族的忠君立場，另一方面可以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陽翟褚氏家族在“蘇峻之亂”中嶄露頭角之后，在東晉康、穆帝之時達到了勢力的頂點。晉康帝的皇后即是褚裒之女康獻褚皇后，褚皇后曾在穆帝、孝武帝等四朝臨朝稱制，執掌晉室大權達四十年之久。然而褚裒作為皇后的父親，在行事上卻極為謹慎。褚裒雖以外戚的身份進入的權利角逐的中心，然而當時褚氏家族相較于當時掌權的庾、桓、何三大家族來說，勢力相對弱小，不可能在爭取朝廷勢要中獲勝，因而褚裒選擇了向外發展。他以皇后父的身份苦求外出，“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有領瑯邪內史?！保ā稌x書》本傳）后有人以褚裒為皇太后父，提議拜裒為侍中、錄尚書事，欲將其召為朝廷勢要。褚裒則“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同上），于是改授他為“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保ㄍ希┯篮统跄?，朝廷再一次詔褚裒回去，又被褚裒拒絕，“固辭歸藩”。

褚裒這樣幾番拒絕進入朝廷勢要，并非真正的“懼獲譏嫌”，而是出于其家族勢力相對弱小的政治考慮。這樣一來，褚氏家族成功地避免了與居位家族門戶矛盾激化的危險，且占據了京口這一東晉政權的重鎮，起到了利用京口積累實力和制衡中央權要的目的。褚裒的這種應時變化的做法，對褚氏家族的發展影響巨大：他開創了褚氏家族“與時推遷”的新家風，此后王朝更迭頻繁，政治斗爭更加險惡，正是在這種家風的影響下，褚氏家族才能夠趨利避害，維持了家族門第的長盛不衰。

在褚裒開創了這種“與時推遷”的新家風之后，陽翟褚氏家族在政治立場上的第二次“與時推遷”，是由褚裒的曾孫褚叔度兄弟完成的。褚氏家族在褚裒子歆、熙后，歷其孫爽，至曾孫褚秀之、淡之、叔度兄弟時，東晉王朝的大勢已去。褚氏兄弟從現實出發，為了保存家族的勢力，在作為晉室姻親的情況下（恭思褚皇后即秀之的妹妹），卻轉而投靠了劉裕，并在劉裕奪取江山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褚叔度兄弟跟隨劉裕討伐盧循，“力戰有功”。另據史書記載褚氏“雖晉氏姻戚，而盡心于武帝（劉裕）”（《南史》本傳），“淡之兄弟并盡忠事高祖（劉裕）”（《宋書》本傳）。為了獲得劉裕的信任，褚氏兄弟還做出了一些令人發指的行為，“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同上）。后來恭帝被迫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于前”（同上），而劉裕為了斬草除根，又“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逾垣而入，進藥于帝……乃以被掩殺之”（同上）。

在晉宋的政權更迭的過程中，潁川庾氏被桓溫誅滅；譙郡桓氏則在桓玄敗后慘遭滅門；太原王氏雖世稱華胄，它的兩支也在政治爭斗中覆滅；瑯邪王氏和陳郡謝氏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他們都有多個家族成員在宋初被殺。而褚氏家族基于褚秀之兄弟的這種政治選擇，使其家族勢力得以保存，并與劉裕進行了新一輪的群臣結合，在劉宋王朝中重新取得權位。劉宋王朝建立之后，劉裕對褚叔度兄弟的功勞給予了很大的回報，“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同上）。因而陽翟褚氏才能在劉宋時期的政治上占據重要的地位，如劉裕力排眾議封褚淡之為侍中、會稽太守，讓褚叔度出任持節都督、雍州刺史、襄陽義城太守，皆為顯官要職。褚氏兄弟助劉裕篡權的所作所為，雖然有違忠君的儒家思想，但無非也是為了維護其家族的根本利益，是陽翟褚氏家族“與時推遷”的家風的一種具體體現。

繼褚叔度兄弟之后，陽翟褚氏家族在政治立場上的又一次“與時推遷”，則是由褚淵來完成的。褚淵，“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侄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秘書丞”（《南齊書》本傳）。此時，陽翟褚氏顯然已經進入了門閥大族的行列，成為一流高門。褚淵為劉宋江山的穩固做出過極大貢獻，他在平定薛安都叛亂和桂陽王叛亂時，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同上）。然而褚淵在處事時卻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忠于劉宋王朝，另一方面又為蕭道成篡位提供方便。在明帝死后，褚淵以顧名大臣的身份，將蕭道成引入權利中樞，為其以后的發展鋪平道路。在廢除后廢帝劉昱之后，褚淵將收拾殘局的重任托付給蕭道成，并說“非蕭公無以了此”，還同意蕭道成加黃鉞，為其篡位提供條件。果然，在蕭齊建立之后，褚淵受到重任，“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同上）?！皬┗乇Ｆ拮?，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南史·褚裕之傳》），可見褚淵重家族門第輕君臣名節的政治態度在當時就已著稱于世。然而，也正是褚淵對“與時推遷”家風的繼承，使得陽翟褚氏又一次歷經朝代更替而門第不衰。

對于陽翟褚氏這種“與時推遷”以自保家世的作風，清人趙翼在其《廿二史札記》卷十二“江左世族無功臣”條中曾說:

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仆,裙履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弘、王曇首、褚淵、王儉,與時推遷,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為世家大族,迥異于庶族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尚之極敝也。

可見東晉南朝世家大族的風尚皆以門戶至上，非獨陽翟褚氏有此家風。

二、孝先于忠、以孝傳家的家風

司馬氏篡魏建晉，此種做法與傳統的儒家道德不符，因而晉王朝在“忠”的方面已無從談起，所以其統治者發掘了儒家學說中的“孝”作為控制士大夫的武器及品評人物的重要標準，這樣一來“孝”自然成為時人所最為看重的家族道德的準則。對此，唐長孺先生亦有深刻的分析：

自晉以后，門閥制度的確立，促使孝道的實踐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經濟與政治上的作用，因此親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觀念得以形成。[7]

而且當時的世家大族旁枝繁多，為了處理好家族內部成員間的尊卑親疏關系，其家族也必然需要用“孝”這種儒家禮法來約束本家族的各個成員。陽翟褚氏在復雜的王朝更迭中，為了保持家族門第的長盛不衰，同樣毫不猶豫地遵從了“孝先于忠”的原則，那么“孝”也必然成為褚氏家族所奉行的治家準則及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據史籍所載，陽翟褚氏的家族成員，多以孝行著稱于世。東晉時的康獻褚皇后，貴為晉康帝的皇后，且在穆帝等朝臨朝稱制，執掌晉室大權近四十年，對其父褚裒仍然尊敬有加。她不僅在歸寧時對褚裒行的是父女家人之禮，還要求在朝廷之上亦行家人之禮。但是庾翼、謝尚等人堅決反對，以“父尊盡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的君臣禮節不能亂為由，最終未能實行。這說明陽翟褚氏以孝為先的家風深入各個家族成員之心，即便是貴為一國之母的皇后也不例外。

宋齊時的褚淵雖以身仕二姓而遭非議，亦有可為人們所稱道的孝行，是當時有名的孝子。據《南齊書·褚淵傳》載，褚淵曾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而辭官，但并未得到朝廷的允許。后來，“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期年不盥櫛，惟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以至于要皇帝下詔“斷哭”，并禁止別人吊喪。后來又遭嫡母吳郡公主喪，褚淵“毀瘠如初”，并以“期祭禮及，表解職”?！段倪x》卷五八所載王儉所作的《褚淵碑》中記載：“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滅性?！倍覝Y長子褚賁，雖然對其父失節于劉宋王朝的政治態度頗為不滿，但仍然不違孝道，在褚淵死后“流涕不自勝”，并將爵位讓與弟弟褚蓁，還放棄位高權重的官職不做，自愿居墓下為褚淵守喪。

褚淵的孫子褚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親表咸異之”（《梁書·褚翔傳》）。其子褚翔更是一位孝子，“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云”（同上）。雖然史書記載的這個故事很有一些杜撰的成分，但是褚翔在母親死后，“以毀卒”確屬事實，他的確是陽翟褚氏“以孝傳家”的典型。

而且，陽翟褚氏的“孝”行不僅表現在親子之間，還在家族成員中擴展為兄弟的“悌”及親族間的“友”。如褚淵身為長子在父親死后卻能把所有財產讓給弟弟褚澄，自己“唯取書數千卷”（《南齊書》本傳），以至于死后“家無余財，負債至數十萬”（同上）。褚淵因為失節宋室而遭非議，但是他的上對父母盡“孝”、下對兄弟行“悌”的行為卻為他贏得了不少聲譽，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們對他失節行為的非議。又如褚淵從弟褚炫，雖然是“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遊”，卻能在“得錢十七萬”后“于石頭并分與親族”，以至于最后“病無以市藥”（《南齊書》本傳），這是將“孝悌”擴展為了對整個親族的經濟幫助，因而更讓人嘆服。再如褚淵的長子褚賁在褚淵死后將爵位讓與弟弟褚蓁繼承，而褚蓁又能在褚賁死后“表讓封還賁子霽”，這雖說是兩兄弟間情誼至深所致，但其家族重“孝友”的家風卻表露無遺。

陽翟褚氏正是憑著“孝先于忠”的這種家風，在家族內講究孝友，才能在喪失了“忠”這個儒家道德準則后，依然能夠維持家族內部的和睦，并得以在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的魏晉南朝時期，維持家族的長盛不衰。

三、以儒為主而又博學多才的家學

褚氏家族興自兩漢，西漢時的褚大，從胡毋生受《公羊春秋》，官至梁相。后來的褚少孫是元、成間的一位博士，在經學、史學和文學上都頗有成就，不僅為司馬遷的《史記》補缺，還成就了張、唐、褚三派《魯詩》之中的褚氏之學?？梢婑沂显跐h代是以儒學著稱于世的。而且陽翟在漢代領潁川名郡，就其學術氛圍而論，汝潁地區在東漢初至順帝年間，曾經涌現了一大批經學大師，如汝南的鐘興、許慎、周舉，潁川的張興、丁鴻，均蜚聲海內。陽翟褚氏可以說繼承了這種深厚的儒學文化背景，早在東漢時已經接受了系統的儒學熏陶，其家族的文化傳統主要是崇尚儒家學說。雖然陽翟褚氏在學術上并沒有出眾的成就，但其家族代表人物多有良好的儒學修養，形成了褚氏家族以孝傳家的家風，而且其家族人物多不尚虛言而重事功，有著積極的入世精神。

東晉時期，朝廷曾多次北伐，先是以祖狄、庾亮的失敗告終，繼以殷浩、桓溫。然褚裒為了盡快實現晉室的復興和國家的統一，仍然竭力主張再次北伐，顯示出儒家重視事功的積極用世精神。然而北伐最終以失敗告終，晉軍死傷慘重。因而褚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晉書》本傳），雖被朝廷下詔原諒，最終還是因“遠圖不就”憂憤自責而亡。此外，褚裒“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采”（同上），還曾提出過“政道在于得才，宜委賢任能”的用人主張。褚裒上以事功對朝廷盡忠，下以《春秋》精神對自身嚴格要求，真可謂嚴守儒家原則。

陽翟褚氏的后世子孫大多遵循了褚裒的這一精神，在世家大族崇尚虛靡的南朝時期，仍然不廢事功，在政治上皆有作為。即便是幫助劉裕篡位的褚叔度，在做官時也“每以清簡致稱”，甚有祖上遺風。褚淵雖因名節問題備受非議，在政治上卻能“當奢侈之后，務弘儉約，百姓賴之”（《南齊書》本傳），雖歷官清顯，死后卻家無余財，“負債至數十萬”。孝子褚翔，亦能“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梁書》本傳）。齊梁時的褚球，“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且“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后，臺佐加貂，始自球也”（《梁書》本傳）。后來的褚玠，“廉儉有干用”，為官數年“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陳書·文學列傳》），最后還是因為皇太子的垂愛，“手書賜粟米二百斛”（同上），才得以還家。陽翟褚氏的這種以儒學為主、注重事功的家族傳統，在魏晉南北朝天下分裂、世局不穩的情況下，對其家族門第的長盛不衰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當然，在東晉南朝玄學風尚占優勢地位的情況下，陽翟褚氏的學風也并非毫無變化。當時老、莊思想流行，以高標出塵、任情悖禮為雅，而以用心世務、拘于禮法為俗。作為東晉時期褚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褚）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晉書》本傳），成為當時的名士。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輕詆篇》中記載：“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杰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于是四坐敬散，無不狼狽?！笨芍^盡現名士風范。也正是如此，褚裒才得以在玄風盛行的背景下，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并為謝安所雅重，“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盵8]褚裒孫褚爽，少時被謝安所知，并有“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復相士”[9]這樣的贊譽。及褚爽長成，果然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對于世俗的名譽不屑一顧。后來的褚淵，更是少有令譽，為時人所重，史載“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慚而去，不敢復還，后貴乃歸罪，待之如初?！保ā赌鲜贰ゑ以Ｖ畟鳌罚┘懊鞯奂次恢?，褚淵甚見重用，“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兒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保ㄍ希┮蚨覝Y被時人評為“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南齊書》本傳）的名士，“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同上）。褚淵的從弟褚炫，少有清簡之譽，雖處高位，卻“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為美”（《南齊書》本傳）。及至南朝末期的褚玠，亦是“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陳書·文學列傳》），后果見重于世。

此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家大族，往往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興趣和建樹，陽翟褚氏也不例外，其家族成員多“以才藝楨干稱”，在文學、音樂和醫術方面也頗有成就。褚淵從弟褚炫，“與彭城劉俁、陳郡謝腓、濟陽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南齊書》本傳）。褚淵的曾孫褚翔在文學上成就更大，“梁武帝宴群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梁書》本傳），因而得到武帝的欣賞即日補為宣城王文學，為時論所美。陳時的褚玠，少時即以“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而被時人所重，且其文章“詞義典實，不尚淫靡”，與南朝浮靡的文風大不相同，“所制章奏雜文二百余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于世”（《陳書·文學列傳》），有文集十卷見于《隋書·經籍志》。褚氏家族的這種好文學的風氣，傳至隋唐而風采不減，褚玠子褚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于心”（《舊唐書》本傳）。褚亮子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舊唐書》本傳），是唐初著名的書法家，父子倆在文學上都有很高的造詣，皆有文集二十卷傳世。

褚淵本人不僅美儀貌，在音樂上也很有造詣，史載褚淵“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鴣》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南史·褚裕之傳》），惹得謝莊等人“撫節而嘆”。此外，褚淵還“善彈琵琶”，并得到齊武帝所賜的“金鏤柄銀柱琵琶”。蕭梁時的褚澐，亦“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為湘東王所親愛”（同上）。

褚淵的弟弟褚澄雖貴為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在醫術上卻有很高的造詣，善解疑難雜癥，并著有《雜藥方》二十卷傳世，后散佚。而蕭梁時的褚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于世”。后褚該北歸，官至車騎大將軍，卻“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其盡藝術”，其子褚則“傳其家業”（《周書·藝術列傳》）。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作為魏晉南北朝的一個傳承數十代的世家大族，陽翟褚氏雖然在家學上表現出了鮮明的玄學氣質，其家族成員卻少有純粹的玄學思想家，因為一味的不拘禮法，雖然能顯名一時，卻無法保證家族的長盛不衰。從總體來看，陽翟褚氏的家族成員大多仍遵從儒家傳統，恪守孝道、不尚虛言而重事功，可以說是以儒為主，儒、玄兼修，并且在文學、音樂和醫術等藝術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唐長孺先生在《世族的形成和升降》中對陽翟褚氏在魏晉南北朝時的地位上升作分析時說，其“家族成為東晉南朝的一流高門是和權重位尊有關的”[10]。但是，隨著南朝時期庶族力量的迅速崛起，陽翟褚氏和其他世家大族一樣，除了以祖輩蔭籍、家族地望自矜之外，可資憑借的還必須要有這種風雅當家的文化優勢。

注釋：

[1]林寶.元和姓纂[O].北京：中書局，1994

[2]司馬遷.史記·龜策列傳[O].北京：中華書局，1982

[3]班固. 漢書·趙廣利傳[O].北京：中華書局，1975

[4]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論叢[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5]錢穆.國史大綱[M].上海：商務印刷館，1996

[6][7][10]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從[M].北京：三聯書店，1955

[8][9]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篇[O].北京：中華書局，1984

（余 樂，蘭州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