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鉤新月蘚花侵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有句云：“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鉤新月蘚花侵?！睂懙氖峭谕两ǔ侵邪l現女鞋一只，作弓彎樣，僅三寸許，引來眾人觀看。翻閱稗官野史，也發現不少對婦女纏足的記載，十分有趣，十足心酸。

纏足始于南唐，據說后主李煜的一個嬪妃姿色出眾，長于歌舞，以白綢裹腳，使腳變小，能在一個六尺高的“金蓮臺”上翩翩起舞。由此，纏足之風始行。到了宋代，纏足習俗從宮廷走向民間，元朝以后，開始興盛，女子紛紛纏足，以“三寸金蓮”為美，纏足被視為美與德的象征。但纏足十分殘忍，是一種摧殘婦女的變態行為，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寫：“數歲弱女，即為纏足，七尺之布，三寸之鞋，強為折屈以求纖小，使五指折捲而行地，足骨穹窿而指天……日夕迫脅，痛徹心骨，呼號艱楚，夜不能寐?！?秋瑾在其《有懷》詩里感嘆：“可憐一幅鮫綃帕，半是血痕半淚痕”，寫盡了纏足的痛苦與悲慘。

以纏足為美，源于男權社會以羞辱與摧殘女子為樂的一種畸形變態心理，潛藏著濃厚的性意識。男人們認為女子遭受這種痛苦后，可以表現出獨特的美，結果異性欣賞提倡，女人們忍痛效法，不正常的虐待行為，反而成為社會習以為常的風俗。辜鴻銘是一個代表，他極其欣賞三寸金蓮，說“女人之美，美在小足”，他娶的中國夫人，腳如尖筍，他還總結出了小腳的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訣”，可謂無恥之至。

明亡清立，纏足便成了漢民族說不出道不明的一樁心事。時諺：“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幼不降、妓降優不降”，說的就是這種尷尬狀況和自我滿足心理。滿人入關，為壓制漢民，強制推行滿俗，更改服飾剃發留辮，對膽敢反抗的一律加以酷刑。穿上滿服的順民于是在精神上自我慰藉：女人們還是延續漢俗、裹腳纏足，與男人去發留辮相比，到底還是沒有降清。夾裹著這種復雜矛盾的心態，社會生產的主力和主導角色──男人，懷著偷窺般的快意，一如既往地縱容和欣賞著纏足，不管是不是因為審美。清朝立國之初是禁止女子纏足的，認為纏足妨礙社會生產，一度對纏足女子的父兄施以重罰。直到康熙年間，左都御史王照、禮部儀制司員外郎王士上書皇帝，建議暫時放寬禁止纏足的法令，可能執政者考慮到女人纏足對發展生產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康熙帝最后認可了此項建議。于是纏足這一中國獨有的整容行為，長期保留了下來。在近代西方世界的心目中，長辮子和小腳女人乃是中國的代表形象，是這個東方國家衰弱和落后的標志。

近代民主革命發軔，斗爭矛頭就指向了纏足，纏足作為封建王朝的遺毒、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擺在了革命者面前。首先是受害者本身，一部分接受過西方新式教育或思想開明的婦女，勇敢地站出來，揭露纏足行為對婦女身心的折磨和所帶來的痛苦，大聲疾呼已纏者放足、未纏者天足，秋瑾等女革命者身體力行，在呼喚“自由健康”和“男女平等”的同時，帶頭在社會上踐行文明生活方式，成為新時期女性行為的楷模。隨著思想的解放，覺醒的國人也認識到纏足的危害，紛紛斥責，視之為陋習。十九世紀末，全國各地先后成立了“不纏足會”或“天足會”，有組織地革除纏足陋俗，一些進步人士如宋教仁、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了社會改良會，提出了詳細的民俗改良主張，其中就有廢纏足、穿耳等習氣的內容，辛亥革命后，孫中山還頒布過禁止纏足的法令。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發出放足的聲音，到了1910年放足、天足就已蔚然成風，據史料記載，當時社會風氣為之一改，人們比較自然地認定，1912年以后出生的女孩，一般不再裹腳，已經裹的也放掉了，姑娘出嫁前一概要放足。在大城市里，天足已經成為時尚，原來是大腳姑娘嫁不掉，現在成了纏足女子沒人娶，有的纏足或放足的婦女，在鞋里塞上棉花，鞋店里還出現了專為放足者用的“假趾套”，戴上這種東西后，是天足還是纏足，從外觀上就看不出來了。北方農村有的地方還流傳“大腳板，刮唧唧，到了婆家不受欺”的民謠，反映出天足的普及。從“半鉤新月”到“大腳板”，被一根布條纏裹千年的雙腳，終于開始健康自然地生長，雖然仍舊帶著畸形和傷痕。

但揚棄舊習、推行新風的過程也非常不易，由于封建守舊勢力的頑強存在，革除纏足陋習的過程也不是毫無阻力、一蹴而就的。1912年以后，纏足現象沒有完全絕跡，尤其是西南、西北等偏僻農村地區，陋俗依舊，甚至變本加厲，纏腳過小的女子竟至膝行。革命黨人柳亞子先生，對自己婚姻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一位天足、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學生?？稍谀莻€封建黑幕尚未揭去的湘南小鎮，別說受到新式教育的女學生，就是找一個沒有纏過足的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也很難。盡管柳亞子決心很大，甚至跑到上海大鬧“退婚風波”，但最后還是屈于父母之命，和家鄉的舊式女子蘇敏淑結了婚。當然，最后促使柳亞子定下決心的，說不定也和蘇敏淑毅然放足有關。那時，柳亞子還竭力勸說不讓妹妹柳平權纏足，母親卻提出了“兒子留辮則女兒可不纏足”的解決辦法，柳亞子沒有辦法，也只得同意，暫時去發留辮，可見當時推行天足的阻力。

（胡云霞，濟南市濟鋼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