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大干將的人生結局

滌　生

王力、關鋒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響當當的知名人物。然而，當真理最終戰勝了虛妄，理智最終戰勝了狂熱，伴隨那場“紅色風暴”過后，他們的人生結局如何，卻鮮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號

“大筆桿子”——王力

王力在進中央文革之前，就寫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參與寫“九評”而有名氣。中央文革成立時，在中央文革內部，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時，說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號“大筆桿子”，一點也不過分。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于江蘇省淮安縣，14歲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9年3月，由谷牧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任中共山東分局黨刊《斗爭生活》主編。在此期間，他寫過一本小說《晴天》，始用筆名“王力”?？谷諔馉巹倮?，王力先后擔任了華東局駐渤海區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土改干部訓練班主任等職。后任中聯部副部長。

調到中聯部，特別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后，王力受命參加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談判。他曾經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重視。王力不光在做實際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筆桿子比較硬，曾經參與寫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決定以林彪的名義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王力參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進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實際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將。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思想和行動拉開了距離，對陶鑄（后來進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話則根本不予理睬，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拔母铩敝邪l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時，毛澤東已經對他十分不滿了。但王力卻不知進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在全國各條戰線都制造出一種“亂”的局面。

周恩來通過王力在8月7日約見外交部造反派的講話，認定王力是壞人。但周恩來知道毛澤東賞識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陳伯達與王力的關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時，周恩來當時還不了解毛澤東對王力鼓動紅衛兵沖擊外交部到底是個什么態度。因此，周恩來沒有急于表態。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動下，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的行動，更堅定了周恩來對王力的認識。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談話。他在同楊成武談話時，談了他對近來全國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還特別談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談話，談了關鋒起草的《紅旗》雜志社論中所提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他對楊成武說，這樣下去怎么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F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后來說過，他當時已經認定王、關、戚是壞人，他們這些“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系?！保ā吨芏鱽硗饨晃倪x》第483頁）周恩來還把王力8月7日講話記錄稿交給楊成武，要他送給毛澤東看。

王力在北京鼓動造反派沖擊外交部，并鼓動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況，在上海的毛澤東也知道了。此時，毛澤東已經認識到：王力這樣鬧，其動機是有問題的。

8月25日，周恩來同楊成武談話之后的當天上午，楊成武即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的意見，并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聽了楊成武的匯報之后，雙眉緊鎖。他讓楊成武去休息，說自己要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把楊成武找來，對他說：“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睏畛晌浒才藕蔑w機后，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睏畛晌錅蕚浜霉P和紙后，毛澤東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泵珴蓶|說完，把楊成武的記錄拿過來過目后，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碑敆畛晌渥叱隹蛷d后，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保ㄊ妨弦姉钭由辏骸稐畛晌鋵④娫L談錄》43—45頁）這就是毛澤東親自做出的對王、關、戚抓兩個、看一個的重大決策。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即乘飛機飛往北京。當天到北京后，立即趕赴釣魚臺，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聽后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當時，周恩來考慮到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成員，抓他們不是一件小事。經過深思熟慮，周恩來決定先爭取一下陳伯達，把江、康、陳三人分化出一個，這樣處理王、關、戚就會順利一些。

做好這些事情后，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中央要開一個小型碰頭會，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然后，周恩來讓秘書在釣魚臺安排十幾名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守候在會場外，準備執行帶走王、關二人的任務。這一切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準時在釣魚臺召開，周恩來主持會議。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來參加會議了。雖然不久前有毛澤東批評《紅旗》雜志社論中“揪軍內一小撮”的事情發生，但王、關、戚并沒有感到有太大的壓力。因為他們把責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覺得自己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照樣鼓動造反派們搞動亂，絲毫沒有收斂的跡象。他們并不知道，這一天是他們政治生命結束之日。

會議開始時，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定。接著，周恩來照楊成武記錄的毛澤東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讀。隨后，周恩來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讓他們“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罢埣贆z討”，是周恩來經過考慮之后發明的一個詞。周恩來考慮了各方面的關系，特別是王、關、戚的特殊身份，用這個詞來代替“隔離審查”或者“關押”比較合適。聽到周恩來宣布之后，王、關、戚臉色大變。江青、康生的臉色也大變，他們都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是，由于周恩來宣布的是毛澤東的指示，他們誰也不敢反對。這時，在會場外的中央警衛局的戰士走進屋子里，把王力、關鋒帶到他們“請假檢討”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請假檢討”后，先是被關在釣魚臺2號樓軟禁。生活待遇還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專人給他打掃衛生，還有醫生定期來給他檢查身體。他并沒有勞動任務，只有“寫檢討”的任務，因此，他在2號樓過了一段清閑的日子。使他難受的是，他不能打電話和以其他方式與外界聯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陳伯達、張春橋找王力談話，除了讓他繼續“加深認識”、“繼續寫檢討”外，還告訴他，中央決定：把他交給北京衛戍區。當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里繼續軟禁，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在西山這座別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沒有變，還允許他帶一些書籍在那里看，但同樣不允許他同外界聯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節前夕，按照中央的決定，王力被關押進秦城監獄，在這里，不允許他看報紙和書籍，他住的房間只是兩個木凳架上的一塊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條他與眾不同，毛澤東發話：“不準提審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時間里，他沒有被提審過，也沒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黨籍被開除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進行審理，對王力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釋放。剛出來時，組織上把他安排到北京萬壽路的部長樓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時間后，感到不滿意：門口有人站崗。于是王力提出要遷居。1984年，組織上把他安排到一個清靜的居民小區里，共給他兩套房子，很寬敞。王力和老伴，還有一個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組織上還發給他足夠的生活費用。平時，王力喜歡讀書，還動筆寫一點小文章。

從1982年以來，王力一直過著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書店里，常常能看見他的身影。一些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去訪問他，他總是比較客觀地介紹那時的情況。他的口才仍然很好，頭腦也清楚，記憶力很強，2003年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發現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經擴散。雖然經醫生多方治療，還是沒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腫瘤醫院病逝，享年75歲。

紅衛兵口中的“中央首長”——關鋒

關鋒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東省與河北省交界的慶云縣。1933年，剛剛14歲的關鋒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年僅19歲的關鋒，擔任了中共山東樂陵縣委書記。由于做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歲那年，改名為關鋒。自那以后，“關鋒”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國共產黨在山東省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得到發展壯大，在后方建設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當年，關鋒被調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他始終在我黨的山東根據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黨校在山東省成立了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關鋒擔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那個時候，關鋒能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長，地位和職務都是很重要的。更為難得的是，中共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的位置，給關鋒進一步嶄露頭角，提供了一個平臺。那時的關鋒，以筆桿子見長，經常寫作和發表文章。他的文筆活潑，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針，而且寫得有深度。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論家、“筆桿子”的注意。1956年，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時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咨詢、參謀機構，是中央眾多“筆桿子”的聚集地。如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職。關鋒能被借調到這樣重要的機構里工作，已經不是簡單的事情了。這說明，中央看上了關鋒，也預示著關鋒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爭中，關鋒成了“左派新秀”。關鋒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創辦《紅旗》雜志。關鋒被調到《紅旗》雜志，編輯專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后來又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漸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澤東身邊工作。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決定在中央成立一個專門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中央文革小組。關鋒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他已經成為“中央首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都這樣稱呼他，他的講話，也被稱為“中央首長指示”了。

但關鋒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較大的事情，還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并主持起草有“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的“八一社論”。但恰恰是這件事，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軍報》的關鋒，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就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經查，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比較早的文件?？梢哉f，關鋒是“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發明者之一。關鋒起草完這個《宣傳要點》之后，報送給江青。江青批示：“同意?！苯嘤洲D送給林彪，林彪在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边@樣，“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在全國范圍內提了出來。這一口號造成了很大混亂。此后，紅衛兵組織和各地造反派組織中就喊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這直接沖擊了毛澤東關于動用解放軍“支左”以穩定全國局勢的部署。成為引發武漢“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漢“七二O事件”發生后，已經到達上海的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經對過“左”的做法產生了疑問，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已開始表露出了不滿的情緒來。但關鋒并未認識到這一點，他還繼續按照他“揪軍內一小撮”的認識來行事。7月，關鋒主持起草“八一社論”，他拉來的具體執筆人是林杰。8月1日，這篇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社論公開發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國引起震動。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們北上、南下串聯，聯合各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勢沖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制造事端，剛剛通過解放軍“支左”而稍有穩定跡象的局勢，又被搞亂了。

這篇社論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8月上旬，毛澤東在上?？吹竭@篇社論后，在這篇社論旁邊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很顯然，毛澤東對動搖人民軍隊不能容忍。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很快就傳到了中央文革小組那里，引起了這幫“左派”大員們一陣驚慌。本來，在擬定新華社電訊稿時指示要寫上“揪軍內一小撮”的康生否認自己說過這句話，簽批這篇“八一社論”的陳伯達趕緊把責任往下邊推。執筆人林杰當然在劫難逃，而關鋒作為主持起草這篇社論的人，推不掉責任。

推不掉怎么辦？趕緊“轉向”。這時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在“轉向”。關鋒是與江青一起“轉向”的。但是，關鋒與眾不同，他畢竟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人，他已經引人注目了。此時轉變，為時過晚，毛澤東已經把目光鎖定在“王、關、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關、戚”是壞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決“王、關、戚”問題的是周恩來。

周恩來在堅定了對“王、關、戚”的認識后，找到楊成武談話。以后就發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澤東對“王、關、戚”的問題做出了批示，周恩來召開會議宣布了毛澤東的指示，關鋒和王力一起被“請假檢討”了。

關鋒“請假檢討”后，先是被關押在釣魚臺2號樓。那里條件很好，他和王力原來的生活待遇沒有變。1967年10月，關鋒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別在兩座別墅里繼續軟禁，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在西山，生活還算是平靜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決定，關鋒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不久，關鋒的黨籍被開除了。

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紤]當時的各方面情況，中央決定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原來的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

關鋒被放出來后，一直住在《紅旗》雜志（現在的《求是》雜志）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關鋒仍有公民權，也就有寫作和發表文章、著作的權利，因此，晚年的關鋒又拿起筆來，開始了他一生所愛好的寫作。

已經進入老年的關鋒，每天讀書、寫作，顯得和年輕時一樣勤奮。他以“古棣”為筆名，接連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學術專著三部，同時還發表了不少論文。當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采訪他時，他說他自己目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他的書房兼臥室里堆滿了書，各種各樣的書都有。在關鋒的書桌上，放著一疊手稿，手稿上的字跡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覺、運動、鍛煉身體外，就是關在屋子里埋頭研究學問和寫作。幾年來，他已經寫作、發表了三四百萬字的學術著作。

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開講，對于“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他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對那些要訪問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謝絕。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時，他都回避不談。

關鋒于2005年春逝世。

“文革”中“戚大帥”——戚本禹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關鋒一頓，還在信中還自我檢討說：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于毛澤東思想的小兵。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后，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語：“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指關鋒、王力）二同志?！?/p>

毛澤東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檢討，只是淡淡地寫了一些鼓勵的話，可見，毛澤東對戚本禹的信并不認同。而對戚本禹更為不利的是：過去對戚本禹“讓三分”的陳伯達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陳伯達在《紅旗》雜志編輯部召集幾個人談話，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志，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發，不光是紅衛兵攻擊戚本禹了，《紅旗》雜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都紛紛攻擊起戚本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了，此時，距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后不滿5個月。

戚本禹雖然是后被“請假檢討”的，但卻沒有王力、關鋒那么幸運。戚本禹被“請假檢討”后，與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里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準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系。后來，才慢慢地準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繼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斗爭，人們幾乎把戚本禹這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云人物淡忘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特別是黨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后，人們才又想起了當年的“王、關、戚”三人。重新審理后，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從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滿釋放。釋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點工作。他的辦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樓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門緊閉，一個人在辦公桌前寫作。他的桌子上放著許多手稿和無格的白紙。據去戚本禹辦公室采訪過他的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采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訪時，神態自若，頭發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說：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戚本禹說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

現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級職務。據見過他的人說，他精神很好，還是像從前一樣，為人處事，仍然有一種“戚大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