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政難題：中國企業的“腦癌”

范衛鋒　鄭華玲

“在雇傭人們工作的過程中，最令人頭痛的是，繁雜的組織及由此滋長的拖沓低效的辦事程序。那種號稱‘組織天才的人，才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阻礙。我的工廠和企業均無組織，也沒給任何職務附加特殊的職責，沒有權力的繼承和特權階層，沒有官銜和會議。我們只有精干的辦事人員，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繁文縟節。由于沒有頭銜及權力限制，任何一名員工可以找任何一個人?！薄嗬じＬ?/p>

有人說，在中國做企業，創業之初，必讀《水滸傳》；創業小成之后，非讀《紅樓夢》不可?！都t樓夢》里，榮國府的二老爺賈政，老實辦差，勤奮做官，被安排了一個江西糧道的“肥差”。賈政家里有錢、又有世襲的勛職，立志當一個大清官，不但不搜刮民財，還從家里拿錢倒貼?？墒?，這個一心當清官、好官的賈政，有背景、有文化、有資歷的大領導，卻栽在了一幫小吏手里。

不是賈政無能，而是小吏太難對付。

“賈政難題”的起源

要解決“賈政難題”，必須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官，什么是吏。

官吏二字，往往混用，其實不同。通俗地講，官，是管人的人，管比他更小的官、管下面的吏，官不直接管事，不直接管老百姓。吏，是衙門里、機關里、企業里的中間階層，他們直接管事、做事。老百姓、客戶、消費者平時見不著官，與他們打交道的往往是吏。

中國企業現在又在走這條死路，走向“賈政難題”。企業里也開始官吏分流，管人的官不懂事務、管事的吏不顧大局。不解決吏這個“賈政難題”，其他的戰略、戰術、思想、理念、機制都是白費，就像張居正說的“浪費紙張和口水”。

治官容易治吏難

《西游記》第98回載，唐僧師徒四人走了14年，終于到了西天，見了佛祖后，去阿儺、迦葉兩位尊者那里領經書，結果如來同意他們領經書的批示也不管用，二位尊者向唐僧索要見面禮。唐僧他們不識趣，不信邪，結果只能領到無字的白本。直到他把紫金缽獻上，才算取經成功。

吏，可以將善政變成惡政。北宋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在寧波推行試點時，大獲成功。為什么同樣的政策，推廣到全國就失敗了？歷史學家眾說紛紜，但“賈政難題”是其主因。當時寧波的范圍畢竟小，王安石天縱英才，親力親為，把吏的負面作用降到最低。然而，全國變法開始后，王安石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暇顧及，只能由吏去推行全國。一支由宋江、李十兒、阿儺、迦葉們組成的吏員隊伍，就可以把任何善政變成惡政。

這可能也是很多企業面臨的執行力的歷史寫照。

解決“賈政難題”的五大藥方

吏手中真正的權力來自于兩個地方。一是信息，誰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肥瘦如何”；第二是處理信息的經驗，就是作為“不傳之秘”的公務訣竅、關鍵、要害。

在現在的企業管理上，很多人在研究“關鍵員工的管理”，其實也是這個吏帶來的“賈政難題”。關鍵員工帶來的難題很多，比如高管投奔競爭對手之后的競爭、掌握核心技術的員工對老板要挾、有能力的干部帶親信集體反水、創業元勛功高蓋主、有野心的高管鳩占鵲巢反客為主。針對這些問題，其實藥方不少，到書店一看，管理咨詢的老師們會告訴你很多理論，比如學劉備摔孩子“情感留人”、針對績效發獎金、按年資加薪、升職、期權、精神激勵、把個人興趣愛好成為共同的東西、企業文化、保密協議，可是，這些藥方基本上沒有多大用處，治標不治本，最多頂個兩三年的藥效，到時候企業的費用成本上去了，病癥又恢復了，甚至還更嚴重。

第一藥方：省吏主義，化吏為民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問題出在吏上，索性將其省去，這是遇到“賈政難題”時的直覺本能反應，也是第一藥方。

在企業管理史上，最激進的“省吏主義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創造的流水線，絕不僅僅是采用通用零件、標準化裝配而已。流水線和標準件更大的意義在于，它們把企業中的一個龐大階層——吏，變得無足輕重了。一切都是標準的，吏的自由裁量權被壓到最小程度，討價還價、上下其手的機會大大減少，吏的活動空間一小，內部的交易費用自然大減，成本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所謂扁平化問題，其實也是省吏主義，化吏為民的一種體現。

福特在他的自傳中，津津樂道于對付企業里的吏?！霸诠蛡蛉藗児ぷ鞯倪^程中，最令人頭痛的是，繁雜的組織及由此滋長的拖沓低效的辦事程序。那種號稱‘組織天才的人，才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阻礙。我的工廠和企業均無組織，也沒給任何職務附加特殊的職責，沒有權力的繼承和特權階層，沒有官銜和會議。我們只有精干的辦事人員，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繁文縟節。由于沒有頭銜及權力限制，任何一名員工可以找任何一個人?！?/p>

福特把企業的中間階層視為天敵，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標準化的流水線，就是他的親信班奈特領導的隊伍——由退伍軍人、出獄囚犯、打手們組成。他們的談判工具就是拳頭、棍棒和高壓水龍頭。當然，福特日薪5美元的高薪，使他們愿意忍受這一切。

可是，“賈政難題”并沒有被消除，只是被延遲。由于對吏階層的過度擠壓，福特從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直到被看似官僚當道、吏員充斥的通用超越。福特二世只能引進“藍血十杰”，改弦更張。沒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樂窩，重新遭遇“賈政難題”，讓后來的艾科卡等創新者受困不已。

當年通用電氣的杰克·韋爾奇，之所以得到“中子彈杰克”的“美名”，正是指其推行省吏主義，大量消滅企業中的冗吏?？上?，大部分企業都只會用原子彈，不會用中子彈。一旦推行省吏主義，往往連吏帶企業一起炸垮了，省吏主義應該慎行。

第二藥方：重吏主義，化吏為官

如果吏實在難以省掉，不如試著使他們變成官，讓他們擺脫使壞的動機?；ヂ摼W公司的員工最充分地分享了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員工，GOOGLE股票上市以后，公司周圍的豪宅價格大漲。為什么互聯網公司喜歡用這招？因為互聯網創業時的“本錢”太少，未來太不確定，對人才又太依賴。

美國的投資銀行業，在過年幾百年的絕大多數時間里，都實行合伙制。為什么？投資銀行業拼的就是人的關系、能力、信譽。再比如管理咨詢業，麥肯錫的馬文·鮑爾當年強行將自己的持股稀釋，擴大麥肯錫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圍，這是麥肯錫后來輝煌的重要原因。

不過，激勵機制有個悖論。它的覆蓋范圍越廣，攤到每個人頭上的份額越少，激勵的效果就越弱。激勵機制的極致，就是當年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結果成了“大鍋飯、大家拿”。

第三藥方：吏吏相克

省吏主義的化吏為民，重吏主義的化吏為官，都只能在表面上給吏換件外套，無法改變它的內在。以毒攻毒，以吏克吏，或許是個辦法。

通用汽車的斯隆，面對“賈政難題”，祭出了“委員會”這把尚方寶劍。他的辦法是，在部門上面設置委員會，在委員會上再設置委員會……可是，今天委員會這個詞，已經快成為官僚主義的代名詞，于是，又有了卡洛斯·戈恩的CFT（跨功能小組），其實，不管戈恩承認與否，CFT和斯隆的委員會是一回事，都是為了解決“賈政難題”，逼著吏把信息、資源拿出來共享的權宜之計。

近幾年最耀眼的企業明星卡洛斯·戈恩，因其使日產起死回生而揚名。他的拿手好戲就是CFT。所謂CFT（Cross Function Team），就是跨功能小組。戈恩回憶說：“組建CFT的想法在我的頭腦中醞釀了很久，我曾和無數人反復討論、協商過成立CFT的可行性和實際操作性。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漸漸明白，單憑部門內部有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部門與部門之間，職務與職務之間隱藏著一種未知的力量，它總是會使問題擱淺或隱藏起來?！?/p>

戈恩所說的“未知的力量”，其實是吏的利益、心態，就是“賈政難題”。不過，戈恩創建的CFT，從長期來看并不樂觀。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官僚機構，也需要由無數的吏來操作，只是在戈恩的超人熱情、能力之下，它的許多問題被掩蓋、延遲了。但戈恩式的強人并不多見，可遇不可求，因此，CFT遲早也會淪為企業中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時候沒準又要設置CFT的CFT。

第四藥方：電腦代替人腦，化吏于無形

吏之所以麻煩，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太復雜。有沒有一個辦法，讓他們變得頭腦簡單？很多企業進行思想教育，搞企業文化，但是往往口號標語整了不少，見效不彰。只有一個技術手段，就是用電腦代替人腦。

原來是用人腦，現在改成用電腦，是一種大大的倒退，電腦處理信息的能力，比人腦差得很遠。那為什么大家還要花那么多的錢、費那么大的力，實施ERP、CRM這些管理軟件？原因很簡單，電腦軟件雖然性能不如人腦，但是，電腦不會因為占有了信息而變成可惡的吏，軟件沒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不知道挾事權以自重。棄人腦而轉電腦，是一種“必要的代價”，是一種“為了進步的倒退”。

電腦的應用，實際上是把個人頭腦中的經驗、智慧、信息，變成“企業頭腦（電腦）”中的公共經驗、智慧、信息。比如戴爾，它的整個業務鏈很少受到吏的“人腦”干擾，阿梅里奧跑到聯想當CEO了，它沒有什么大的震動。哪怕走一個比阿梅里奧更大的官，也不會傷筋動骨。

然而，“賈政問題”并沒有因此根治。原因有兩個：一是電腦處理信息的能力畢竟有限，企業經營、經濟管理是混沌現象，一只蝴蝶扇動翅膀，會引起席卷大地的風暴，一個士兵感冒，會輸掉一場戰爭毀掉一個帝國?，F在最強大的電腦，也無法應付這種混沌。

正是由于這種混沌，使得這場針對“賈政難題”的革命很不徹底，留下了太多的后門。依然是電腦由吏操縱、程序由吏設計、信息由吏輸入、處理方式由吏選擇，吏的地位并沒有真正下降，甚至在某些企業還得到了加強?？v使賈政今日復生，面對用上電腦的李十兒們，估計還是無可奈何。

應急之方：先做吏，再當官

以上四條，都是從制度上想辦法，重新蓋房子，傷筋動骨。對于眼前的培養高級干部、培養年輕接班人來說，還有一個應急的法子，先做吏，再當官。要想當官，就得比吏還懂得吏。這個方面，可以參考一下古代的官制。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官制，是漢朝。我們不妨來看看漢朝的官，是如何產生的，為何漢朝的官比較能夠“治吏”。

漢朝的國立大學叫“太學”，進了太學的，都是未來大漢集團公司的干部。這個干部儲備學校，學生畢業時分成兩等，甲等為郎，畢業后先在皇帝跟前當侍衛，等外面的官位有空缺時再派出去，按現在的說法，“留京”、進大單位；乙等的學生是吏，大學畢業后，分配回家鄉去做吏，等到在地方上表現好了，仍然有機會被推薦到中央，成為郎，再擇機派出去當官。這個人先讀太學、后來做吏，再到中央做郎，經過一番培訓考察再派出去當官，這時候已經地方、中央的行政經驗都極為豐富，一般的吏根本糊弄不了他了。漢朝的時候，有很多有名的吏，很多大官甚至宰相，都是從吏升上去的。這樣的官，自然制得住手下的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