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為什么是難學的文字體系

我不贊成梁永國先生《現代漢字體系的科學性、簡易性》（《現代語文》2005年第8期）所持的基本觀點。其中漢字的“科學性”內涵模糊，暫不予以討論，而漢字具有不具有“簡易性”，則是漢字研究的一塊基石，必須弄清楚。

筆者認為，漢字——無論古漢字，還是現代漢字，不具有“簡易性”，是繁難的文字體系。

漢字試圖通過書寫符號來直接顯示語言的詞義信息，這種圖解詞義的記錄原則是漢字繁難的總根源。

首先，圖解詞義的記錄原則決定了漢字的多符性。任何一種語言，其語音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的音位數目是有限的，一般都是幾十個；而詞匯則是開放的系統，詞的數量成千上萬。拼音文字為音位創制符號，符號的數量與音位的數量相差無幾；表意漢字為詞創制符號，詞的數量眾多造成了符號的眾多。晚清學者、資政院議員江謙就指出：“文字之用，主音者簡易，主形者繁難。形攝萬有，造字數萬，猶有未盡之形；音出口舌，造母數十，已盡發音之蘊?！保╗清]江謙《小學教育芻議》）前蘇聯學者B.A.伊斯特林指出：“表詞文字體系的第二個缺點是這種文字的符號極其龐雜，這是因為表詞字通常是表示詞，而語言中詞的數量又十分龐大?！保╗前蘇聯]維克多·亞歷山大羅維奇·伊斯特林（1906～1967）《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左少興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O1頁）中外學者早就作出如此精辟的論述。

其次，圖解詞義決定了造字方法的多樣性。漢字造字方法有所謂“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實際上前四書才是造字方法）。在造字史上，我們的祖先為了寫出漢語的詞義，“象形”沒轍了，用“指事”，“指事”沒轍了，用“會意”，“會意”沒轍了，用“形聲”；這四種方法都沒轍了，用“轉注”、“假借”；“形聲”又分為左形右聲、左聲右形、上形下聲、上聲下形、內形外聲、內聲外形、形符占一角（例如疆，形符“土”在左下角）、聲符占一角（例如旗，聲符“其”在右下角 ）、“省形字”（省去形符的一部分筆畫，例如亭，聲符是“高”，省去了下面的一個“口”）、省聲字（省去聲符的一部分筆畫，例如炭，聲符是“岸”，省去下面的“干”）。有一些“形聲字”對于一般人來說已經無法解釋，只能看成獨體字，例如“唐”，在小篆中，“口”是形符，“庚”是聲符；“成”、“戊”是形符，“丁”是聲符。有一些“形聲字”你看成“形聲”不行，看成“會意”也不行，例如“細”和“思”中的“田”并不是聲符，它是“囟”的變體。這些形聲字，都只是語言文字學家手中的學問，根本無助于學齡兒童和文盲提高學習漢字的效率。此外，由于造字方法的多樣性，還造成“‘回有四種寫法”之類的大量的異體字。表音文字只有一種寫詞的方法，那就是約等于中國的“假借”一法，這是“一刀切”原則的寫詞方法。哪一種復雜難學，哪一種簡單易學，應該很清楚的。

第三，漢字體態演變削弱漢字字理。一部漢字體態演進史，就是漢字字形與詞義關系的疏遠史。從小篆到隸書，漢字的體態經歷了一次飛躍式的演變。隸書解散了小篆的形體，把小篆的長圓形變為扁方形，用平直方折的筆畫取代小篆圓勻彎曲的線條。在漢代“隸定”時，每個漢字都經過這種脫胎換骨的改造。這次改造，使隸書和篆書的血緣關系變得不可究詰，使“六書”差不多無從說起，漢字從此失去了形象的意味，成為純符號性質的方塊字。隸變后的漢字，字形與詞義的自然聯系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為的規定關系，對于不認識的字，人們覺得它僅僅是一個筆畫堆，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唐蘭先生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進得過于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保ㄌ铺m《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9頁）20世紀60年代，高亨先生說：“文字自隸書以下，形義頗不相謀?！保ǜ吆唷段淖中瘟x學概論》，齊魯書社，1981年新1版，第68頁）80年代，裘錫生先生進一步闡述：“古漢字的‘⊙變成隸書、楷書的‘日之后，已經一點也看不出太陽的樣子。如果不考慮‘日的歷史，根本無法找出‘日這個字的字形跟‘日這個詞有任何聯系?！保缅a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版，第13頁）2000年10月，廈門，在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第四次年會期間，美籍華人學者、美國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張立青助理教授告訴我，她曾經試驗讓美國人對漢字“你”見形知義：美國人說，這個字是“房子”；問他為什么，他說，一撇是屋檐，一豎是墻壁，后面就是房子里面的東西?？?，這就是有些人所說的漢字的“見形知義”！

第四，漢字結構演變削弱漢字字理。結構的變化從另一個角度破壞“六書”的系統，割斷字形與詞義間的聯系。變化最大的是古今漢字的轉折點——從篆書到隸書的演變。隸書對小篆字形的改造稱為“隸變”。隸變包括三個方面：形變、省變和訛變。形變基本上只是體態的變化，對字理的影響相對較小，省變、訛變則對字理的破壞性很大，尤其是訛變。訛變在形變的同時，完全突破“六書”的框框，重新組織筆畫或部件，把字形塑造得面目全非，其中最突出的是分化和同化。有人統計，最顯著的分化有61種，同化有89種（蔣善國《漢字形體學》，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98～277頁）。分化是小篆中的同一部件在隸書、楷書中變為不同的部件，同化是分化的逆運動，指小篆中的不同部件在隸書、楷書中變為相同的部件。如果說一種構字部件代表著一種意義元素，那么很顯然，分化也好，同化也好，不追溯到小篆，我們是無法了解這些字的形義關系的。漢字結構變化還造成了漢字的部首數量問題和具體字的歸部問題?！墩f文》540部，明代梅膺祚《字匯》始減為214部，以后《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舊《辭源》《辭?！费赜?14部，《新華詞典》和《現代漢語詞典》189部，新《辭?！?50部，新《辭源》仍為214部，《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同為200部。有的部首由《說文》多個部首（部件）合并而來，有的拆散了原部首（如“旗”，《說文》入“方人”部，《新華字典》入“方”部），也有的按聲符歸部（如“舅”由“男”部轉入了“臼”部），這樣，同一個部首就不屬于同一個意義范疇，漢字形義關系逐漸疏遠和脫節。

第五，漢語發展削弱漢字字理。漢字難學并不完全是漢字這個“能記”本身造成的，它的“所記”——漢語也在發展變化，這意味著漢語和漢字的關系不斷地疏遠。由于三千多年來漢語語音發生了多而且大的變化，造成了形聲字的老化——表音功能的退化。唐蘭先生以“隹”為例，說從隹得聲的字有三四十個不同的讀法（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9頁）。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用“江河”作為形聲字的例字現在還有誰讀為g ng、kě呢？字形所顯示的意義是詞在造字時代的意義。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認識的發展，絕大多數詞的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詞義也在疏遠著字形。把古今詞義對比一下，共時詞義者占少數，歷時詞義者占多數?！霸臁痹诠艥h語中是“前往；到”的意思，在現代漢語中的基本義是“做；制作”的意思；再如“施”，形符在左邊和上邊，聲符是右下角的“也”，本義是旗子飄揚的樣子，現在知道“措施”和姓“施”的人那里還管得上形義分析呢？

第六，漢字中的形近字增加記憶負擔。形近字是形體相似的字，長一點（土）、短一點（士），多一點（令）、少一點（今），長一點（日）、扁一點（曰），均須小心翼翼，“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根據傅永和先生的分析，筆畫數相同、筆形相同、筆順相同，只是筆畫之間組合關系有差異的漢字，有43組88個字（石—右、矢—失、己—已—巳、旦—且—目）；差某一筆畫的漢字，有40對80個字（狠—狼、亨—享、免—兔、斤—斥）；某一部件形體有差異的漢字，有6組93個字（風—鳳、竽—竿、盲—肓、暑—署）；部件筆畫數相同、筆順相同、筆形類相同，只是組合關系不同的漢字，有32組64個字（坑—抗、場—揚）；其他形近漢字有44組89字（冠—寇、干—千、天—夭、兒—幾）（同上書，第100～102頁）。這些形近字，其細微的差別，從現代漢字來看，根本講不出任何理據，只能死死記住，別無他法。

1934年，魯迅先生說：“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魯迅《門外文談》）

1936年，王力先生說：“難學，就是漢字的致命傷?！?《王力文集》第20卷，第219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38年，王力先生指出：“而漢字之難學，仍是公認的事實?！?《王力文集》第7卷，第291－292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92年，呂叔湘先生說：“我曾經說過，俄國有個高爾基，中國有個高玉寶，都是沒有進過學校，自己學會寫字作文的。起點相同，而成就懸殊，一半由于兩個人的天賦不同，一半也由于高爾基所要學著掌握的是拼音文字，而高玉寶所要努力降服的是漢字。這個話聽起來好像是說笑話，認真想一想，不完全是笑話。高玉寶學漢字的艱難過程是有記錄的?！保▍问逑妗段赐睚S語文漫談》第69頁，《由筆誤想到的》，語文出版社，1992年）

根據武惠恩、高鳳英《漢字的繁難與現代化》文章介紹，斯大林向部屬交付任務部下畏難時就質問：難道比學漢字還難？（《瞭望》新聞周刊1995年第52期第47頁）

我們中國的漢字，大眾覺得難，頂尖級的文豪和語言學家認為難，連素有“鋼鐵之人”稱號的斯大林都對漢字之難服氣，梁先生是不是對“漢字簡易性”的命題再反復思考思考？

（王開揚，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