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潮流下張天翼的國民性寫作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文壇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文學”運動。它是左翼文藝運動的先聲，然而倡導者們否認文學是現實生活的“關照—表現”，否認文學的審美特點，而主張“文學，與其說它是社會生活的表現；毋寧說它是反映階級斗爭實踐的意欲”。在創作題材的選擇上，過分強調要“抓取最能反映目前新任務的題材，即白色軍隊‘剿共的殺人放火；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工人對資本家的斗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要求寫“群像”，認為文學作品的主人公“應當是群眾，而不是個人”。在創作技巧的運用上，則奉行了違背創作規則的“革命羅曼蒂克”和“唯物辨證法的創作方法”。這種一味向政治價值和功利作用傾斜的作品，不僅縮小了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內容，而且連作家的性都拋棄了。

新文學正陷于兩難選擇的困境：是維護“文學反映社會”的基本原理，還是堅持“文學工具論”觀點，使文學從屬于政治。雖說“張天翼是現代中國作家中最不帶自傳色彩的一位”，但作家的個人經歷仍然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由于家道中落，張天翼從小隨父親東奔西走，接觸到各行各業的人物，十八歲以后，從事過各種不同的職業，當過小公務員、小軍官、新聞記者、教師等。他自甘黯淡，不求騰達，廣泛搜集他日后小說中的各種素材。他給其至交蔣牧良的印象是：張天翼認識不少小商人、小手工業者、流浪漢、小學教師，無論地主、碼頭工人、仆役、女工、學徒、兵油子、機器工人……他都知道得很多。正因為張天翼對社會各階層非常熟悉，所以他能從自己熟悉的題材入手，采用獨特的諷刺手法，徐徐展開中國活姿態的人物畫卷：兇狠殘暴、作惡多端、靈魂骯臟的宗法家長；思想空虛、猶豫徘徊的青年一代；拼命向上爬的小市民；抗戰隊伍中的蛀蟲等等。并通過刻畫這些人物，揭示他們身上承載的中國兒女的國民性?！豆硗寥沼洝分饕猩蠈由鐣兴憩F的劣根性，《一年》著力對于下層社會小市民諂上驕下的奴性和向上爬的劣根性進行窮形盡相地刻畫和鞭撻?！逗蜕写箨犻L》則表現了市儈中流氓性較重的那類人的毫無信念、反復無常和惟利是圖，是對國民劣根性的集中揭露。

眾所周知，魯迅是揭露國民性的大師，張天翼能在左翼革命熱潮中堅持國民性寫作，與魯迅對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1929年4月，魯迅在他和郁達夫主編的《奔流》雜志上發表了張天翼的《三天半的夢》，使張天翼正式登上文壇。這篇小說是幾經一些刊物退稿之后寄給魯迅的，更顯出魯迅慧眼識才之功，這使得張天翼對魯迅特別尊崇，在他后來的陳述中，一直認為魯迅先生是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唯一的現代中國作家。其實早在張天翼讀中學時，就已經讀到了油印本《阿Q正傳》，意想不到得這篇“新式小說”竟把一向陶醉在古典小說及福爾摩斯小說和“禮拜六”派作品中的張天翼“迷住了”，他覺察出自身的“阿Q病”和別人身上的“阿Q性”，他覺到阿Q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單是他的形貌，還有更深刻的東西：“他的靈魂”。顯然，是《阿Q正傳》促使了張天翼幼稚的文藝思想轉變，幫助他向“五四”新文學靠近。他從魯迅的作品中取法一些更本質的東西，不求表層因素的相仿。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解剖了中國國民性問題，對知識分子的妥協、軟弱、動搖，農民的保守、愚昧、麻木等進行了深刻揭露，勾畫出眾多的病態靈魂，其本意“并非捺這一群到水底下”，而是“希望他們改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救。正是由于魯迅的影響，張天翼筆下的人物多揭示國民性弱點：知識分子的苦悶不滿、無力自拔、自甘墮落；小市民的庸俗、虛偽、矛盾可笑；宗法家長的冷漠、勢利；反動官僚的虛偽、張狂。他們身上暴露出來的國民性弱點，既有幾千年封建思想的影響又有社會變革時人們心態的變化，還有現實環境中種種思想意識在人們心靈上的投影。張天翼用獨特的諷刺手法，剖析人物的劣根性，意在通過揭示國民性弱點來暴露問題，達到揭露和療救的目的。他和魯迅的態度一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幽默冷峻中總透著迫切引起療救的熱望與溫情。他從作家的敏感，窺視人物的靈魂深處，剖析他們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的苦樂，用諷刺的火花去灼燒他們的心理污點，意在通過諷刺某種庸俗觀念，引起他們的覺醒。

二十年代末，一些偏激的“革命文學”倡導者宣布“阿Q的時代已經死去了”。這就導致了相當數量的左翼作家的創作目光僅涉及社會人生的政治、經濟層面，忽視或回避了人性層面。張天翼卻清楚地看到；阿Q的時代雖已久遠，但國民劣根性并沒有隨之而去。張天翼基于對社會人生的關照，寫下了生活在30年代的人物,精神上不同程度地負荷著從老中國那因襲的重擔,性格上忽隱忽現的阿Q的影子，這不單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建立在作家對民族、歷史和社會現狀的深刻認識上，充分體現了作家的審美理想和創作個性。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塑造了一個打著抗戰招牌，卻熱衷于經營私利的“新的抗戰官”的形象，通過對其喜劇性格的描寫，使人們正視和思考抗戰營壘的陰暗面以及妨礙抗戰發展的社會隱患。但是，歷來的論者只注意華威是“國民黨當局可靠的鷹犬”，而沒有充分看到作者在塑造這富有個性的、高度典型化的形象時，也結合著對國民性的思考和批判。它使我們透過表層的政治層次，進入到深層的文化心理層次，看到華威的“這些性格，這些作風，這些思想行為是怎樣養成的”，從而隱括了一個積弱民族在艱危時勢中顯露出的某種國民弱點：趨炎附勢而又奴性十足。華威先生有一張“變色龍”式的臉，在下屬機構的難民救濟會上，華威先生是滿臉冰霜，盛氣凌人，“眼睛并不對著誰，只看著天花板”。而到了上級機關的文化屆抗敵總會常務理事會，他卻變得及其謙卑有禮，笑容可掬地對”每一個人點頭”。前后兩個場合，同一個華威先生變得如此之快。華威先生虛偽的面紗下躲藏著卑怯的奴性。正是靈魂深處的奴性，才使他同別人交往時只會根據對方地位的尊卑而采取不同態度。張天翼著力諷刺和批判的還不僅于此，“只想做救亡要人，不愿干實際工作”的官僚作風才是華威先生最大的毛病。它所關心的只是“領導”，為了抓權他無孔不入。更可笑的是他明明知道自己的演講沒人要聽，卻硬派人去拓幾個聽眾來湊數。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這種帶著“阿Q心理”的官僚作風，正是“精神勝利法”在華威先生身上的勝利。張天翼國民性寫作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他在對國民性探究中諷刺的鋒芒并不避開下層人身上的精神污垢。寫于1934年的《包氏父子》就是一篇堪稱張天翼式的《阿Q正傳》。老包就是三十年代的阿Q。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有一個“沉默的國民的靈魂”。當然今天的老包不是阿Q的簡單延續，老包是現代半殖民地社會“都市文明”的產物。如果說喪失了一切生活資料的阿Q自欺地說“我的兒子會闊得多”這一連他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昏話，那么，老包把將來享福的希望寄托在上洋學堂的兒子包國維身上，則完全是不自覺地自欺。他整天陶醉在兒子從洋學堂畢業出來當官，自己也當上老太爺的幻影里。就這點來說，它比阿Q更麻木更不幸。老包三十年來忠心耿耿地為主人服務，默默地承受一切屈辱和打擊，從不做任何反抗，只是把改變命運的賭注押在兒子的讀書做官上，殊不知，上流社會根本就沒有為“他們的包國維”留下一個位置。最后，包國維被學校開除，老包因精神支柱的徹底崩潰而昏倒在地?！栋细缸印沸媪嗽谥趁竦匚幕那治g下，中國“望子成龍”的宗法倫理觀念的破產?？梢哉f，老包的靈魂就是被封建宗法觀念纏住的小市民靈魂的縮影，這個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徘徊。

張天翼的國民性寫作為左翼文壇刮進了一股樸實清新的風，使人們感到克服左翼文壇文學創作傾斜和脫節的轉機的到來。事實也確實如此。

（崔秀娟，河北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