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錄取書＝催命單？

怡　平

打開近期的報刊、電視，各省市的高考分數陸續上榜，文理科狀元紛紛披紅掛彩，成了媒體的主角。正當孩子、家長和校方、媒體及商家沉浸于喜悅之際，山西榆社縣馬鄉新村卻傳來噩耗，43歲的農民陳東生（化名）因兒子高考估出600的高分，不堪承受即將帶來的經濟重負服毒自殺身亡。6月27日，山西翼城縣唐興鎮農民、50歲的李海明得知女兒今年考了532分、達到二本錄取分數線的第二天，把自己吊死在了土窯的門框上。原因仍是“無力湊夠學費”。

盡管每年都會發生類似的悲劇，人們的心腸有些僵硬了，公眾的神經也產生了遲滯反應，但當每一個善良的父親或母親，每一個貧困的家庭或家族，被教育高收費搞得風聲鶴唳，走投無路，只能以死了之，我們還是不能有些微的輕松。當一個個善良、老實、本分而勤勞的父親母親甚至兒女們，死于超強恐慌恐怖恐懼之下，而我們對于高收費連篇累牘連年累月的批評、譴斥、呼喚和吁請，都顯得蒼白無力。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說，我們的大學收費制度或稱機制，已經病入膏肓，到了非下重藥不足以起死回生的地步。

這樣的數據，我們已經重復了不知多少遍。以人均GDP計，美國、日本分別是我們的36和31倍，但我們的大學收費和人均GDP之比卻是他們的3倍-4倍。10年間，我國大學學費從每年幾百元一路飆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學費猛漲約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間，國民人均收入卻增長不到4倍。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9422元和2936元，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2005-07-27新華社）。陳東生一家8口人，一年的純收入只有1340元，要給4個孩子交學費，要給70多歲的老人看病。難怪人們批評教育是當代壓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

這樣的追問和剖析，我們同樣已經重復了不知多少遍。在國家對教育供給的壟斷和教育供給等級化的條件下，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政府行為企業化、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資本化是教育高收費的根本原因。在教育收費過程中，中央政府進行大學擴招，頒布《高等教育法》使高等教育收費合法化，變成正式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并不直接收費，而是默認和允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學校在中央正式制度安排之外收費。教育行政部門盡管否認了教育產業化的提法，但教育在產業化的道路上大步迅跑。加上國家投入的經費實在有限，而高校普遍冗員太多，只能用持續不斷地漲學費飲鴆止渴。更兼主管部門“權威”太大，從來都不需要什么漲價聽證會，“我就這樣漲了，你們又能怎么樣？！”結果只能是有關媒體對中國十大暴利行業統計評選，教育行業竟然連年名列第二位。

可悲的只能是，教育產業化、亂收費、高收費最突出的“政績”，制造了一個龐大的貧困生群體，以至于大學錄取通知成了催命單。遼寧遼陽市太子河區農民孫守軍2004年8月10日接到兒子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后喝農藥自殺，一封“謝罪書”寫道，“我兒當你看我的信時，我已不在人間，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陳東生服農藥送醫院搶救彌留之時，其子陳力幾次追問父親：為什么要這樣？陳只是說，自殺是因對不起兒子，不配做一個父親，同樣是以死謝罪！

教育產業化和大學的高收費，不僅使這樣的家庭悲劇不勝枚舉，更悲愴的是造成了教育的腐敗和教育人文精神的失落。記得培根說過，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世世代代的窮下去。而今天中國教育的高收費，不僅嚴重顛覆了教育公平的底線，擴大了貧富差距，使貧者更貧，社會出現斷裂，且滋生了教育權力的尋租和腐敗。

給弱勢群體必要的關懷，幫助無力者繼續前行，作為教育公平的基本體現，更是執政為民的宗旨。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再也不能敷衍塞責了。當務之急是弄清楚誰都說不清道不明的教育成本究竟是多少，然后召開聽證會，充分聽取和服從民意，在增加國家投放的同時，由國家和地方人大機關拍板建立公正公平的大學收費制度。不斷強化高校收費的國家審計監督，強化對違規者的法治追究。健全對貧困家庭貧困生的救助制度，再也不能讓陳東生們的悲劇繼續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