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給了跨國公司些什么

焦　哲

過去的十年（1996?006），對中國的家電行業來說是一個“競爭最激烈、利潤如刀片”的十年；這十年也恰恰是全球跨國家電公司在中國掀起新一輪投資高潮的十年；這十年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當年共同“逐鹿中原”的家電巨頭們如今的境遇卻不盡相同。

畢馬威曾經稱贊西門子是“中國市場財務狀況和預期最好的跨國公司”。而本書的作者韋力武，隨著這個著名的世界家電巨頭在中國打拼了整整十年。韋先生寫這本書的初衷，也正是想要“告訴大家一個外資公司如何通過正規的業務手段，在中國實現發展進步的?！?/p>

據《環球時報》報道,全球性的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前一段時間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在占全世界出口額的80%的30個最大的出口國和地區中,印度、中國和俄羅斯的企業包攬了“最有可能行賄”的前三甲,瑞士則被評為最不可能行賄的國家。

2006年即將過去，就在人們已漸漸淡忘的2005年，在華的跨國企業便遭遇了一場這樣的“集體危機”：廣本、亨氏、寶潔、卡夫、肯德基、強生、索尼……都被媒體曝出問題。而之前這些公司甚至是以管理范本的形象出現在中國公眾視野里的。

也許這些公司正是在中國才真正學會了原本是由他們舶來的“公關”。事實上這次集體危機只是跨國公司們在中國過度宣傳的一次反彈，不用太復雜，打開電視機、翻開報紙看一看你就會知道那些所謂由媒體出面組織的活動都是由誰出的錢？而那些黃金時段、重要版面的廣告是永遠是被誰占據著？中國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很能說明這種問題：“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p>

這些還是屬于能拿得上臺面的“公關”范疇之內的。那么那些大幕之后的呢？

在韋先生的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深深的引起了我的興趣，他寫道：

“西門子南京總部的馬路對面，有一家小餐館。很多中國籍員工經常去那里用餐。馬路的中間有一米高的隔離護欄，禁止行人橫穿。正確的方法是出門向南步行150米，經紅綠燈斑馬線繞過去，再向北150米至餐館。但仍然有一些員工貪圖省事，不遵守交通規則，違規翻越隔離護欄徑直去用餐。開始時，一起吃飯的德國籍員工，會向南繞行而至。時間久了，那些大鼻子的老外也跟其他中國籍員工一樣翻越隔離護欄?！?/p>

是的，你可以說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同化性太強了?？纯礆v史上先后武力征服過漢民族的蒙古人和滿族人。他們在坐上北京城里的龍椅后不久就不得不無奈的承認，事實上不是他們征服了漢人，而是他們被漢人的文化征服了：他們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語言文字、宗教禮儀，進而學會了漢字、飽讀了儒家經典，并定期向一個原本八桿子打不著自己的老頭頂禮膜拜、以他的學生自居。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里看到人性的弱點最終戰勝了理性規范。正像作者本人所寫到的那樣“被同化的過程,其實是一段內心抗拒、掙扎、痛苦、徘徊和融合的過程”。

正如亞當斯密所言，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每個人首先是一個“經濟人”。企業，當然也包括跨國企業在內，來到中國首先是以追求其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的。面對起步初期市場經濟中種種法律及監管制度的天然或人為的缺欠，面對著這樣一個巨大的“灰色”寶藏，要說哪個人或哪個公司不想從中掘一桶金、分一杯羹，那肯定是假的，并且是有悖人性的。

此外，市場轉型所帶來的某些領域中暫時存在的計劃與市場“雙軌并存”的現象也頗為這些跨國公司頭疼，因為這是他們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所沒有遭遇過的。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導致企業正常的需求卻不能通過正常的渠道滿足。但是天長日久，耳濡目染，他們很快便明白了“入鄉隨俗”的好處，于是憑借自己與生俱來的雄厚資本，他們不僅成為了權錢交易游戲的參與者甚至還成為了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畢竟誰也不比誰傻多少。

我不敢輕易否定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這十年通過正規業務手段打拼的艱辛。并且這也正是韋先生寫這本書的原動力之一。但是誰又敢保證西門子就是一個在華企業里的柳下惠？這十年難道西門子就完全獨立于中國的現有商業生態之外？如果不是，西門子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哪些方面受到了這個外生態的影響呢？

魯迅似乎說過中國人對外來者的稱呼歷來只有兩種：一曰“陛下”，一曰“畜牲”。而現在國人對跨國公司的認識似乎也只是一個游蕩在神化和妖魔化之間的鐘擺，每個人心中都會跳出一個屬于自己的答案。

（《西門子風云——反敗為勝的中國策略》，著者韋力武，北京大學出版社，定價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