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心里有道墻

張　鳴

現在希望限制所謂低素質人口進城的人，心里頭依然延續著古代圍墻的故事，在他們看來，城市治安的惡化，都是這些低素質人口惹的禍，只是現在的墻，變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權力

前兩年，北京有位身為政協委員的教授，提案說要限制低素質人員進北京，事情沒成。這幾天，又傳說廣州要把北京的舊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質人員進廣州。當然，這種“政治不正確”的事兒，只要傳出來，必然招來罵聲一片，網民和學者，都很憤怒，不過，我想到的是，這種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么操作呢？難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個排查嗎？現在的城市又沒有城墻，人家不從入口進怎么辦呢？

限制某一類人進入某個城市，古代的中國比較容易辦到，因為那時候有城墻，排上兵在城門口對進城的人挨個檢查就行，雖然限制素質(我估計出招的人是指文化水平)有難度，但盡可以把城市教育部門主管考試的官員派去出題考試——但是現在這種限制，早已龜縮到城里一個個有圍墻的小單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進學校，估計只要校長答應，還馬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樂意帶著弟子在大門守著——但是限制面擴大到一個城市，沒戲。

這種沒戲的事兒，總有人提出來，說明這種想法，還是有市場，應該說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愿，尤其是像廣州這樣治安狀況不怎么好的城市里的居民。

中國人是個喜歡筑墻的民族，這原本是農耕民族面臨游牧民族壓力的一種無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習慣，墻里套墻，一層又一層，就像當年的北京城一樣，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內城，內城外面有外城。城里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墻隔著，進到了門里，迎面還是個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墻里面，只有生活在墻里，心里才踏實。生活中有了麻煩和紛擾，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墻，從城墻到院墻來將它們擋在外面。事實上，現在希望限制所謂低素質人口進城的人，心里頭依然延續著古代圍墻的故事，在他們看來，城市治安的惡化，都是這些低素質人口惹的禍，只是現在的墻，變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權力。

所謂低素質人口，說白了，就是指農民工?，F在的城市離得開農民工嗎？不用說珠江三角洲的工廠，農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終日；再拿廣州來說，所有臟活、累活、苦活、掙錢不多但很麻煩的活，不都是農民工在做嗎？

城里人在享受“低素質人口”帶來的服務和便利的時候，很舒服，但忘記了這種服務和便利，也會伴隨相應的混亂，相應的治安難題，尤其是當城里人沒有善待這些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反而加以歧視、打壓、甚至欺詐，干活不給工錢的情況下，治安的難題就更加嚴峻。每當這種時候，陳年的積習就會不期而然地冒出來，幻想再出來一道道的墻，讓自己遠離紛擾。

當然，這種幻想的背后，還有多年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城里人的優越感。什么叫素質？何為低素質？標準是什么？實際上沒有人說得清楚。在說這種話的人心目中，所謂低素質人口，指的就是進城的農民。別人素質低，不過是因為人家是農村人，自己素質高，僅僅因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雖然說不通，但卻一點也不妨礙有大量的城里人如此想。這種優越感，無非來源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一系列城鄉隔絕，城市優惠的政策。這種政策，今天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繼續，造成了一個國家內兩種不同待遇的國民這樣一種荒唐的格局。

今天，古代的城墻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鄉二元結構，也正在被打破。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國家的政策，由對民工潮的圍堵，變成了鼓勵和疏導。城市的發展，城市人的發展，只能踩著時代潮流的步調往前走，農村的人們進城謀生，在給城市帶來發展生機的同時，的確也會帶來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難題，有體制上的不適應，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無所不在的歧視，客觀地說，我們的城市雖然發展很快，看上去很現代化，但我們的管理者們，還沒有完全學會按現代社會的方式管理這些城市，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也沒有相應的心理準備，甚至可以說，沒有現代人的素質。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城市，其實只是都市里的鄉村，所謂的城里人，不過是享受一點優待的農民，心胸狹窄一點兒，可以理解，但是，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幾十年，城里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經非過去可比，為什么心中那些中世紀的墻，還是拆除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