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景帝的“靜默”是怎樣煉成的

陳　倉

參觀完漢景帝陽陵，筆者無心贊揚出土文物的精致，也無意贊揚歷史的悠久，思考最多的倒是“文景之治”的因緣。這種帝王個人風格明顯的盛世的出現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依賴漢景帝個體的“身體政治”能不能復制?漢景帝的“靜默”風范是怎樣煉成的?

前朝殷鑒。本朝教訓。秦帝國二世而亡是漢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統治者的反面教材。漢景帝遵照先祖既定方針，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避免百姓揭竿而起；減輕刑罰，避免官逼民反；廣開言路，防止民怨沸騰。這些政策是基于劉氏家天下長治久安的理性選擇，主觀目的不是為百姓謀幸福，而是為皇家求穩定。漢景帝宣稱“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其“民本”政策是以百姓為生財之本、執政資本的。漢朝的州級長官叫“州牧”，地方官叫“牧民之官”，官員管理百姓與牧羊一樣。君臣之間是主仆關系，官民之間是主奴關系。漢初統治者除了提供國防和境內治安兩個“公共產品”外，沒給納稅人辦過什么好事實事，也沒過分坑害納稅人，這就是所謂“無為而治”。

形勢比人強，體制造形勢。從漢高祖至漢景帝四朝的政治形勢大同小異：中央有將相分權、外戚專權，地方有諸侯爭權，外部有匈奴軍事威脅，百姓窮困，國家財源不足，財力分散，政府無法積極作為，只好保持“靜默”。西漢前四代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分封制和郡縣制并存的“一國兩制”。高祖時期，實行劉氏中央政府部分集權與有功諸侯王高度自治的體制，皇室與楚王、趙王、淮南王、梁王、燕王、長沙王等異姓王共享天下。這種“業績股份制”因事權不清、互相猜忌、利益沖突，維持五年后即告破裂。劉邦武力剪除七個異姓王后另封九個劉姓王，以防諸呂篡權。這種“DNA股份制”又因公共權力與私家權利邊界不清，導致宗族矛盾進而激發“七國之亂”。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差別大、信息傳達困難的西漢，中央適度集權和地方高度自治相結合的體制是一種現實的治理需要?！皯饑咝邸本哂絮r明地方特色和自治基礎，秦朝廢除分封制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制速亡的教訓對漢初君臣是一種警示。漢高祖試圖建立一種統分結合，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新體制。但他不懂分權治理的憲政技術，最終制度缺陷激化宗族矛盾，導致手足相殘，生靈涂炭。

漢景帝的“靜默”風格是命運塑造的，也是文化教育養成的。文景二帝成長于遠離政治斗爭中心的代州，呂氏外戚專權之時，他們備受冷遇、猜忌和算計，艱險的處境迫使他們學會了韜光養晦、謙虛謹慎、明哲保身；受深知宮廷政治險惡，精通人情世故，謹小慎微的薄太后和竇皇后的影響，他們形成了謹慎、儉約、寬厚、大度、包容、靜默、堅韌的個性。這些個性優勢令文帝在劉氏宗親與呂氏外戚爭權奪利塵埃落定后脫穎而出。文帝對景帝的教導和政治歷練又使景帝政治“早熟”，父子皇帝個性相似使文景兩朝保持執政風格一貫性、基本政策連續性。同時，漢景帝在政治思想上繼承先祖倡導的黃老思想一一秦朝崇尚法家的霸道和權術，實行嚴刑峻法，暴政導致二世而亡，法家思想于秦崩潰時被全盤否定，西漢初期思想文化和社會輿論的主流是“黃老學說”。

任何人都無法擺脫他生活的時代，政治家尤其如此。漢初社會形勢、政治環境、制度、文化氛圍和景帝個性及教育背景的綜合作用，煉成了他的“靜默”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