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四題

陳建功

沈從文先生的一把椅子

沈從文先生是大作家，可他的工作關系不在作家協會。眾所周知的原因，解放后，他先后在歷史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做事，1978年以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做事。不過，沈先生的妻子張兆和先生，倒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干部，退休前，是作協所屬《人民文學》雜志社的編輯。

我和兆和先生素未謀面，甚至直到她故去，我都因出差在外，沒能送她一程，因此引為終生遺憾。從文、兆和先生的后人，秉承了忠厚的家風，在兆和先生的后事辦完之后，來過一封很誠懇又很有感情的謝函，里面還有兆和先生的一張照片，用以感謝我們對逝者的關心和哀悼。

這越發使我慚愧。

兆和先生送給了我一把沈從文先生用過的椅子。至今，這椅子還在我的辦公室里，日日與我為伴。

盡管沒有見過一面，我卻感受到了她對我的關心與仁愛。

這把椅子的贈與，牽線人是金玉良，作家協會機關老干部處的一位大姐。金玉良是東北作家羅烽白朗的養女。羅烽白朗去世后，她到老干部處擔當照顧其他老同志的工作。金玉良和張兆和先生最為投緣，常常到兆和先生那里去，問安、閑敘，也幫忙做一些家務，有時還和老人家一起共進晚餐。上班的時候，金玉良偶然也來我的辦公室小坐，講起離退休老干部們的生活。她講得最多、言談中最為敬重的，是張兆和。她告訴我，兆和先生學養深厚性情高雅與世無爭，一直過著恬淡素樸的生活。金玉良又常常很深情地談起兆和先生逸事，比如有一次她告訴我，沈家一直供著30多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貧困地區的孩子上學，直到他們完成小學學業。在月薪僅百元的年月，他們曾毅然捐出5000元，捐給當地的希望工程。而沈先生和兆和先生，絕無生活上的奢求，“不信你去看看沈先生坐的那把椅子，幾個彈簧都軟了，直到辭世也沒換過！”聽到這里我心中一暖，突生奇想，我說：“我們的現代文學館應該去買一把新椅子，去把沈先生的椅子換過來！……”我不知事后是不是把這個建議轉告了文學館，或許是一時的感慨，隨即便忘了也未可知。反正我們沒有人真的去買一把新椅子，把沈先生的椅子換回來。然而，我相信，我的感慨被金玉良轉告給了張兆和，因為沒過幾天，金玉良到我的辦公室，說：“建功，兆和先生讓你派個人去，取她送給您的一把椅子！”我一時愣在那里。金玉良又補充了一句，說：“沈先生那把椅子，兆和先生說送給你！”

聽到這消息的時候，我正要上樓去開會。急忙找來司機小郭，讓他跟著金玉良去沈家拜望老人家。會議開到一半，溜出會議室，回到辦公室，兆和先生所贈沈先生的椅子，已經靜靜地擺在辦公室里了。我坐了上去，簡易沙發的座墊一下子深陷進去———金玉良說得一點不錯，沙發的彈簧，全都軟了。

兆和先生的心很細，專門為了這沙發寫來一個窄窄的字條，上面寫道：

“建功同志，沈從文一把舊椅子，讓玉良帶去。張兆和 二○○一 三月”

金玉良告訴我，兆和先生對她說：“你得把這個字條給建功同志拿回去，不然拿什么證明這是沈從文的東西呀！”

這個沙發一直擺在我的辦公室里，那張字條也被我珍藏起來。

大約兩年后，我被派去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長。宣布任命那天，我忽然想起應該把這把椅子帶到文學館去，作為我送給文學館的禮物。猶豫了一下，我還是沒有做。

我還想讓它在我的辦公室里再擺幾年，直到我退休那一天。

祖光先生給我“賠不是”

家里收藏著一幅新鳳霞的畫———富貴牡丹團團簇簇地擁在一起，嬌艷地開放，款識是祖光先生題的，說明這畫，是贈給我們夫婦的禮物。那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在工人體育館南門的利康烤鴨店吃過烤鴨，祖光先生很鄭重地拿出這幅畫來，先是稱我“建功”，隨后又調侃地說：“不不不，我得稱您建功師，或者建功先生……”我大驚，道：“祖光先生您可是折我（壽）呢！”祖光和鳳霞大姐哈哈大笑。祖光說：“可不得稱您作先生嗎！今天就是您不爭氣的學生給您賠不是來啦……”鳳霞大姐說：“就是，這個不爭氣的學生，怎么就那么笨！”我的妻子說：“您就別批評先生了，建功到了祖光先生這年紀，別說學電腦了，不鬧個老年癡呆就不錯！”……就在滿堂笑聲中，我恭恭敬敬地接受了祖光鳳霞的珍貴禮物。

90年代初我對電腦很是“發燒”了一陣。那時的作家，用電腦寫作者僅三兩位而已。大概因為我對“奇技淫巧”頗有偏好，加上接觸了一家很熱心地推廣電腦寫作的公司，把我也變成了一個“換筆”的倡導者。我記得還曾經和幾家電腦公司合作，在一家大飯店組織過一次“作家換筆大會”。當是時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電腦公司像擺地攤一樣展示他們的產品，賣硬件的，賣軟件的，濟濟一堂。我還記得那次開幕會上發言的有趙大年，剛剛學會電腦打字，頓時有點已然“先鋒”，睥睨眾生的自負；而謙和的老大姐楊沫，其實并不是真的要“換筆”，不過是給同行的年輕人“打氣”來了……“換筆大會”的社會影響，大概是不小，由此登門求我代為購買電腦的朋友可不少。趙大年高洪波譚談斯妤等等等等，還有誰我都忘了。我只是記得時不時會有人半夜里給我來電話，問我“關機熱啟動按哪三個鍵”之類的問題。當然，來電最老的，也就是趙大年了。萬萬沒有想到，某一天來電話的，是祖光先生。

祖光先生讓我第二天到他家取錢，他說他也要學電腦。

此前我和祖光并不熟，對他的作品和人品，特別是他仗義執言，維護社會公正與進步之所為，當然是知道的。為老人家效勞，我求之不得。對他年逾古稀還要追趕潮流，心中雖然閃過一點疑慮，很快卻又釋然了。同樣年逾古稀的馬識途，不是成為了作家使用電腦的先行者了嗎？！

祖光家住在體育場東路一套曲曲彎彎的單元房里，之所以曲曲彎彎，大概因為是兩套單元房打通了，尋找到他的書房，要穿來拐去，走過書報雜志擁擠的過道。我替祖光安裝調試電腦的時候，坐在輪椅上的鳳霞大姐就開始叮囑我了：“建功啊，您可不能幫他安上就走，您還得教他呀，我們這位，聲光電火的，可一竅不通！”我說：“您放心，我一步一步教他，我給您創造一個奇跡！”

為了這句承諾，我早出晚歸，在祖光家里泡了三天。

幾乎每天一回到家里，祖光的電話就追過來了———每每是問剛剛給他講過的操作程序。你不能不承認，歲月不饒人，對一個古稀之年且從未玩過聲光電火的老人，你承擔了一件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

但你能不承擔嗎，那是祖光先生??！

最先退卻的，是祖光先生。按照他的性格，他是不會退卻的。我知道，他之退卻，是不愿再麻煩我。

出任“總教習”的第三天，收到了祖光告退的電話。他說：“建功啊，我太笨啦，我估計我是學不會了，你明天過來一趟，幫我把電腦拉去退了吧！”我呵呵笑起來先向他老人家告罪，我說：“那是我這個老師沒當好，我是不是給您另請高明？”祖光忙打斷我：“不不不，是弟子太笨，朽木不可雕也！哪天還得把您請來，給您賠不是！”

就這樣，祖光這次失敗的學藝，給我留下了一件永遠的念想。

惜乎？幸乎？

一張浩然“寄贈”的照片

幾年前，有文學界的朋友告訴我，浩然病得不輕。有朋友去看他，居然有時都想不起來了。由此我們不由得唏噓感慨了一番。一個人，倘若我們領教過他鼎盛時代的風采，再看他暮年的無助，那感慨中不免生出人生的無限悲涼來。這種悲涼，年輕人是體會不到的，只有到了知交半零落的年華，大概因為有了切身的感悟，也有了由人及己的瞻顧，才越發滋生起來。

我怕浩然再陷入失憶的尷尬，我也怕自己滋生無限的悲涼，一直沒有去看他。

然而，翻檢到我家的相冊，我每每忍不住要看看他送給我的照片。這照片是32年前他寄給我的，而且還別有來歷。正因為這別有來歷，浩然的平易，他對文學新人的愛護與尊重，都足以讓我引為楷模。

認識浩然，是在1973年，我24歲。當時我是北京西部一家煤礦的采掘工人。說實在的，我在那煤礦混得不算好，被懷疑有“參與反革命集團”的嫌疑，遭遇了調查和批判。不過幸好我還會舞文弄墨，算是有點“一技之長”。因此，“反革命嫌疑”一邊受著批判，一邊還被派往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那時的出版社，全被如此冠名），參與一本“工業題材”小說集的寫作。

北京花市東興隆街51號，似乎是北洋時代的海軍部舊址，那是一前一后兩棟洋樓，當時大概是“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的招待所。入住后我才發現，大名鼎鼎的浩然，就住在小院的前樓。而我和一批工人作者，住在后樓。

那時浩然剛剛寫完《一擔水》等幾個短篇小說，在復刊的《北京文藝》上發表，正在這里開始《金光大道》的寫作。后來有了被人們譏諷為“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的時代，此地，或許應算這一“時代”的發軔地。關于浩然在這一時期的真實心態和表現，我已經在接受一些人的采訪時談過，其中的細節，也已被披露。我并不否認他曾經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如日中天，也不否認他的作品和思想在那個時代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我可以舉證，浩然在“四人幫”肆虐的時代，沒有助紂為虐，甚至還有消極和抵制。不僅是我，許多當年的業余作者，都是舉證者之一。

浩然平和而親切，毫無大作家架子，他關心業余作者，到了一起在食堂吃飯的時間，和我們相談甚歡。他還抽出時間幫助我們看稿子，提意見，有求必應。當時不時興拜師，可是實際上，我們都已經把他當成我們寫作上的老師了。

東興隆街幾個月相處后，我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和浩然分手了。沒想到，回到家中，居然收到了浩然的來信，信中夾了一張照片，照片背后寫著：“建功同志存念 浩然 1973年*月*日”，浩然的信不長，大意是說，自己對照相不感興趣，因此所存照片不多，揀出一張，寄上，聊以為念。收到浩然書信和簽名的照片，當然很高興，但心中難免有一點疑惑：分手時，我并沒有向他索取照片，而浩然，也不像是有寄贈照片雅好的人，何以至此？更大的疑惑在于，沒過幾天，又接到了浩然的信，依然是一封短信一張照片，短信的意思是：前已寄去一張照片，既然沒收到，現再寄一次，請收?！业奶?，看口氣似乎是我在不斷地向浩然索取照片，這是怎么回事？

很快我就查清了這事的來龍去脈。說起這件事的起因，還是由于我的虛榮。認識浩然，還得到他的指點，對于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來說，的確是一件足以向旁人吹噓一下的事情，正因為當時我把這段經歷向鄰家的一個愛好文學的孩子吹噓了一通，這孩子便借我的名義，向浩然寫信索取起照片來。第一次照片沒被他截獲，他又干了第二次，結果再次失算。以我的推理能力，破這么簡單的案子，應該是不難的：接到浩然第二封信的當天，我就在我家門外的信報箱旁，把正在那里轉悠的小孩子逮了個正著，連唬再嚇，逼得那孩子當場招供，寫了檢討，淚花閃閃地離去。

事后不久，見到了浩然，我告訴他事情的真相，我為給他添了麻煩而道歉，他寬厚地笑著，說：“這孩子，這孩子！”隨后補了一句：“你還是別說他了，把照片給他一張吧，還真費了心思呢！”說完，又寬厚地笑起來。

在汪曾祺家搶畫

過去我家離汪曾祺家很近，大概還不到一站地。離得近，且共同的話題不少，有時專程去看他，向他請教，有時在自由市場就碰上了。有一天清晨，在自由市場見到他在巡視，問他所為何來，他說：“找牛尾呢，中午想喝牛尾湯了！”類似這種場合，請教的，就是關于“牛尾湯”的問題了。當然，生活方面的問題，還有喝酒、品茶。汪老是品味生活的大師，講起來，不光頭頭是道，而且津津有味。他知道我亦有此好，時不時也提攜我一下，比如某日批評家何鎮邦率領某位美籍華人女作家殺上門去，汪老親自下廚煎炒烹炸，沒忘了來電邀我前去大啖，遺憾的是，那次我家也有客人，只好辭謝。向汪老請教的問題，也有文學的，比如我問過他：“您作品的語言節奏怎么拿捏得那么好？”他笑道：“別無他法，多讀而已。我曾把晚明小品熟讀于心，讀到最后，內容可能都忘記了，節奏倒留在潛意識里了。寫文章寫到某處，多一字必刪，少一字則必補，不然永遠覺得系錯了扣子，一天過不舒坦……”短短數語，即令我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

和汪老混得這么熟，竟未能求得一幅他的字畫，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每到文友家中，看見他們把汪老的書法或水墨寫意懸于堂上，總是提醒自己再見汪老時一定莫忘求字求畫，然而直到我搬了家，也沒好意思張口。

大約是1996年春節過后的一天晚上，張鍥同志來電話相約去看望汪老。那時我已經調到中國作協來工作，因為俗務忙碌，也的確很久沒有看望他了。聽說他搬了家，且曾對北京作協的朋友“罵”我：“建功這家伙，忙什么呢，這么久沒跟我聯絡了！”汪老的家搬到了虎坊橋附近，他兒子所在單位的家屬房里。既是出谷遷喬，是不能不參觀一下的。沒想到張鍥和我隨著汪老看他的新居時，還有幾位陪同前來的年輕同志發現了寶貝———他們從汪老的字紙簍里找出了幾團宣紙，抹平，如獲至寶地跑過來道：“汪老！您畫廢了的，我們可要了！”汪老還是一如往常的神態，先是很平和地瞟去一眼，隨即粲然地笑起來，說：“哎呀，都是爛紙，你們真能翻！”他不再說什么，走到畫案前，從一個角落里掏出一卷紙來———大概都是他近期的畫作。年輕人有足夠的機敏，他們竟歡呼起來，一張一張展看時，這個說：“汪老，我要這張！”那個說：“這張是我的！”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汪老是讓我們挑畫。張鍥樂呵呵地說：“你們這哪是挑畫？你們這是搶畫來啦！”嘻嘻哈哈中，每人各執所愛，請汪老一一題簽。我選中的，是“升庵桂花圖”———虬曲而上的枝條頂部，盛開著黃燦燦的桂花。環繞畫面者，是汪老的題詩：“桂湖老桂發新枝，湖上升庵舊有祠。一種風流誰得似，狀元詞曲罪臣詩?！痹姾蠹幼⒃唬骸吧朱粼谛露脊鸷?，環湖皆植桂。1996年新春，是日雨夾雪，持贈建功。汪曾祺”四川新都的桂湖公園，我是去過的。這里是明代楊慎（升庵）的故居舊址。楊升庵于明正德間高中狀元，授翰林修撰。嘉靖時因“議大禮”而罹禍，謫戍云南永昌，流放終身。據《明史》載，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散曲，皆有成就?！耙环N風流誰得似，狀元詞曲罪臣詩”之感喟，即由此而發。據說，現新都桂湖，“環湖皆植”之桂，即為當年升庵所植也。八月時節，桂花盛開，香氣襲人。品畫賞詩，當時便與汪老相約，何時隨他新都重游？汪老莞而一笑，說：“你太忙?！?/p>

2005年歲末，我再游新都桂湖時，汪老已經去世了。新都區政府在桂湖公園碑林舉行了一個作家和讀者見面會，川外作家有王蒙、舒婷、葉兆言和我，成都作家有魏明倫等出席。主辦者請我主持會議。從北京啟程時得知這一消息，我特意帶上汪老所贈畫卷與會，主持之始，即先行展示之。

此時回想起當年搶畫情景，不由你不感嘆唏噓。

（選自《江南》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