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國民黨各政治力量的態度

金青山

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將軍在西安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軍政大員。事變一出，舉世嘩然，各種政治力量對此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判斷，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和對策。

西安方面張、楊的態度

張學良自東北“失守”出國留洋考察歸國后，于1935年年底就任國民黨西北“剿總”副總司令，負責指揮陜西剿共事宜。在接連遭受失敗打擊(主力師團被紅軍殲滅，蔣介石趁機撤銷番號，部屬官兵不愿與紅軍作戰，強烈要求抗日的氣氛日盛)后開始另謀出路。經與中共接觸，接受了中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在陜北形成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局面，實行“消極反共”，準備抗日。張學良在對蔣介石多次苦諫、哭諫要求抗日無效后，即準備采取斷然措施實行兵諫，其意在逼蔣抗日。楊虎城在與中共的接觸中逐步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張，與中共關系密切，其夫人謝葆貞及其部下多為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十分不滿，順應民意時刻準備抗日。張、楊經過精心策劃后，于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和臨潼兩地同時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及其隨行軍政人員。

事變發生后，張學良與楊虎城當即發電全國：“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表明了發動這次事變的初衷和愿望。

同時，張、楊分別致電馮玉祥、李烈鈞等，告以原委，陳述抗日主張。張學良還致電孔祥熙、宋美齡告知事變情況，保證蔣的安全；致電閻錫山、傅作義及各地軍政長官，指出西安事變“只為貫徹抗日救國主張，既非內爭，亦非赤化”。

為了消除蔣介石的顧慮，張、楊還多次親自去關押地新城大樓探望，試圖說服蔣介石接受停戰抗日的主張。囿于蔣介石的頑固立場，張、楊即派飛機去延安接中共代表周恩來，以化解危機。特別是在遭受中央軍逼近渭南、華縣并派飛機轟炸西安周邊的情況下，張學良還同意南京方面派端納前來西安協調，爭取和平解決的途徑。

在周恩來、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的斡旋下，終于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特別提出的是，談判結束后，在蔣介石不愿簽字、東北軍和西北軍內部出現矛盾分歧的情況下，張學良將軍冒著風險，楊虎城也在周恩來的勸導下同意釋放蔣介石回南京，從而使這場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沒有導致內戰混亂的局面，基本上實現了“逼蔣抗日”的目的。

可以說，張、楊自始至終是堅持政治解決事變的，即使在南京政府的軍事威脅下，也沒有放棄和平解決的途徑。他們頂著內外壓力，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為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主戰派和“親日派”的態度

事變發生后，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隱瞞事變真相，封鎖全國電臺新聞，私自把持相關情報信息，企圖發動軍事進攻威逼西安，以至于連作為軍事委員會在京的唯一副委員長馮玉祥都因被隱瞞而大發雷霆：“如此重大事件，欲一手遮盡天下之耳目，豈可得乎?”

主戰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司法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季陶、吳稚暉等人，強烈要求武力征討張、楊，并于當日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聯席會議，決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長，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剝奪張學良本兼各職并交軍事委員會嚴辦，由中常委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p>

此時在德國養病的汪精衛也準備回國重登政治舞臺，“以期挽回危局”。汪若回國，局勢將會更加錯綜復雜。由于事變很快得以和平解決，汪重返政壇的迷夢泡湯，只好承認現實，轉而支持蔣介石對事變的善后工作。

16日，南京政府明令討伐張、楊，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顧祝同為東、西集團軍司令，并令中央軍開進潼關向華陰、華縣挺進，派飛機轟炸渭南縣城及西安郊區等地，擺出了武力征討的架勢，前方還發生了小規模的軍事沖突。后在端納、宋子文赴西安見蔣，和蔣鼎文手持蔣介石的停戰手令到南京后，何才表示遵照手令停戰三日，同時決定“正面處置嚴正，營救則多方運用”，在做好軍事壓迫的前提下采取多方營救的措施。

此時全國各地和國際社會強烈要求和平解決的呼聲高漲，在和平解決可能性極大的條件下，主戰派才開始轉變立場，何應欽、居正、孔祥熙、孫科等于19日會商，決定派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即日飛赴西安見蔣，并準許延長至22日暫停轟炸。以后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主戰派則開始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對東北軍、西北軍打擊分化，·瓦解了風云疆場幾十年的東北軍和西北軍。

主和派和“親英美派”的態度

事變發生后，初期由于何應欽等嚴密封鎖情報，致使南京方面氣氛十分緊張。張、楊發出的“八項主張”通電被交通處長蔣炳所扣至15日，全國上下不明局勢原委，致使討伐主戰氣氛甚嘯日上。

宋美齡、孔祥熙得知發生事變后，從上海趕往南京，極力主張和談解決，聯合在京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朱培德和李烈鈞等，采取一系列行動穩定局勢，即派曾是張的顧問的端納前去西安打探消息。

宋美齡親自召集黃埔軍校生進行動員，力主和平營救；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長的身份向全國各省軍政長官、地方實力派致電安撫拉攏以穩定局勢；馮玉祥致電部下山東韓復榘、河北宋哲元等勸以冷靜處置；馮還致電張學良要求“先釋介公回京。如慮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復。于世兄有所不利，則祥可完全擔保，若猶難釋然，祥當約同知多人，暫居貴處，以為釋介公之保證?！?/p>

自端納從西安返回，確認蔣介石無恙并摸清西安方面的底細后，和平解決的路子越來越寬。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見蔣介石和張學良，說服蔣介石接受西安方面的條件以為和平解決創造條件，蔣介石遂派蔣鼎文持手諭去前線，要求暫停軍事進攻，緊張的局勢才慢慢緩和下來。宋美齡在局勢仍未明朗的情況下不顧自身安危，在南京眾人的反對聲中親赴西安與蔣及張、楊會面協商，對蔣說明南京方面“戲中有戲”，促使蔣介石早日接受和談，向張學良施加壓力，必須在25日圣誕節(蔣、宋皆信基督)前釋放蔣介石回南京，最終達成了周恩來、張、楊及宋子文三方和談成果。加快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進程。

地方實力派的態度

國民黨政府是在北伐打倒軍閥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雖然形

式上全國統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但是各個派系自行其是，基本上處于各自為政“獨立王國”地位，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力有限，因此在關鍵時刻，各個地方實力派，特別是重要實力派的態度十分關鍵，有時他們的態度和取向甚至可以影響到局勢發展的方向。

西安事變發生后，這些地方諸侯雖然對蔣介石早已欲除之而后快，但在關乎國家民族大業的緊要關頭、局勢還遠未明朗的時刻他們還是不敢挾私報復。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具有愛國思想，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大都贊成抗日，又有聯合抗日的要求，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滿。

15日，李濟深首先致電張、楊，要他們一定保護蔣之安全，“一致對外”，同時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對外”；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堅決支持張、楊的愛國行動和英勇壯舉，同時電告何應欽要求和平解決，并為張、楊辯護，李、白等人于17日通電全國堅決反對挑起內戰討伐張、楊，提出“政治解決”的五項條件；山西閻錫山則打起了他一貫的“鐵算盤”，企圖居中調停從中漁利，取地利之便，獲知張、楊扣蔣的可靠情報后主張和平解決，還想把蔣介石接到太原以加重自己的砝碼，于13日深夜決定向張、楊發出有名的“四問電”：“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極端殘殺乎?”；身處綏遠抗戰前線的傅作義明確表示對張、楊的聯共抗日完全擁護，并決定親臨西安協助事變的和平解決，后因蔣獲釋作罷。

此外，四川的劉湘、云南的龍云、貴州的王家烈、江蘇的陳果夫、河北宋哲元、山東韓復榘、陜西胡宗南等等地方大員們出于各自的種種考量，或明或暗支持和平解決事變，堅持以國家團結抗日大局為重，有力地增加了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砝碼，遏制了親日討伐派的囂張氣焰。

黃埔系的態度

蔣介石是靠黃埔軍校發家的，他視黃埔學生為自己的嫡系力量，大力提拔重用黃埔畢業生，把他們安排到重要的軍事崗位上，黃埔畢業生也以蔣為榮，甘愿為之效命。西安事變發生時，黃浦系在軍政兩界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們的態度勢必影響到局勢的發展和演變，成為主戰派和主和派極力爭取的對象。

黃浦系勢力在營救蔣介石的努力上是不遺余力的，一開始在蔣被扣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大部分將領在何應欽等人的操作下極力主張攻打西安，以大兵壓境之勢迫使張、楊屈服，而且也有了相當力量的軍事行動，比如劉峙的東路軍在渭南、華縣等地與西北軍發生交火，派飛機到西安周邊和郊區進行轟炸和威脅等措施。

當然，更多的軍事將領們都愿意看到和平解決的結局，胡宗南、湯恩伯、薛岳等或通電全國，或致電張、楊堅決反對事變，極力譴責張、楊“犯上作亂，劫持統帥”、“破壞統一，甘為罪魁，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無過于此”，“強烈要求禮送蔣介石回京”。顧祝同、劉峙兩路大軍進展緩慢，緩進不攻，致使何應欽的軍事圍攻計劃受挫。劉峙等將領還要求張、楊“通加反省，即奉委員長出險回京，則任何問題無不從長計議，盡量采納，見諸實施”，“否則，吾全體同學，誓必不顧一切悉力以赴，決不與執事有關之任何個人，共戴天日于此世?！?/p>

這表明了黃埔高級將領的態度，也反映了整個國民黨方面黃埔系部隊的心聲，對于事變的和平解決和事態的穩定、對于主戰的何應欽方面的制約都是相當有力的。

黃埔出身的戴笠、鄭介民等軍統復興社成員也極力主張和平解決，反對出兵討伐，認為“救校長要救活的，用兵則有死無生，誰也不能胡干”，極力依靠在孔、宋周圍，賣力地出動特務組織和電臺各方搜集情報、分化收買東北軍和西北軍各級將領，企圖挽回他們在工作中的失誤。

當然，也有部分黃浦將領主張強力討伐的，如鄧文儀、桂永清、梁干喬等，但是黃埔系大部分將領出于對蔣介石本人的擁戴和對自身命運的擔憂，主張通過政治手段和平解決事變，在形勢一度緊張的情況下始終保持了冷靜處置的態度，為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外，蔣介石本人迫于形勢不得不抗日的態度轉變對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是關鍵因素，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民主力量廣泛開展的營救活動也為和平解決事件本身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在中國共產黨號召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和依靠全國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愛國力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與國民黨內要求抗日救國、反對內戰的愛國力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責編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