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兩教授為文造假《新青年》

邵　建

這是一種十分可怕的“意圖倫理”。該倫理目的至上，它為了某個它認為正當的目的，便可采取不正當的手段，這樣的事例太容易見到

習現代文學史的人都不難于知道當年北大兩教授的一次作文造假。那是1918年3月《新青年》雜志上署名“王敬軒”的《文學革命之反響》。但，世上本無王敬軒，他是北大教授錢玄同化身的假名。在這個名頭下，文章對新文化運動肆行攻擊。然后由北大另一教授劉半農撰文批駁。

錢劉之間的這一表演被稱為“雙簧”，作為曲藝一種，雙簧是一人表演動作，一人藏在身后或說或唱。這樣的說唱叫“假唱”，蒙蔽天下的假唱今天已屢見不鮮；不曾想，當年引領文化風向的人，也曾作過另一種形式的假唱。

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往往不能輕信。在文化保守主義面前，新文化運動最終大獲全勝。文學史家鄭振鐸在敘述那個時代的文學論爭時說，“在那樣的黑暗的環境里，由寂寞的呼號，到猛烈的迫害的到來，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興奮與苦斗之中生活著?！?/p>

黑暗、迫害、苦斗，這樣的敘述符合歷史真相嗎？我以為，鄭的敘述至少不誠實。北洋時代是一個政治基本不干涉文化的時代。1919年陳獨秀自己就表示：新文化“政府并沒有干涉”。非但沒有干涉，相反，它還贊助了新文化。1920年元月，是北洋政府下令全國中小學逐步取消文言文，白話文從此走進中小學課本。

沒有迫害，但有寂寞。新文化人實在太寂寞了，1917年頭，胡適陳獨秀輪番聲張文學改良與革命，一年下來，幾乎沒人陪他們玩，連個像樣的敵人都沒有。就連真正反對他們的林琴南，也是不反白話，只反白話取代文言。寂寞生非，此刻《新青年》需要制造敵人，以張聲勢，否則，這場運動就沒有個運動的樣子。于是，錢劉兩教授合演雙簧，制造了王敬軒這樣一個假敵，讓他漏洞百出地攻擊新文化，再讓劉半農來一層層笑罵剝皮。造假的痕跡如此明顯，排版時，王敬軒的信是囫圇一篇，并未分段。但在劉的復信中，對方分明是八個自然段，劉乃逐段以駁。這樣的推測未必不成立，王敬軒的信其實是分段的，但發排時為了顯示文言的泥古迂執，故意眉毛胡子一把抓。通篇還仿用舊式圈點，密密麻麻，讓人看得透不過氣。

這是劉半農復信時的不打自招：“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現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馬，這也是極應歡迎，極應感謝的?！薄缎虑嗄辍凡坏茝V新文化，而且喜歡斗爭哲學。本來，你聲張你的主張即可，但是，它需要敵人來為它擴大影響。沒有敵人就假造一個，結果假敵人引來了真敵人，這就是可憐的林琴南。且不說林琴南比新文化更早地推廣白話，陳胡文章發表時，他也不過表白了自己的觀點“論古文之不宜廢”。不廢古文并非反對白話。但出于學術私怨，是新文化的一些教授把桐城古文視為死敵，開篇即罵“桐城謬種”，及至炮制假敵時，林琴南又是鎖定的目標。

王敬軒故意抬出林琴南，讓劉半農將其丑惡化。今天我們只知林琴南丑化新文化的《荊生》與《妖夢》，卻不知他首先是新文化的受害者，然后才反噬。制造敵人的結果是新文化和舊文化彼此劣化。但從人格、道德上看，至少林還為他的小說公開承認罵人有錯。他是被兩位教授用計拉下水的，但治現代文學的已故教授吳奔星在正面意義上，稱錢劉之舉為“引蛇出洞”。是的，引蛇出洞，多么豐富的歷史聯想，然而，喝五四奶長大的生輩，運用之妙，顯然比乃師更勝一籌。

一個世紀以來我們有很多文化不良：謾罵、造假、一元、獨斷、不講道理卻嬉笑怒罵，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果如推究，新文化即青萍之末。姑以目的/手段論，兩教授不甘寂寞想進一步光大新文化，那是你的權利；但你不能用造假的手段來蒙蔽天下。但某些新文化中人認為目的就是一切，手段微不足道。這是一種十分可怕的“意圖倫理”。該倫理目的至上，它為了某個它認為正當的目的，便可采取不正當的手段。這樣的事例太容易見到，君不見，為了“國家形象”，就可以制造假唱。假唱蒙哄世人，但制造者冠冕堂皇，這是為了“國家形象”。一個糊里糊涂的怪圈，居然還有不少糊涂的人認同。意圖倫理讓我們意識不到，造假本身就是最壞的形象。

而今處處“王敬軒”。當年兩教授造假的示范作用相當惡劣。對此，我們至今都缺乏足夠的認識。如果可以盤點，那時的造假之類到底給我們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化帶來什么樣的風習。抱歉，我的評估是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