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與糧食的戰略思考

石元春

近年來，油價飆升，糧價暴漲，鬧得整個世界不得安寧。一個糧食，一個石油，都是大事，誰也得罪不起。游移于二者之間的生物燃料，是福是禍，莫衷一是。只有還其實情，排除“噪音”，理清思路，才利求解。

中國糧食良好表現的背后

此次世界糧食危機，中國糧食的表現是好的。自2003年糧食連續4年增產，接近了歷史的最高點。2003—2007年間的大米和小麥消費庫存比都高于30%，玉米也在20%以上，明顯高于聯合國提出的糧食安全系數。中國糧食的良好表現得益于“立足國內”和“自給率95%”的糧食安全戰略。由于糧儲充足和年后的糧食出口政策，在國際市場糧價暴漲中，國內糧食期貨價卻普遍下跌；國際米價突破噸價1000美元時，國內米價卻低于400美元。

中國糧食安全問題更多的是在深層次上。人口眾多，需求旺盛，耕地凈減，用水無增，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以及糧食增產乏力等。1998年中國糧食產量達5.12億噸，后持續減產到2003年的4.3億噸，2007年才重新邁上5億噸臺階，要進一步實現人年均糧食380—400公斤，總產5.4—5.8億噸的2020年目標，其難度是相當大的。除加大投入，提高生產力水平外，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糧食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目前的人為壓低糧價政策只會適得其反。

中國糧食問題主要是增加飼料供應問題。隨著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糧食的直接消費漸減和動物性食物消費迅增是個常理，中國正是處在這個階段。1986年和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直接糧食消費分別是138公斤和76公斤；鄉村居民分別是275公斤和239公斤，20年分別減少了45%和13%；而城市居民的動物性食品消費則由35公斤增加到74公斤，農村居民由17公斤增加到34公斤，20年翻了一番。據專家預測，中國年人均糧食消費量（含直接消費與間接消費）將由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160—202公斤，約年需糧食2.2—2.8億噸。屆時，人糧畜飼將“兩分天下”，玉米、薯類等飼料生產將占到“半壁河山”，糧經飼三元結構中的飼料份額將快速擴展。

糧食消費結構上的這種重大的趨勢性變化，將有利于緩解糧食總量上的壓力。因為目前的水稻和小麥產量水平可基本滿足2020年前后的人糧消費，而飼料的回旋余地和拓展潛力很大。除玉米、薯類、高粱外，還可以利用邊際性土地大力發展飼草以及利用酒糟等農產品加工的有機廢棄物。因而以農林廢棄物和利用邊際性土地進行原料生產的生物燃料，將與飼料生產相結合，形成物質和能量的綜合開發與循環利用的糧、經、飼、能四元結構的新生產體系。

石油換代的陣痛

糧食與石油，一農一工，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自油價拉升糧食成本和發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來，二者的關系就越來越密切了。

據國際權威機構推算，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儲量加上儲量增長潛量共2297億噸，可用39年；再加上待發現的石油資源量，共3574億噸，可用53年；而天然氣和煤炭分別是63年和90年。如果說20世紀是化石能源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化石能源換代的世紀。在這個能源的歷史巨變中，怎能不引發社會與經濟的分娩般的陣痛，此次糧食危機便可見一斑駁。

石油換代的陣痛在中國將尤為劇烈。中國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儲量中，石油只占4%，約35億噸標煤，儲產比已到警戒線11（均按2005年計），而消費量是世界第二，進口依存度近半。這是一次求供倒懸和無米之炊的“巨痛”。中國自1994年為石油凈進口國后，2006年的3.2億噸石油消費中有1.8億噸是進口的，進口量還將繼續擴大。進口石油非“一買一賣，按價付款”那么簡單，中國70%的進口石油來自不穩定的中東地區，要通過馬六甲海峽。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這條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將俄羅斯和中亞的油氣流入中國？這是需要付出巨大資金、政治、外交，以至軍事代價和承當巨大風險的，其隱性成本比表觀價格要高許多。

應對石油換代“陣痛”的另一條路是“走出去”，開發國外石油資源。但我們已晚于西方國家一個世紀，這已經是肉少骨多和爭奪“最后一杯羹”的戰場，而不是伊甸樂園。面對風云突變的國際舞臺和形勢不穩的石油資源國，這更是一項代價和風險度極高的境外投資。國際能源組織報告中就提醒中國和印度，要十分注意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可能產生的近期和遠期風險。

“擴大進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上Р痪们邦C布的《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提出的目標是：“力爭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費量達到能源消費總量的10%，2020年達到15%?！逼鋵?，按國際慣例屬于常規能源的大水電在2006年就已經占到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實際是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對石油燃料的替代指標是2%（歐盟是10％、美國是20%）。中國在化石能源替代上的決心和步子顯然是不大的。

此次世界糧價危機中，中國糧食的良好表現靠的是“立足國內”和“糧食自給率95%”的好戰略，而同樣是國家戰略物資的石油，進口依存度卻已近50%。按石油儲產比11，到2020年將所剩無幾，60%的進口依存度是打不住的?！傲⒆銍狻焙汀白陨娇铡钡氖驼哌€能夠維持多久？現在提出要向“非常規油氣”進軍，但“部分關鍵技術需要持續攻關，且投入大、周期長，經濟效益短期內難以實現”。為什么不可以改變一下傳統的工業思維模式，把目光多投放到生物燃料和“三農”上來，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來。

如果設想，像美國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的石油運輸燃料那樣，中國石油替代也能達到30%，中國的能源安全和“三農”將會是個什么樣子？

生物燃料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選擇

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發出警訊后，石油進口國就開始尋思“替代”了。

巴西和美國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以甘蔗和玉米生產乙醇替代石油；90年代美國進行了長達5年的以甲醇作為運輸燃料的試驗，但以失敗而告終；1999年，克林頓發布總統令，大力推行生物燃料替代；布什上任后又主張發展氫能，在世界掀起過一陣“氫能熱”，后來又改口說：“這不是近期的解決辦法，也不是中期的解決辦法，而確實是遠期的解決辦法”，轉而大力支持生物燃料替代。美國在發展生物燃料上可以用“雷厲風行”和“緊鑼密鼓”來形容。

美國年消費石油9.5億噸，凈進口6.4億噸，石油對美國經濟和外交壓力越來越大。經過三四十年尋覓才找到能使美國絕處逢生的生物燃料，故不惜頂住國際社會強大的輿論壓力，傾其20%以至40%（2015年）的玉米及技術突破后的非食物性原料，替代30%（2030年）甚至50%（2050年）的石油運輸燃料。為減少與糧食供應的沖突，2006年布什在國情咨文中要求6年內（到2012年）使纖維素乙醇的商業化生產成為現實，并以1.6億美元建3個纖維素乙醇示范廠和投入21億美元用于新技術研發，全面部署了由玉米乙醇向非糧二代生物燃料的戰略過渡?！皟衫鄼嗳∑渲?，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發展生物燃料上美國如此之堅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2007年全球生物乙醇產量已經達到4500萬噸，其替代規模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比擬的。2020年前后將發展到2億噸，約相當于現在世界石油生產量的5%，生物燃油對化石燃料的替代已經駛上了快車道。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多個國家經30多年選擇的結果，正如歐盟委員會提出的：“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規模獲得的替代運輸燃油的能源?！彼呀洺蔀槭吞娲囊环N世界共識和趨勢。

生物燃料是個繞不過去的坎

替代石油難道非要生物燃料嗎？

不是可以煤變油嗎？中國神華集團2007年在內蒙古等地已經試生產了，據該集團網站稱，轉化成1噸燃油需要消耗4噸煤炭和用水10噸，CO2排放量是原油精煉的7—10倍。我國煤炭產地主要在缺水的北方，按內蒙古項目年需耗水1000萬噸左右，還有寧夏東部、陜西榆林以及新疆黑山等都是嚴重缺水地區，如處理不當，這將是又一場新的生態災難。

不是可以用煤轉化為甲醇和二甲醚嗎？按能量投入產出比，得到1份能量的甲醇燃油需要投入4—6份能量的煤，生產1噸煤基甲醇要排放8.25噸CO2，還有腐蝕機械、儲存困難、影響人體健康等諸多問題尚難解決。美歐經多年試驗均已宣布失敗。目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以甲醇為運輸燃料。

更重要的是，煤變油和轉化甲醇二甲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煤炭，這種高資源投入，高環境和高經濟代價的“拆東墻補西墻”，有這個必要嗎？

不是可以用“清潔燃料汽車”嗎？所謂“清潔燃料汽車”，是一種用蓄能電池技術和以電或氫為動力驅動的汽車。與汽油相比，電能與氫能要清潔許多，但它們都是由一次能源轉化而來的二次能源，它清潔了城市，而發電廠和轉化氫能的污染依舊。且電與氫的能效比汽油低，比生物燃料低得更多，且蓄能電池適于城市短程而不便長途使用。

不是可以用水能、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海洋能和核能替代嗎？不行，這些能種只適合于轉化為物理態的電能和熱能，唯有生物質能才是經植物光合轉化成的化學態能量，最適合于轉化為液態燃料。

還有一條是絕對繞不過去的，那就是生物燃料可以與化石能源一樣地生產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的物質性產品，這是任何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

生物燃料的石油替代之所以是“繞不過去的坎”，這是它和其他能源自身的特性所決定，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中國太需要生物燃料了

中國太需要生物燃料了。生物燃料是改變中國石油“立足國外”現狀的基本途徑，是實現石油替代繞不過去的坎。能源農業可以為現代農業開辟一個前景廣闊、需求無限的新戰場；可以為推進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及富余勞動力就近轉移開辟一個全新路徑；可以為農民增收和脫貧致富開辟一條新渠道。生物燃料可以將產能潛力4.7億噸標煤的農林廢棄物利用起來；可以將產能潛力1.2億噸標煤的尚無經濟價值或價值很低的低質土地利用起來種植能源作物；可以將產能潛力3.1億噸標煤的能源林資源利用起來。生物燃料可以讓中國的能源農業走出國門，以我國的資金和技術與非洲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豐富水土資源結合起來發展生物能源產業，做到合作共贏，共同致富。

上述原因難道不足以說明發展生物燃料產業在解困中國石油和糧食兩大難題中的重要作用嗎？

本世紀之初，中國曾為解決陳化糧壓庫而批建了4個燃料乙醇廠，先后在吉林等5省及冀、魯、蘇、鄂27個地市推行使用E10乙醇汽油，2006年銷售量達1544萬噸。出于糧食安全考慮和避免失控，國家發改委2006年底發文不再新批玉米乙醇項目,鼓勵發展非糧生物燃料。這既使生物燃料與糧食安全脫鉤，又指明了一條健康的非糧發展道路。中國在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上有了一個好的開始。但是近一年來卻顯得猶豫被動起來，這又是為了什么？

何時走向主動替代之途

20世紀是石油的世紀，美歐等發達國家得天時與地利而縱橫捭闔。是上世紀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機和世紀之交的資源性枯竭震撼了這些石油巨鱷，使他們“如鯁在喉”，坐臥不寧。他們積30余年之探覓，終于找到了替代之途，于是置種種質疑和指責于不顧，氣定神逸和雷厲風行地發展起生物燃料來。為減少玉米乙醇與糧食供應間的碰撞，又大踏步地邁向了非糧的二代生物燃料時代。他們敢于幡然自悟地批判自己的“石油癮”，提出2020年替代20%，2030年替代30%和2050年替代50%的目標；宣布“結束依靠中東石油的歷史”和為能源的“自主”與“安全”而立法。

“鏡于水知容，鏡于人知吉兇”。中國石油形勢較這些發達國家嚴峻十倍而動作十分遲緩。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對能源資源的激烈爭奪，我們必須把握目前的戰略機遇期，盡快將“立足國外”轉移到立足國內的“替代”上來，解中國石油與糧食兩大心腹之患于倒懸。

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發達國家花時間、資金、科技和智慧換來的，是世界的共識與大勢。他們在一路高歌猛進，我們還能擺出多少理由，有多少時間去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