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假面舞會

精彩回放

戊戌年正月，康有為上折請求在中央開設制度局，企圖架空自中央到地方的現有行政機構，但事與愿違。制度局開不成，康有為別出心裁，又鼓動皇帝在內廷開設懋勤殿，亦是沒有結果。新政開始了三個月，卻沒有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光緒終于失去了耐心，決定乾綱獨斷，開設懋勤殿。得到消息后，康有為立即找人寫折子推薦自己和梁啟超進懋勤殿，然而，伸長了脖子等待進入國家中樞的康有為，等來的卻是光緒皇帝的一封求救密詔。

本期諶旭彬先生將繼續為您精彩講述。

六、從變法到政變(下)

1、密詔發給了誰

9月14日，光緒前往頤和園，并在那里住了5天之久?；实鄞诵械闹饕康氖窍胝f服慈禧批準他開設懋勤殿。結局可想而知，對權力十分癡迷敏感而且對權術十分精通的慈禧，不可能看不透此事所將導致的最終后果。

懋勤殿人事上不受品秩的限制，設在宮中，只對皇帝直接負責，表面上只是政策咨詢機構，實際上等同于決策機構，原來有咨詢和決策功能的軍機處、總理衙門都將因此而變成單純的執行機構。這既是對現行政治體制的挑戰，更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權力的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是：如果懋勤殿得以制度化，康黨上臺，慈禧本人將喪失手中的絕大部分權力。

如果說10天前皇帝罷免禮部六堂官是對慈禧權力的藐視和否定的話，那么，開設懋勤殿的提議則明顯是想掏空她的權力基礎?；实鄞伺e，已與政變無異，不過是“溫柔的政變”罷了。

盡管光緒與慈禧之間關于懋勤殿的爭論沒有任何檔案記載，但爭論的最終結果卻一目了然：次日，皇帝就給“軍機四卿”之一的楊銳發了一道求救密詔。

詔書全文如下：“近來朕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愿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傷，而并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圣意堅定，終恐無濟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諭(罷免禮部六堂官的旨意)，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爾其與林旭、劉光弟、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p>

根據史料記載，光緒終生都對慈禧懷有一種強烈的恐懼，每次遭到慈禧訓斥，他都會兩股戰栗、渾身哆嗦、冷汗淋漓。所以，他如此焦急地要楊銳拿出一個能夠調和新政與太后矛盾的折中方案出來，顯然是14日受到了慈禧的嚴厲斥責。

因此，這道密詔的主旨，是想找到一個既能避免政變，同時又能讓改革繼續下去的方案?；实巯ＭT黜舊臣，但前提是不能因此開罪慈禧太后，否則自己的帝位即將不保(很可能慈禧有這方面的威脅)。

但令光緒沒有想到的是：正是密詔導致了他終生被囚的悲劇，徹底破壞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間的關系，成了慈禧心中永不能原諒的一種忿恨。

之前引述的光緒詔書顯然不足以導致這樣嚴重的結果，真正的問題在于。慈禧所看到、聽到的是一份偽詔，而不是上面這份真詔書。也正是這份偽詔，囚禁了光緒一生，并最終要了他的性命。

2、康有為篡改出來的偽詔

光緒密詔的原始文件，自偷運出宮之后就一直蹤跡渺然。直到10年之后，慈禧與光緒同時去世，楊銳之子楊慶昶才在宣統元年(1908年)八月將原件交還都察院。密詔原文從此真相大白。而在此之前，社會上四處流傳的密詔文本，其實是康有為一手篡改的偽詔。

康有為的偽詔是這樣說的：“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大臣而進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極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可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弟等，可與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戊戌政變記》)

和真詔書相比，偽詔書主要篡改了以下幾個關鍵點：

一、真詔書要楊銳找一個既能夠繼續變法，又不違逆太后意旨的折中方案，偽詔書對此一字不提，只要求眾人“設法相救”。

二、對當前形勢的描述，真詔書只提到：如果將那些舊臣全部罷免，全面開展變法，那么光緒自己的皇位就不可保，這是基于一種假設的判斷；偽詔書卻故意略去這種假設的前提，直接將當前的形勢定位為光緒帝位不保。

三、最明顯的一處篡改是：真密詔是給楊銳的，光緒只提及了“軍機四卿”的名字，沒有康有為；而偽密詔不但摻入了康有為的名字，而且還將其排在了“軍機四卿”的前面。也就是說，一份給楊銳的密詔被篡改成了給康有為的密詔。

事實上，光緒帶給康有為的是另一份明詔，那份詔書讓他極度失望。

楊銳接到密詔后，正因為看出了皇帝無意讓康有為參與此事的意圖，遂于16日在沒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單獨給皇帝寫了一個覆奏。17日，覆奏遞呈，光緒接受了楊銳的建議，隨即發布了一道明詔，讓康有為迅速離京，趕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同日，康有為還在死黨宋伯魯家里宴飲，興致高昂地唱昆曲。顯然，他仍然陶醉于懋勤殿的即將開設，對光緒的求救密詔和自己的外放尚且一無所知。

18日，楊銳將摹寫的密詔給了康有為，原本則自己收藏了起來；同日，康有為接到了讓自己離京的明詔，同時弟子林旭還為他帶回了光緒催促他迅速出京的另一份密詔。光緒在密詔里對康有為說：“朕如今命令你去上海督辦官報，實在是有著不得已的苦衷，非筆墨所能形容。你趕緊離開京城，不可拖延。你的忠君愛國之心，朕是深知的。愛惜身體，好好保養，以待將來?！?/p>

光緒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催促康有為離開京城，其實恰恰證明了他無意與太后直接對抗。外放康有為，無疑是光緒向太后的妥協，目的正在于緩和太后以及朝廷舊臣對自己的抵觸和憤怒。

三份詔書在手，康有為有被拋棄的感覺。其實他也早已做好拋棄光緒的準備，對密詔的篡改就是最直接的證據。

康有為的“親密戰友”王照，戊戌年流亡日本之后，曾對他的日本朋友痛心疾首地揭露過康有為的作偽：“皇上給譚嗣同等四章京的密詔，有朕位不保，爾等速為計劃，保全朕躬，勿違太后之意之類的言辭。這是皇上不想與太后對抗的真實情形?；噬现蛔尶涤袨榍巴虾?，根本沒有讓他武裝奪權……如今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密詔》，其實是康有為的偽詔。這份偽詔一公布，皇上與太后之間的仇恨終生無法化解!這真是千古傷心之事……”

戊戌年之后，康有為一直以光緒皇帝的死黨自詡，自日本到美國，自美國到歐洲，四處奔走，一直打著拯救光緒皇帝的旗號。殊不知，將光緒皇帝送入瀛臺，囚禁終生的致命一刀，正是他康

有為親手砍下的。

3、菜鳥搞政變

除了些許被拋棄的失敗感之外，皇帝的密詔其實并未給予康有為過多的刺激。因為早在這份求救密詔出爐之前，康黨就已經在籌劃著武裝奪權了。

看到楊銳摹寫給自己的真密詔的同日，康有為就派了譚嗣同前去秘密會見袁世凱。根據黃彰健先生的考證，譚嗣同帶給袁世凱看的，正是這份尚未來得及篡改的摹寫本密詔。因為不是朱諭原本，同時真密詔里也并無起兵救駕之詞，所以袁世凱認為這是一份偽詔。

康有為之所以敢于當機立斷與袁世凱聯絡武裝政變，恰恰證明了他們的準備工作早已展開。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發現的史料《畢永年日記》對康黨籌劃政變的前前后后有著詳細的記錄。

根據康黨武裝政變的直接參與者畢永年的記載，9月14日晚上，也就是楊銳摹寫的密詔到達康有為手中之前4天，康有為就把畢永年叫去，對他說：“太后想在九月(陰歷)天津閱兵的時候，殺掉皇上。唐朝有張柬之廢掉武后的舉動，我想效仿他?；噬鲜稚蠠o一兵一卒，難以成事。我已經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想借他的手除掉太后?！?/p>

所謂的天津閱兵廢掉光緒，戊戌年之后一直被康有為肆意渲染，但顯然是絕不可能之事。一來天津閱兵是早在變法剛剛開始時就確定了行程，當時的慈禧支持改革，不可能有廢帝的意圖；二來憑借慈禧的手段，根本沒有必要將能夠在官內直接干脆利落、秘密解決的事情放到天津閱兵這種眾目睽睽的場合下去辦，她不可能如此弱智。唯有缺乏基本政治訓練的菜鳥康有為才會想出這樣蹩腳的借口。

康有為告訴畢永年這些，是因為他有重要的任務想要交給畢永年去做，但當時并未明言。

第二天，畢永年和譚嗣同見面，譚嗣同也不知道康有為想讓畢永年干什么。當天晚上，光緒賜袁世凱侍郎候補的消息傳來，康有為極為興奮，終于向畢永年吐露了他的計劃：“我打算讓你率領100人，等袁世凱兵圍頤和園時，沖進去把慈禧抓起來廢掉?！?/p>

此時此刻，康有為仍然尚未見到光緒的密詔。很明顯，他正在醞釀一場政變，而這場政變，卻是光緒皇帝所不知道的。

瞞著光緒謀劃武裝奪權只是康黨最后的無奈之舉，康有為最希望發動的，其實是一場“和平政變”，這可以從光緒的求救密詔出爐之前康黨的大肆活動中得到證實：康有為上奏，請求皇帝仿照日本先例，身著戎裝，親自統領六軍，設立參謀本部，遴選天下熊羆之士、不貳之臣；譚嗣同請求光緒召見袁世凱，給予他脫離榮祿控制的單獨奏事之權；康有為邀請伊藤博文來華“指導改革”……

最能顯示康黨急于發動一場“和平政變”的證據是：康有為石破天驚，向光緒提出了斷發、易服、改元、遷都的建議。斷發、易服和改元雖然屬于清朝意識形態領域的禁區，但總不過是個形式，姑且不論。最敏感的問題在于遷都?？涤袨榻ㄗh光緒以出游為借口前往上海，一到上海就立即宣布遷都，就此擺脫北京一干舊臣和太后的控制，至于隨行人員，康有為說，只要讓他和十幾個康黨人物相伴就足夠了。顯然，康有為想蠱惑光緒，達到自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在上海組建一個純粹的“康黨內閣”。

然而，正如梁啟超、康廣仁等人所評價的那樣，康有為是一個眼高手低、固執己見、樂于想當然的政治菜鳥，好談權術，手段卻拙劣。所謂的遷都計劃，根本不切實際，毫無可操作性。

皇帝沒有接受遷都的提議，但卻答應召見袁世凱。袁世凱和他的新軍一直是康黨極力爭取的軍事力量?？迭h青睞袁世凱，無疑與袁世凱早年曾參加過強學會，戊戌年也積極贊同改革有關。除袁世凱之外，康有為還試圖讓王照去活動掌握著武衛軍的聶士成(王照與聶士成是把兄弟)，但王照堅決反對武裝政變，此事不了了之，袁世凱也就成了康黨最后的選擇。

康有為對袁世凱極度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想當然的結果。當畢永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懷疑袁世凱的可信度時，康有為始終未曾動搖。此前康有為曾派親信徐致靖前往天津摸袁世凱的底，徐致靖的報告是袁世凱絕對可信，而康有為同樣認為徐致靖的報告也絕對可信。然而，據王照事后披露，徐致靖在天津根本就沒有見到袁世凱本人，只由他的幕僚接待了一下。

除了徐致靖不負責任的“調查報告”，康有為對袁世凱的信任還源自袁寫給他的一封感謝信——感謝康黨舉薦他人京面見光緒。袁在信中有“赴湯蹈火”一類的詞語，康有為居然對這種例行公事的官場客套話深信不疑，當畢永年懷疑袁世凱的可信度時，康有為拿出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袁世凱的這封信。

9月11日，徐致靖呈遞了由康有為寫的舉薦袁世凱的折子。當日，光緒就下達了召袁世凱來京的旨意，同時還把徐致靖的折子送給慈禧閱覽。徐折的主旨是提議讓袁世凱脫離榮祿獨立出來，把這樣的折子送到慈禧跟前，等同于把脖子洗干凈了請人來殺。榮祿也好，慈禧也罷，都不可能對皇帝的這種異動置若罔聞?？迭h的政治陰謀，毋寧說是“政治陽謀”。

光緒對袁世凱的眷顧，嚴格來說，并不完全出自康黨的攛掇，同樣和他培植帝黨勢力的用心有關。當光緒賜銜袁世凱侍郎候補、給予他專折奏事權的時候，康有為興奮地對梁啟超贊頌“天子圣明”，唯有王照，那個在戊戌年隨波逐流而又不甘于隨波逐流的小小的六品主事對此深感憂慮，說：“皇上召見袁世凱的旨意一頒布，將猶如一聲霹靂，明擺著是掩耳盜鈴，敗局已定?！?/p>

在王照看來，袁世凱入京，尤其是部分新軍隨行，逼近京畿顯然有著欲蓋彌彰之嫌。對光緒忠心耿耿了一輩子的他決定對此事做些挽救，正當他繕寫折子，奏請皇上命袁世凱率軍移駐河南歸德府鎮壓土匪以作掩飾的時候，康有為卻興沖沖地前來找他，假借光緒的名義，讓他寫一份推薦自己和梁啟超進入懋勤殿的折子。王照的那份折子因此晚了一天才送抵頤和園。

但王照的殫精竭慮不過是欲蓋彌彰之后的再次欲蓋彌彰，這樣的手段瞞不過慈禧銳利的眼睛。許多人的最終命運，就要來了。

4、康有為提前開溜

當陰謀成為陽謀，隨后發生的事情也就順理成章：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到皇宮對整個帝國打了一聲招呼，宣布帝國大小事務重新由她掌管。隨后，老太后就回她的頤和園去了。

這個簡單到了極點的情節，史稱“戊戌政變”。

同日，慈禧下令步軍統領衙門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處理措施是“拿交刑部，按律治罪”?？紤]到譚嗣同等軍機四章京可能會泄露消息，這一諭旨避開了軍機處，是一道給步軍統領衙門的密旨。

但奇怪的是：康有為居然早就跑了。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記載，政變前一日，即9月20日一大早，他就離開了北京，直奔天津塘沽。政變發生的同日，他又順利地搭乘英國輪船逃往香港。這一切貌似康有為早已知道政變馬上就會發生。

康有為是否知道政變馬上就會發生暫且不論，至少康黨內部并不知道。就在政變當日，鐵桿康黨成員、御史宋伯魯居然還上了一道舉薦康有為的折子，正好撞在慈禧的槍口上，結果被

以“濫保匪人”的罪名當即革職，永不敘用。

康有為的人品問題又一次被迫擺上臺面。須知康有為令譚嗣同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的時間是9月18日，當時他還對畢永年信誓旦旦，表示絕對信任袁世凱，然而，僅僅30多個小時之后，康有為自己卻腳底抹油，偷偷溜出北京，跑到了天津塘沽。

若說這個時候康有為已經預料到了政變馬上就會發生，顯然不合情理——他不可能在明知無法與慈禧對抗的情況下，不去通知康黨骨干們(包括他的胞弟康廣仁在內)而獨自逃走，然而事實如此也證明了康有為的人品更為卑劣。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極力主張策劃武裝政變的康有為，本人卻極不愿意以身犯險。去塘沽則是因為可進可退：政變成功，可以光榮返京，政變失敗，也能夠從容逃走。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康有為不是在抵達塘沽的當日，而是在第二天，即政變發生的當日才乘坐輪船逃走。

康有為身上這種野心勃勃卻又時刻明哲保身的特點，早在當年策劃湖南自立，秘密宣傳種族革命的時候就有所體現：當時在湖南前后奔走的全是康黨弟子，如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康有為本人則躲在幕后，從不直接出面。自始至終，他只愿意做一個以保命為前提的“革命者”。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康有為是個“風險的極度厭惡者”和“收益的最大追求者”的矛盾結合體，在經濟領域，這樣的矛盾結合體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政治領域則不然。故而，當光緒皇帝準備召見康有為時，康有為投桃報李，也迅速放棄了革命，轉而“維新”——因為他看到了獲取最大收益與盡可能減少風險的最佳結合契機。

24日，輪船抵達吳淞，康有為獲得了英國政府的政治保護。其間，英國官員班瑞德對康有為做了仔細的詢問。后來，班瑞德在這次談話的備忘錄末尾總結性地寫道：“康有為在上面這段慷慨激昂的談話中，曾熱切請求英國政府拯救光緒皇帝，因為光緒皇帝已經沒有保護他自己的力量了。我認為康有為是一個富于幻想而無甚魄力的人，很不適宜做一個動亂時代的領導者……他改變中國服裝的提議至少是不合理的。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他這些建議不是被忽視，便是惹起反抗?！?/p>

班瑞德的眼力確實毒辣，一眼就窺破了政治菜鳥康有為的本質?？杀氖牵涸S多局內之人，包括梁啟超、譚嗣同、光緒皇帝，一度也曾包括翁同龢，卻始終對此缺乏明晰的認識。歷史陰差陽錯地在戊戌年選擇了康有為，結果卻釀出了一杯苦酒。

29日，當“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的時候，康有為正好在落日余暉的籠罩下抵達香港。

那縷余暉，不僅籠罩著死里逃生的康有為，籠罩著北京高高的城樓上被裝進木籠子里的“六君子”的頭顱，也籠罩著老朽帝國最后一次荒誕絕倫的掙扎求生。

康有為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黃昏。這個自幼以圣人自詡、歷史存在感極強的失意者，將在半年之后開始寫為自己一生蓋棺論定的《自編年譜》。世俗社會已經沒有了他風生水起的舞臺，他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冀求在日后塵封的歷史中占據一席之地。

也許，《年譜》里連篇累牘、層出不窮而且自相矛盾的謊言和作偽，相對于偽歷史本身，在強化一個人的歷史存在感方面所起到的效果會更為強大。

試圖與歷史開玩笑的人，最后總會被歷史過濾成玩笑本身。

5、譚嗣同的絕命詩

戊戌年最讓人血脈賁張的事情，也許莫過于譚嗣同那首題壁獄中的絕命詩了：“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p>

這首意氣高昂、視死如歸的詩作流傳甚廣，激勵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革命者前仆后繼。因為此詩，譚嗣同也在幾代人的歷史記憶中烙下了大義凜然的光輝形象。當梁啟超首先將此詩在日本公布之后，日本人甚至將其譜寫成了樂章，傳唱甚廣。

可悲的是，康、梁篡改了“公車上書”的歷史，篡改了光緒皇帝的密詔，同樣也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

據黃彰健先生的考證，這首人人耳熟能詳的詩作，其實是梁啟超的偽作。黃先生的質疑是從1908年出版的《康梁繡像演義》一書中的一段奇怪記載開始的：“(戊戌年八月)十四日一早，康廣仁等六人官犯……知道是要伏法，不由得心內一驚，彼此相視，一言不發，惟林旭忽吟詩兩首道：“青蒲飲泣知無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p>

林旭所吟的第一首詩的真偽已不可辨；但其中隱約透露出康黨聯絡袁世凱等人謀劃武裝政變的計劃?！扒Ю锊荨奔炊?，暗指清末名將董福祥；“本初”即袁紹，暗指的自然是袁世凱。所謂的“本初健者莫輕言”，似指東漢末年引董卓入京誅殺宦官，最后卻導致武夫當國的悲劇教訓；委婉道出對康黨引袁世凱部隊入京的擔憂。如此而言，此詩為真的可能性極大。

第二首詩最讓史家們疑惑。此詩與梁啟超公布的譚嗣同絕命詩極其相似，顯然是作者張冠李戴所致，但此詩又與梁版的譚嗣同詩有著很大的不同?？紤]到《康梁繡像演義》的出版時間距離戊戌年極近，此詩必然另有出處，而且其中用典均具深意，也非演義作者所能杜撰，再者康、梁在日本期間曾經偽造過譚嗣同的《獄中絕筆書》，因此他們對譚嗣同絕命詩的篡改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因為《康梁繡像演義》是一本對康、梁不抱好感的小說，而且多引用稗官野史，所以此詩一直沒能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經過黃先生一番艱苦卓絕的考證之后證明：《康梁繡像演義》中這首張冠李戴的詩，恰恰才是譚嗣同題壁獄中的原詩。

那么，梁啟超為什么要篡改譚嗣同的原詩?

康黨在戊戌年之后對于曾經拉攏袁世凱，包圍頤和園，廢掉慈禧太后的武裝政變計劃一直都矢口否認?？涤袨槌姓J的底限是：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保護、拯救光緒皇帝，即聯絡袁世凱是因為慈禧想在天津閱兵時廢掉光緒，絕非為了發動宮廷政變。

康有為的這種底限基于兩點：其一，戊戌年之后，?；食闪丝涤袨榱魍鲋械淖詈蟮恼雾来a和旗幟；其二，為了獲得西方國家的政治保護，康有為必須否認自己的“圍園密謀”，否則，他將成為大清國的叛臣，而不是所謂的異政見者。

譚嗣同是康黨的核心人物，他的原版絕命詩卻偏偏將這一“圍園密謀”抖了出來，所以，此詩必須篡改。

第一句，“望門投止憐張儉”被梁啟超改寫成“望門投止思張儉”，大意沒有什么變化。張儉的典故出自《后漢書》，他是第二次東漢黨錮之禍的導火索，被宦官通緝之后亡命天涯，所過之處的親朋好友無不受到他的牽連而家破人亡。譚嗣同此句之意，是說自己不愿像張儉那樣出逃，累及無辜的親友。

第二句，“直諫陳書愧杜根”被梁啟超改寫成“忍死須臾待杜根”。杜根的典故同樣出自《后漢書》。杜根是漢安帝朝的臣子，安帝長大成人之后，杜根上書太后請求歸政，太后不愿放棄權柄，命人將杜根裝在袋子里摔死，幸虧行刑人玩忽職守，杜根才得以詐死出逃。

梁啟超改寫后的句子和原句有著極微妙的差異。原句中譚嗣同自愧不如杜根，意謂他沒有

像杜根那樣冒死極諫慈禧太后，請求歸政皇帝，隱約透露出康黨武裝政變，逼迫慈禧退位的計劃。同樣是逼迫太后歸政，杜根和譚嗣同選擇的方式是兩個極端：和平手段(進諫)和武裝手段(圍困)，所以譚嗣同會有“愧杜根”的說法。而經過梁啟超改造過的句子，卻完全不會讓人意會到這層意思。相反，“愧杜根”被改寫成了“待杜根”，將譚嗣同扭曲成了杜根的同道中人，等于已經巧妙地抹殺了康黨武裝政變的圖謀。

第三、四句，“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被梁啟超改寫成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兩句的改寫最為巧妙。

所謂“歐刀”，乃是古代的一種“刑人之刀”，指代康黨的武裝政變，擲落“歐刀”，意謂武裝政變流產?！肮铩敝敢蚬路稿e而獲罪，謀反不在其內——康黨一直打著保衛光緒的旗號，譚嗣同自然不會認為自己參與武裝政變屬于謀反。兩句結合起來讀，譚嗣同所要說的其實是：武裝政變雖然失敗了，但我的“公罪”有無，還是留待后人評論吧。結合整詩，譚嗣同所表達的，其實是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的反思(愧杜根)和堅持(留將公罪后人論)。

但經過梁啟超改寫之后，詩的本意卻完全消失了?！拔易詸M刀向天笑”顯然指的是譚嗣同就義前的大義凜然，“去留肝膽兩昆侖”更隱含著為康、梁出逃所做的辯護：流亡在外的康、梁和留在北京赴死的六君子都是“昆侖”。

也許，有人會感覺史家們的考證消解了改革志士譚嗣同的英雄形象。這其實是個誤解：在單純的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英雄與不但不懼生死，而且懂得反思的英雄之間，顯然后者更具價值——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一個民族。

6、荒誕戊戌年

在許多人的眼里，這很可能是一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文章。

也許康有為說得對，“圣人”們為政做事，常常有不能明言的苦衷，不得不置一時的詆毀誹謗于不顧。但如果一個人終生行事都貫穿著這種“苦衷”，都引起別人的詆毀誹謗，這個人的原始動機、道德品行是不是值得懷疑?

少年時代的狂妄自大，求學路上的輕浮躁進，科舉落第后的諉過于人，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學術建構中的漏洞百出，從革命到維新的草率轉變，鳩占鵲巢搞垮《時務報》，一而再再而三地試圖獨攬大權，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偽、撒謊……如果說其中某一件事情不足以推翻傳統觀念中的康有為的形象，那么，將這許多事情串聯起來整體觀瞻，難道還不足以重塑康有為的個人形象嗎?!偶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則那就是必然；誤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則那就是真相。

記得南宋道學家呂中曾激動不已地說道：“讓王安石做宰相，主持變法，既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北宋的不幸?！彪m然呂中對王安石的指控不能成立，但將這一指控移植到戊戌年，卻再恰當不過：歷史選擇康有為作戊戌年改革的旗手，既是康有為的不幸，也是光緒皇帝的不幸，更是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不幸。

康有為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異想天開。自己“天縱圣人”的身份、外國全用孔子制的荒唐論斷都是這種異想天開性格的產物?？涤袨閷ξ鲗W一知半解，卻自認是飽學鴻儒，當他看到英國清教徒移民北美，建立了強大的美利堅時，也躍躍欲試，想要移中國百姓到巴西去，同樣在那里建立一個孔教王國——非只異想天開，康有為還極具“實踐精神”，派了弟子前往巴西聯絡當局，自己更曾找李鴻章專門商討過此事。巴西殖民當局對康有為的提議極感興趣，曾派使者來華商洽，但此事最終因戊戌年的動蕩無疾而終。

無疑這是一件幸事。巴西殖民當局之所以對移民華人感興趣，不過是想獲得大量廉價的華工勞動力而已，康有為卻幻想在那里建立天國。如果他的計劃真的付諸實施，民族的苦難史上勢必又要添上濃重的一筆。

康有為政治上的幼稚尚不只此。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蠱惑，他曾在戊戌年極力攛掇光緒讓中國與日本、美國、英國“合邦”。政變前三天，康有為還讓康黨們一口氣連上三道折子，敦促光緒皇帝盡快就“合邦”之事作出決定。雖然“合邦”提案的性質史家們至今未有定論，但李提摩太卻明顯心懷不軌，另有企圖，他的動機在于：“將實際上在一定年限之內把中國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英國，并且使英國獨享改組和控制陸海軍備機構、修筑鐵路、礦上的權利，而且還加開幾個新的口岸，對英通商?！?英國史家蘇特爾專著《李提摩太》)

萬幸這一“合邦”提案沒有付諸實施，否則康有為留在歷史上的形象，很可能會是臭名昭著的漢奸，而不是偉大的改革旗手。

性格決定命運，指的不僅僅是個人命運，有時候也包括國家命運在內。生性善于異想天開，幼稚園級別的政治水準，再輔助以絕對自信、勇于實踐這些“優良品質”，共同催生出了一個荒誕不經的“康圣人”；一個“康圣人”，再輔以一個心理發育極不健全、躁進冒失、見識短淺的光緒皇帝，共同催生出了一場荒誕不經的百日維新。

然而，新政剛開始的時候，也有其他的選擇。早在改革正式開始之前，著名的保守派代表徐桐就曾上書慈禧，建議召張之洞入京，主持新政事宜。4月23日，慈禧正式下旨，令張之洞入京。此時此刻，距離光緒召見康有為，還有整整一個半月的時間。

張之洞《勸學篇》中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疑是清末最具實踐性的革新思想，較之康有為速變、全變、開設孔教、開設制度局等一廂情愿的提案而言，顯然更具實際意義。張之洞宦術之精，晚清無人可及，所有與康黨有過瓜葛的朝臣之中，他是唯一一個不受牽連，反而官運亨通的人，顯而易見，他不可能犯與康有為類似的低級政治錯誤，不會被李提摩太迷惑，也不會螳臂當車，把武裝政變的陰謀搞成陽謀。

可惜的是，因為一些偶然事件(沙市事件)以及朝廷內部的勾心斗角，張之洞剛剛抵達上海，又被迫返回了湖北。

歷史有意無意地將舞臺留給了康有為，然后，一場荒誕劇就鳴鑼開場了。至今，也沒有人能夠讀懂：戊戌年，它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

《瘋狂的假面舞會——康有為和他的戊戌年》就此連載結束，感謝眾讀友對本文的關注與支持，您閱讀之后，如有不同的意見、想法或感悟，可以來信，我們會擇優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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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