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的歲月

張家康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被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隔6年,三屆人大召開,他又連任國家主席,直至1969年11月12日,他在河南開封含冤逝世。10年歲月,10年風雨,共和國經歷了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的命途多舛的歲月,他正是在如此艱難而困惑的年代中,履行共和國國家元首的職責。

受命于困難時期

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向參加會議的外國代表透露這樣的信息,自己打算辭去主席職務,擔任名譽主席。第二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談起自己將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愿望。1958年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一再請求,同意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同時,向二屆人大推薦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

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時,“大躍進”、人民公社方興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泛濫成災,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農業生產下降,糧食供應嚴重不足,棉、紗、布、糖等日用品,出現從未有過的短缺現象;基本建設發展過快,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大辦鋼鐵、大辦工業的直接后果,使農村大批青壯年流入城市,農業勞動力陡然減少,國家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財政赤字高達81.8億元。

面對如此多的困難,新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只是感到肩頭的擔子更重了。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二屆人大傳出他擔任國家主席的消息,工作人員非常高興,在他驅車回家時,他們列隊歡迎,以表示祝賀的心情?？墒?沒想到,他的臉上竟沒有掛出一絲笑容,只見他什么話也沒說,一回到家就一頭扎進他的辦公室,香煙一支接一支地抽,眉頭緊皺,一直陷入長長的沉思之中。

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大躍進”所出現的偏差,承認北戴河會議所定的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是“夸了?？凇?并提出要降低指標,“壓縮空氣”,開始糾正“大躍進”所凸顯出來的紕漏,即通常所說的“左”傾錯誤?？墒?由于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所有的努力也只是“隔靴搔癢”,浮夸風和高指標繼續流行。二屆人大所定的鋼和糧食的計劃指標,依然居高不下。劉少奇對這個高指標,就有保留意見。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先后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繼續貫徹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精神,進一步糾正“左”傾錯誤,調整國民經濟指標,確定1959年下半年和今后4年的經濟工作任務。7月2日至15日,即所謂廬山會議前期,與會者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對以上議題暢所欲言,并根據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擺情況,提意見,白天開會,晚上看戲,會議氣氛輕松愉快,故而與會者稱之為“神仙會”。

劉少奇在參加華南、華中組討論時,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大躍進”中“出現了這么多亂子,是破壞性的”,是碰了釘子。碰了釘子,知道轉彎兒,這是真正的聰明人。怎樣轉好這個彎子呢?他認為那就是要做好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他說,這個綜合平衡,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讓步,你要向它讓步。國民經濟的發展只能是波浪式前進,而不是直線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樣速度的“大躍進”,還要準備出現馬鞍形的可能。應該說,這樣的見解頗有前瞻性,是很有見地的。

這一見解,他本打算更深入地闡述,可是,以7月16日為轉折點,發動對彭德懷等的批判斗爭,廬山會議的氣氛霎時緊張起來,與會者大都三緘其口,再也不敢評說“大躍進”中的是非短長,唯恐沾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嫌疑。

劉少奇倒沒有十分在意,也就是毛澤東批復“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當天,他還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總結經驗教訓,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經驗都要講夠。成績說夠,缺點說透。指標和干勁有關系,但是兩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氣,高指標不一定鼓勁兒。他甚至提出,當前的反傾向性錯誤中,“‘左和右哪一個是主要方向?”北戴河會議后所出現的亂子,“是不是犯了路線錯誤?是不是‘左傾冒險主義?”他認為,就一定意義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懷問題已成定論,并將為之作決議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他還想在決議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話。

廬山會議的風向整個轉變了,成為口徑一致的反右。此時,他雖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懷,不得不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但是,他不贊成把所謂反右傾向更大范圍發展,而主張將批彭限制在一個小范圍內。他堅持認為,彭德懷信中所提的問題,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所以,盡管廬山會議后,全黨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傾思潮,他在國務院匯報1959年上半年國民經濟計劃完成情況時,仍然贊成降低指標,并提出這樣的疑問:“現在不提反‘左,恰當不恰當?”時隔不久,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對廬山會議沒有就反“左”問題,得出相應的經驗教訓而深自感嘆:

本來,去年廬山會議頭一個階段就想討論這樣一些問題(指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作者注)的,想總結一下,得到教訓,使以后這些事情減少一些,后來彭德懷問題一出來,這些問題丟到后邊去了,廬山會議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廬山會議提出這些問題,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訓的,而有些同志,我看是沒有得到教訓,或者得到教訓很少。

痛心的家鄉之行

廬山會議后,經濟繼續過熱,毛澤東開始警覺起來,多次提出要“降溫”,在做計劃時,“留有余地可以多一點”。毛澤東也承認自己“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毛澤東的思想轉變,對形勢的轉變起了極大的作用。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提出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

廣州會議后,劉少奇帶著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員,乘著兩輛越野吉普車,從長沙出發,開始他的長達44天的湖南鄉村調查。越野車一前一后,時行時止,他不時地走下車,來到田間地頭,怎么也看不到報紙上所宣傳的紅旗招展、人潮如海的景象,映入眼簾的竟是死水般的沉寂。離開家鄉已經41年了,他本應有游子歸鄉的喜悅,可是,此刻的心頭卻如鉛一般的沉重。他信步走到田間,搓開一堆人糞,蹲下身瞅了瞅,從未舒展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低沉地對身邊的秘書說:“你們看,這里面都是粗纖維,分明是糧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緣故,看來,種糧的農民吃飯都已經成了問題?！?/p>

這次調查,按照臨行的構想,主要是搞清這樣的問題:實行的政策是否正確,如糧食政策、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已經實行的政策夠不夠;根據發現的新問題,提出新政策。他調查的第一站是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在這里一住就是18天。剛來時,干部群眾由于經歷了過火的斗爭,人人都噤若寒蟬,不敢說真話。他對此尤為感慨,說:“我身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想了解點真實情況還這么難,想隨便找人談談話,都要受到責難,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梢娏私庹鎸嵡闆r不只是開個座談會、聽聽匯報就能辦到的?！?/p>

他走家串戶,查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眾談心,問長問短,關心群眾的生活疾苦,同時也給他們透底交心,他說:“講話隨便講,有什么講什么,講錯了也不要緊。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顧慮,講錯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評,也不辯論?？词虑樵趺崔k好,總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辦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對多數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誠換來了群眾的信任,群眾消除了顧慮和抵觸情緒,個個都愿意找他談心,以至于在會上,連母豬不下崽、雞婆不生蛋類的家長里短,都議論得沸沸揚揚。

“大躍進”中最敏感的問題,莫過于公共食堂,群眾議論中,最煩心的也莫過于公共食堂。劉少奇對此直言不諱,認為“食堂的缺點不少,壞處不少”。說著,他還扳著手指數起來,大辦食堂有四大缺點:動用過多勞力種菜、砍柴;集中吃住,不利生產;大辦食堂,肥料減少;食堂專燒硬柴,毀壞山林。他知道食堂問題已是關乎民生的焦點,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態度:

看來,1958年10月1日一聲喊,食堂就辦起來,那是大錯誤,應該吸取教訓。辦食堂有一個很大的平均主義。大家扯平,都一樣,這不利。平均主義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

在中央調查組來湖南向他匯報時,他明確表示,在辦食堂的問題上,“我們同農民群眾有尖銳的矛盾”,“如果還不表示態度,農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動了?！?/p>

就要離開天華大隊了,對這里的干部總得提點希望,他認為天華大隊干部中存在的問題帶有普遍性,那就是缺乏民主作風,壓制不同意見。他叮囑這里的干部:“社員有什么意見,要讓他講,要講一點民主嘛!你們要主動安排這些事。一個70歲的老公公不是說‘這一下上面睡醒了嗎,這個‘上面是什么呀?從你們公社算起,到縣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過去都在睡覺,都不了解實際情況,現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離開天華大隊,5月3日,劉少奇驅車來到闊別40年的故鄉——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大隊。這個大隊有15個生產隊,不到700人,一個勞動力一年才分得50元,有五分之一的人欠債。由于大辦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雞一頭豬,原先茂密的林山,也被砍成光禿禿的瘌痢山。就是這樣一個貧困的大隊竟然也要搞什么“十大建筑”,放棄良田和魚塘,還將45戶農民的房屋拆掉,并把10多戶農屋占為公用,說這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家幾天,他雖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況,但是,與干部群眾接觸的面畢竟有限。于是,他在自家老屋里,邀來農民和干部座談?？粗纥S肌瘦的鄉親父老,他動情地說:“我將近40年沒有回過家了,我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编l親們你一言我一語,氣氛很活躍,他不時地詢問,也不時地插話。他讓鄉親們與1957年比比看,是不是“生活更困難?生產比以前是降低了!是這樣,就承認這個現實”。在談到食堂時,他的態度更為懇切和堅定,“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

座談會開了半天了,大家意猶未盡,散會前,他一再要求鄉親們常去北京,向他反映真實的情況,他說:“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來,我出路費。一個是請你們來,一個是為了大家的事,你們認為需要來,可以來。住房、吃飯我出錢,不要為辦個人的私事來?！?/p>

回北京前,他步行去距此不遠的趙家沖,看望大姐劉振德。途中鄉親們看見了,尾隨和簇擁著他,邊走邊聊,他又掌握了許多鄉情民瘼。在大姐家,劉振德和女兒魯新秀不遮不掩,告訴他每天的糧食定量,劉振德一天定量7兩(16兩1斤制——作者注),魯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魯新秀告訴舅舅,因為吃不飽,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饑,她說:“我們所在的那個食堂,這兩個月就死了11人,我父親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來憋死了的?！眲⒄竦赂纱啾г蛊饋?“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給人家飯吃喲!”

家鄉之行,給了他許多感性的體悟,“左”傾錯誤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而直接的受害者,則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家鄉之行,刻骨銘心。農民的衣食溫飽,他已感同身受,有著真實的切膚之痛,這種情感的刺激,使他發自肺腑地喟嘆:“再這樣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這樣搞下去了!是該回頭總結一下的時候了!”

大膽的經濟改革

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劉少奇大膽提出很多人避之都唯恐不及的問題:反“左”。他說:“鄭州會議以后,在農村實際是反‘左的,廬山會議前一段也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沒有提出口號?，F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大家可以考慮?！憋@而易見,他有意將反“左”作為口號在全黨形成共識,以避免再犯急躁盲動錯誤。

他不贊成把問題都歸結為天災所致,而贊成湖南農民的話,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人禍”就是“共產風”、瞎指揮、高指標。對于那些仍把工作的缺點錯誤,說成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他批評道:“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偸蔷艂€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系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彼麑Α白蟆眱A錯誤造成的苦果,已是痛心疾首,以至于在講話中多次觸及這一敏感話題,他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彼木X之言,已全然忘記了忌諱,須知路線錯誤非同一般,在黨的歷史上,凡是犯了路線錯誤的,是沒有不下臺的。

這些話在高層干部中引起震蕩和反響,大家都開始直面“大躍進”以來的錯誤和困難。毛澤東在會上提出,3年來違背客觀規律,受到大的懲罰,那就是: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他肯定了劉少奇的調查研究成果,并且說: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學習,親自去做調查。

北京會議后,也就是1961年7月,他又帶領調查組,來到東北、內蒙古大小興安嶺,調查林業生產的情況。在小興安嶺林場,他仰頭望著一棵棵參天的樹木,擔憂地說:“百年之后,這里還能不能有這參天的紅松呵?我們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辦?不但要后繼有人,而且要后繼有林啊!”“我們國家的森林資源相對而言并不豐富,如果這些森林被我們采伐光了,不僅后代沒有木材用,而且還改變了生態平衡,到那時,歷史會無情地審判我們這些敗家子的,我們造下的孽,懲罰的惡果會讓我們的后代去承擔的?！?/p>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與會者達7118人,故又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作了報告,本來他有一個書面稿,并由中央政治局傳閱通過,會上的講話是臨時決定的。毛澤東建議他:“你還要講什么,愿意講什么,解釋什么,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彼麑@幾年的問題可謂是爛熟于胸,而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更感到是迫在眉睫,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正是這種情緒的激勵,他的講話才沒有重復書面報告的“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的估計,而是尖銳地提出:“關于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倍щy的具體表現是:

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夠?！@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一點。

他的講話如醍醐灌頂,句句話直透心底,給與會者以清醒的感覺,與會者屏聲靜氣地聽,因為,他批評的一些慣有的思維和提法,都是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如:“左”比右好;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和對群眾、干部的“錯誤的過火的斗爭”等等。他還對過多地開展運動,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這些運動,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沒有正式的文件,只是從哪里聽了點風,聽到了一點不確切的消息,就哄起來了。這種方法,是不好的?！痹谥v到三面紅旗時,他婉轉而貼切地地提出了質疑: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F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20年以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終于對“三面紅旗”“作出結論”,指出,它“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毒蛇噬臂,壯士斷腕”。國民經濟的困難形勢,已經到了非痛下決心不可的時候,也就是劉少奇所說,非常時期要用“非常的辦法”。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中央確定國民經濟調整的三項措施:一曰“下馬”,二曰“減人”,三曰農業“增產”。劉少奇主張,工業上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一些地方可以“包產到戶”。

到1963年,國民經濟調整已初見成效。他的思考也越發的深邃,籌劃著經濟改革的試點。他對薄一波說:經濟區不能完全和行政區一致。經濟要全國統一,通行無阻。成立汽車、拖拉機廠不如組織汽車、拖拉機總公司,飛機、造船都可以成立總公司。托拉斯是全國性的,全國設總公司,分公司負責幾個省,它的任務由總公司分配,不由總公司管。

他提出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決定對工業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逐步減少行政管理辦法,增加經濟管理辦法,在工業、交通等部門組織專業公司。他說:“黨委和政府超脫一點,不好嗎?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下,有問題我們來裁判,不要做當事人,不好嗎?”不過多地干涉經濟生產,“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后來,他更進一步地提出辦總公司、辦托拉斯的構想。企業讓托拉斯去管,部只管計劃,進行監督、檢查,做群眾工作。他的這一構想,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是對原有的經濟管理體制的突破,而具體的付諸實施,則苦苦地等待了20多年,中國開始全面的經濟改革的時候。

辭職于亂世之秋

從1961年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已經基本完成。1965年,工農業總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2235億元,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為1984億元,比1957年的1241億元增長59.9%;糧食總產量為3891億斤,接近1957年的3900億斤的水平;鋼產量為1223萬噸,比1957年的535萬噸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農業和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與調整前的196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從21.8%上升到37.3%;輕工業由26.1%上升到32.3%,重工業則由52%下降為30.4%。農輕重比例關系趨于合理。國民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生產發展,市場興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們真的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這種局面的形成,劉少奇功不可沒。

可是,伴隨著國民經濟調整的過程,階級斗爭的理念就像幽靈似的,一直糾纏不休,尤其是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中央高層的意見分歧已經公開化,而以“五·一六通知”為標志,“文化大革命”使黨政機關癱瘓,大中學校停課,“打倒”、“橫掃”的風浪,一浪高一浪,全社會都進入無序的亂態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毫無精神準備,為維護穩定的局勢,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并向毛澤東匯報,決定向北京的一些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以把運動限制在紀律和秩序的范圍之內。

毛澤東回到北京,對派出工作組極為不滿。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評運動“冷冷清清”,工作組起了阻礙群眾、鎮壓群眾的作用,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檢討,并以一種無奈的心情,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承認自己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會議期間,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已經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而大字報中的一段話:“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段話確實是耐人尋味。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就不滿意于劉少奇等處于中央一線的領導,認為他們對國民經濟形勢的分析是右傾,“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少奇不贊成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與毛澤東產生意見分歧。這一切,使毛澤東對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產生了懷疑。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在一番長談中,對接班人問題發出這樣的感嘆:“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都是70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迸c1959年推薦和介紹劉少奇作為自己接班人的那番熱情相比,毛澤東的態度已是判若云泥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常委原為7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會議增加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為常委,常委排序也調整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而僅僅提及林彪為副主席。如此安排再明顯不過了,劉少奇再也不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了,而取代他的林彪才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劉少奇是個組織紀律性極強的人,他在會上一再檢討,承當責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但是,他對“文化大革命”一直不理解,這一點,毛澤東看得十分清楚,在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時,毛澤東就斷言劉少奇對這個決定“模模糊糊”,“實際上是反對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面對廣場上人潮如海、歡騰雀躍的青年學生,劉少奇淡淡地對伍修權說:“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p>

他一次又一次地檢討,也一次又一次地給自己的“錯誤”加碼,可是,林彪、江青等仍然鼓惑、煽動青年學生,僅僅幾個月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聲浪便遍及北京以至全國。他很痛苦,曾對家人說:“我多次跟你們說過,對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還要說一句,人民的誤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彼麖木S護整個大局的角度,不得不默默地忍受這個“最大的痛苦”。

運動之初,毛澤東也在很多場合,為劉少奇開脫,指出,“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薄皩ι倨嫱静荒芤还P抹殺?！薄澳銈冞^不了關,我也著急呀!”可是,“文化大革命”已如脫韁的野馬,完全失去了控制,毛澤東的話也于事無補。眼看調整后的國民經濟形勢將會深受影響,劉少奇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辭職,以扭轉目前亂哄哄的局面。1967年1月13日,劉少奇當面向毛澤東表示:

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他沒有被批準辭職,而實際上他的所有職務,早已是名實不副,因為,他早已遠離中央決策層。而更令他痛心的是,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批準由江青、康生一伙炮制的《劉少奇罪證審查報告》,“撤消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從而釀成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樁冤案。次年11月12日,他在開封蒙冤逝世。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撤消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所有罪名,恢復名譽。5月17日,首都各界代表萬余人集會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昂迷跉v史是人民寫的”,這是他蒙難時對夫人王光美說的話。歷史確實是人民書寫的,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責任編輯 楊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