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王樹聲大將

韓　沙

全國解放后，和平年代的王樹聲并未脫去戎裝，從操槍弄炮，到造槍造炮，他秉性難移，依然喜歡“沖鋒陷陣”，戰斗在第一線；從帶兵打仗的戰場，到從事軍事科學研究，他始終堅持務實的工作作風，依然是“戰功”卓著……擔任總軍械部長和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是王樹聲在和平年代留給我們的最美麗的記憶。其晚年艱苦奮斗、與病魔頑強抗爭的精神，更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彭德懷點將，司令員“改行”

解放戰爭的炮聲在內地逐漸沉寂，代之而起的是歡快的勞動號子和喧鬧的機器轟鳴。新中國經過三年恢復，在外患、內戰下的廢墟上復蘇，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

此時的王樹聲，雖然擔負著湖北省軍區司令員的重任，領導著全區各級地方武裝的建設，但是，他更希望自己直接投身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戰線，做一個沖鋒的尖兵。不久，中央對他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他被調任為中央軍委總軍械部部長，并且是彭德懷親自點的將。

王樹聲驚喜之余，腦海里不禁閃現出昔日缺槍少彈的情景：1936年11月，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寧夏軍閥“馬家軍”作戰時，王樹聲指揮的隊伍就是因缺槍少彈而失利的。如果那時紅軍的武器再好一點，甚至配有火炮的話，“馬家軍”就是再增加一倍，恐怕也不是紅軍的對手……

昔日缺槍少彈的日子，讓王樹聲刻骨銘心。新的戰線，對一直馳騁戰場的王樹聲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但他二話沒說，義無反顧地趕往京城赴任。

但是，等待王樹聲的，并非一條坦途。

總軍機械部是個新建設的單位，人員來自五湖四海，一切工作近乎初創。上下的關系、各方的矛盾錯綜復雜，以致工作難以順利開展。有鑒于此，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才下了決心：調一個大將來，把這關系、那矛盾，一統抓起來！

王樹聲剛上任，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部里的工作相互協調合作得不好。這是因為這些同志以前大多數沒在一起戰斗過，每個人經歷不同，作風各異，水平不一，習慣多樣，調到一起，一時間相互缺乏了解，自然容易形成隔閡，反映在工作上，就是扯皮較多。

王樹聲以老革命家的政治慧眼，很快看清了此中的“癥結”。他首先從自身嚴格做起，虛心學習每個同志的長處，堅決克服自己的缺點；發揚民主作風，事事依靠群眾，鼓勵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更歡迎不同的見解。然后，集思廣益，采納正確的意見；對不適宜的也不排斥了事，而是耐心解釋誘導，令人心情舒暢。

王樹聲平易近人、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很快就贏得了大家的信任。依靠人格的力量，很快使部領導班子漸漸地團結起來。

王樹聲主管的新中國軍械工業，幾乎是白手起家。當時，蘇聯曾給予我國軍械工業一定的幫助。但在如何學習蘇聯的問題上，人們的認識卻并不一致。那時，流行著一句口頭禪：“有理無理三板子”，意思就是，在學習蘇聯，對待蘇聯專家建議諸事上，一旦發生問題，不管你有理沒有理，都得挨上級的“三大板”。但王樹聲不怕“挨板子”，他主張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開展自己的工作。

王樹聲到任不久，為在何處修建一個靶場，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這個靶場的設計是根據蘇聯顧問的意見搞出來的，總軍械部多數負責人都主張把靶場修建在華北某地。但有一位副部長對此提出了異議，建議把靶場修建在東北某地。他的理由是：華北某處的附近，村鎮密集，工廠如林，安全是個大問題；該處不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網交錯，出入不便。與此相反，東北某地的周圍，是人煙稀少的農村，射程可達百余公里，對老百姓的生產和安全不會產生較大的影響，而且交通方便。雙方各持己見，爭論不休。

王樹聲沒有立即表態，而是在如實向彭德懷匯報后，兩人一起乘飛機，在空中進行實地考察，作了比較后，這才決定支持后者的意見。事后證明，這個靶場選得不錯，不但可以作陸上武器的試射，還可以試驗飛機投彈。反對者就不好再說什么了。

靶場修好后不久，中央軍委要求軍械部組織生產一種每分鐘能打200發炮彈的新式火炮。生產這種火炮的炮管材料有兩種，一種是從蘇聯進口的，另一種是我國自行研制生產的。受盲從思想的影響，絕大多數人贊成用蘇聯的材料，蘇聯專家則更是不相信我國研制生產的材料能造出新式火炮。

王樹聲得知這一情況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沒有經過實踐檢驗，怎么就知道國產材料肯定不如進口的呢？況且事實已經證明，蘇聯材料制成的炮管雖然威力很大，每分鐘可打200發炮彈，但其缺點也很明顯，打的時間不長，炮管就會滾燙發紅，不能再射擊了，必須更換。因此，每門炮需要3個備用管。如果我軍大量裝備使用蘇聯材料制成的新式火炮，將消耗數量驚人的材料，這無疑會給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王樹聲決定讓用進口材料生產的炮管和用國產材料生產的炮管來個“比武”，看看到底誰優誰劣。王樹聲的決定，很快就得到了彭德懷的批準。

“比武”開始了。隨著一聲令下，安裝了兩種不同材質炮管的大炮像打擂的武士，“轟、轟、轟”地發出了雷鳴。打到1萬發時，進口的炮管發紅，必須更換；而國產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揚，一直打到2萬發，中間才紅，用水冷卻后，還能接著繼續打。

事實勝于雄辯，這場國產與進口炮管的大比武，以國產材料的勝利而告終。全場一片歡騰，就連平時不茍言笑的彭德懷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王樹聲在高興的同時，也從中獲得了很大的啟示。他感到，要建設一支強大的軍械工業隊伍，光依賴別人不行，必須走獨立自主的道路。

正當軍械建設蓬勃發展的時候，彭德懷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蒙受了不白之冤，被排斥在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之外，他熱心支持的軍械事業也就災難叢生了！

不久，王樹聲也被調離自己心愛的總軍械部工作崗位。

擔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

王樹聲離開總軍械部后，于1959年11月調任軍事科學院第二副院長。當時，葉劍英元帥擔任院長兼政委，粟裕大將為第一副院長。

到軍事科學院走馬上任后，王樹聲的主要工作是籌建軍事技術直觀教研館（簡稱“技術館”）。工作仍是和兵器打交道，對剛剛離開總軍械部的王樹聲來說，也還算“專業對口”。

技術館共分炮兵、裝甲兵、防化、通信、導彈、空軍、海軍等9個館，涵蓋了我軍所有的軍兵種。技術館不是博物館，光弄一些模型來“教育”大家是不夠的。經葉劍英提議，并報中央及毛澤東的批準，擺在技術館里的全是實物。

把飛機、大炮、坦克等等兵器全開進技術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王樹聲的具體指揮下，各種兵器從四面八方都趕到技術館來“集合”了。

即使是我軍打了一輩子仗的一些中、高級領，也沒有見全過我軍所擁有的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這下好了，只要到了軍事科學院的技術館，就可以盡收眼底了。館里的武器裝備不全是擺設，每個館不僅配備了教官，而且配備了會操縱武器裝備的戰士，可以充分發揮國防教育、科研作用。

技術館籌建時期，正逢我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要建這么一個浩大的科技工程，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在葉劍英的支持下，王樹聲具體組織實施，歷經兩年多的時間，像螞蟻啃骨頭一樣，技術館一點點地建立起來了。不料，當技術館粗具規模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好端端的技術館也沒能逃脫毀于一旦的厄運……

早在軍事科學院創建初期，毛澤東就指示葉劍英：“要集中一批有豐富戰斗經驗和工作經驗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戰斗條令來?！比~劍英迅速集中軍事科學院主要科研力量，并組織全軍各大單位和院校合力攻關，編寫我軍第一代戰斗條令，并委托王樹聲負責組織協調工作。王樹聲恪盡職守，精心組織，協調各路人馬迅速投入到緊張的條令起草工作中。1960年4月，經中央軍委批準，由軍事科學院主持召開全軍編寫軍師、團營戰斗條令匯稿專業會議。王樹聲受葉劍英委托發表了重要講話。會議形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軍師戰斗條令》初稿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團營戰斗條令》初稿，印發全軍征求意見。在軍委高度重視和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經王樹聲和廣大科研人員的共同努力，經反復修改，從1961年初到1963年春，經中央軍委批準，中國人民解放軍《合成軍隊戰斗條令概則》、《步兵戰斗條令》、《合成軍隊軍師戰斗條令》和《合成軍隊團營戰斗條令》陸續在全軍試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終于有了自己的戰斗條令。

為適應部隊訓練和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20世紀70年代初，中央軍委決定由軍事科學院組織全軍修改我軍第一代戰斗條令。王樹聲立即與粟裕等院領導商定，沿用第一代戰斗條令的成功做法，迅速展開條令的修改工作。1970年3月，軍事科學院主持召開“全軍修改條令條例座談會”，王樹聲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他強調：修改條令必須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樹立牢固無產階級戰爭觀，堅決貫徹黨指揮槍的原則，強調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突出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突出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著眼現代戰爭特點及其發展。在條令修改期間，王樹聲先后率調研組赴濟南、南京和福州軍區，深入基層部隊調查研究。在他的精心組織下，軍事科學院與全軍各單位共同努力，對我軍第一代戰斗條令和共同條令分批完成修改，并經中央軍委批準，陸續頒發全軍。

晚年生活的磨礪

歷來，常以“禍不單行”，來形容各種災難對人們的多重打擊，然而，對于晚年的王樹聲來說，又豈止是“禍不單行”，簡直是“禍事連連”！最大的打擊，莫過于他的長子王魯光被重創致殘！

1972年12月26日清晨，王魯光照例騎自行車匆匆趕往工廠上班。當時，漫天濃霧，地下結冰。他剛剛騎出大門，在轉向馬路的一剎那，冷不防被疾馳而過的無軌電車擦倒了；電車緊急剎車不及，又將他擠壓在路旁……

當王樹聲得到消息時，王魯光已經躺在陸軍總醫院的搶救室中。一見父親，王魯光就號啕大哭。王樹聲輕輕地安慰兒子，言語沉靜又持重，可是，當他一邁出搶救室，這個有淚不輕彈的鋼鐵漢子，也潸然淚下。王樹聲不能忘記，自己的愛子孕育在艱苦的解放戰爭歲月里。中原突圍前夕，他的妻子怕給部隊增添麻煩，決意把胎兒打掉。只是由于他的貼身警衛員李樹林等，念及自己的首長已年近四十，才有了這一“寶貝”，就私下做主弄了一些假藥，“哄”過他的夫人，方保住了這胎兒。而他的妻子又是冒著槍林彈雨，才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為紀念這段不平凡的經歷，王樹生特意給孩子取名魯光。他一心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為德才兼備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兒子的確很爭氣，一直品學兼優，是全家的驕傲。誰能料到，孩子大學剛畢業走向生活，并即將完婚成家的前三天，卻“禍從天降”，脊椎骨被撞斷，再也站不起來了！

老年傷子，對王樹聲的打擊是巨大的！但是，經歷過生生死死的王樹聲依然照常上班。百忙之余，到醫院探望臥床的兒子，總是鼓勵王魯光：不要灰心喪氣，要勇敢地與殘疾作斗爭……

可生活就是如此的捉弄人！兩個月后，王樹聲竟也由“探病者”，變為“被探者”，躺在了同一家醫院里。當被確診為癌癥的時候，他依然樂觀地說：“癌癥有什么了不起！我要抗住它。黨還有許多工作需要我做呢！”

接下來，王樹聲的夫人和三兒子，也分別因為低燒不退和神志不清，接二連三地步父子倆的后塵，住進了醫院。

然而，在這煎熬人的日日夜夜，王樹聲想的不光是自己，他首先關注的，還是國家大事。從7月末到9月底的一段時間里，他晚上住院治療，白天則振奮精神，先后參加了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中共中央會議、黨的十大和國慶24周年紀念活動。后來，因為病痛日益加重，不便外出了，他就不斷通過收聽廣播和請人讀報紙、文件，來了解國內外形勢。同時，王樹聲還以革命家的樂觀情緒安慰和鼓勵親人們。

時間就這樣慢慢地流逝了，王樹聲為親人們病體的逐漸好轉而由衷欣慰；而親人和戰友們，卻為他病情的日趨惡化而焦慮萬分。

主治的醫學專家們考慮到王樹聲病體的需要，決定為他大量輸血。他的下屬們也都爭先要輸血給自己尊敬的老首長。王樹聲聽說后，卻執意不允。他以微弱但果斷的語氣說：“謝謝同志們的好意。我反正就是這樣了，再也不能浪費眾多人的寶貴鮮血了!讓大家留著健康的身體，好好保衛國家，為黨、為人民工作吧！”

王樹聲深悉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他認為：一切救護措施，對他都是浪費和多余的。因此，他寧可強忍著巨大的痛苦，在病床上不停地翻來滾去，也不愿輕易按一下床頭的電鈴，召喚醫護人員。親人們數落他不該這樣，而他卻回答道：“他們也夠辛苦了。再說，還有好多病號需要他們照顧??！”

1974年1月7日9時57分，69歲的王樹聲與世長辭了。

“發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王樹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的光輝業績彪炳史冊，他的高尚革命情操和優秀品質永遠值得后人懷念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