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如何“趕日超美”

吳曉波

只有在全民日漸富足與和諧的前提下，“趕日超美”才是有意義的。

否則，就可能是又一次GDP“大躍進”。說1958年開春，毛澤東去莫斯科開會，他了解到再過15年，英國鋼產量可從2000萬噸增長到3000萬噸。他算了一筆賬，認為中國再過15年可達到4000萬噸。于是，他公開表示。中國當年鋼產量520萬噸，5年后可達1000萬～1500萬噸，15年后可達3500萬～4000萬噸。由此，中國提出了趕英超美的國家戰略，并發動了“大躍進”。6月，毛澤東提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兩年是可能的”。這場趕超運動的后果，大家現在都知道，先是全民砸鍋賣鐵大煉鋼鐵的鬧劇，然后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到后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突然嘮叨這段往事，是因為當今的中國，正發生著一場“趕日超美”的大喜劇。5月初，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計算得出，中國經濟將在今年年底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我給曾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過5年的姚玉棟博士去電，請他做一道計算題：大概過多久，中國經濟總量有可能超過美國。姚博士的答案讓人吃驚：中國的GDP總量將在2029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也就是建國100周年的時候，為美國的3倍!他的計算前提是：中國在2029年前保持7％的增長，2029～2049年保持3％；美國保持2％的增長；中美兩國的通貨膨脹率均保持在2％；到2049年，中國人口14億，美國則為4.5億。

各位讀者，如果你們的年齡在40歲以下，幾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絕大多數應該可以熬到2049年。這意味著，自1750年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一直在苦苦追趕的、曾經被視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寶座。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將以怎樣的方式達到那樣的目標。簡單說，也就是怎么在未來的20年內保持7％的增長，以及在其后的20年內保持3％。

道路其實有兩條，一是國家化的工業道路，以國有資本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主力：二是進一步加快市場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資本格局推進經濟的繁榮。前一條路，我們在1978年之前曾經嘗試過。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1952年到1978年之間的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進行了計算，結果發現，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后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196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當于美國的1/10。后一條路，是最近30年所試驗的。還是用麥迪森的數據，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人均GDP增長率達到6.6％，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地區則依次為2.1％、6.3％、4.8％、3.9％和4.7％。

把這些枯燥的數據——羅列，是想表達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經濟變革已經不能偏離市場化的路徑。而市場化的終極目的，是民富大于強國?！皣鴱娒窀弧背３１豁樋诼撛谝黄?，而事實上，國強未必民富，譬如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日本和蘇聯：民富也未必國強，譬如當今的北歐諸國。此理，很多國民未必了然。未來30年，中國變革的主題應當是，如何從國強進到民富，如何讓全民享受到社會進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漸富足與和諧的前提下，“趕日超美”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可能是又一次GDP“大躍進”。

我這樣的擔憂，是不是杞人憂天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赝倌曛袊纳虡I演進，歷史的內在邏輯并沒有被改朝換代所打斷，那么多情節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電視劇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百年不變的劇本，臺詞竟像基因里的遺傳信息一樣在一代一代人身上復制和輪回。如果再看得遙遠一點，在過去兩千年，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歷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欲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

我們是否需要“趕日超美”?這是一個全民勇氣的問題。我們將如何“趕日超美”?這是一個全民智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