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世師表翁獨健

文潔若

我曾寫過《才貌是可以雙全的——林徽因側影》一文，發表在《隨筆》(1992年第1期)上，其中有這么一段：

我還記起了那時的一個傳聞：清華、北大、南開是聯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當然是清華，卻被分數線略低于清華的北大錄取了。林徽因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愛女的考分竟夠不上清華的錄取標準!后來校方把卷子調出來給她看，她這才服了。記得每個報考生都給7個號，我拿到的號是‘35003——‘35指的是民國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卷子上只寫號，不許寫名字。這樣，作弊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連梁思成、林徽因這樣一對名教授的女兒，在投考本校時也絲毫得不到特殊照顧?；叵肫饋?，當時的考試制度還是公正的。

幾年后，我偶然向馮鐘璞(宗璞)提及此樁往事。她說，當年沒考上清華大學外語系的豈止梁再冰，就連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沒夠上清華的分數線。她只好在第二志愿南開大學外語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清華大學外語系二年級。但她認為清華的課程與南開有所不同，所以又從一年級念起，于1951年畢業。梅祖芬則在清華的先修班讀了一年，次年考入清華外語系一年級，與馮鐘璞同班。

要知道，梅祖芬系當時清華大學德高望重的校長梅貽琦的千金，馮鐘璞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文學院院長馮友蘭。

馮鐘璞告訴我，清華同人一向拒絕以權謀私，并引此為榮。

2006年11月28日，我應邀參加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座談會。翁先生四個女兒(如璧、如琳、如蘭、如璉)的聯合發言，其中的一段引起了我的注意。發給與會者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收入了這篇發言稿。這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是關于大女兒如璧的：

如璧高中畢業后沒有考取第一志愿清華大學建筑系，而考上第二志愿天津大學。平時有點傲氣的她大哭一場，非要爸爸幫她想辦法上清華。她認為憑爸爸教育局局長的關系，能走走門路。但爸爸說：“正因為我是教育局局長，更不能那樣做?！彼麆翊蠼闵咸旖虼髮W，并勉勵說：“只要自己努力，上哪個大學都能出人才?！贝蠼憧赐邪职洲D學沒門兒，才乖乖地離開北京去了天津。(第69頁)

翁如璧生于1940年，五歲上小學，1957年考大學時僅僅17歲。她是在紅旗下長大的，花季少女怎么會有了“走門路”的概念呢?

答案很簡單。新中國建立后，清華大學一概拒絕給考生加分的辦法已悄然起了變化。另一方面，考得再好，政審不合格，也進不了大學。胡風的女兒曉風是師大女附中高材生，門門考第一名，高考成績遠遠超過分數線，卻沒有一家大學敢錄取她。

近兩三年讀了不少回憶恢復高考的文章，從未聽說1977年恢復高考之際有作弊的。也就是說，新中國之后的八年(1957年)，某些考生(如翁如壁)曉得了有“走門路”的可能性。經過一場“文革”，中斷十一年的高考恢復了。閱卷評分，公平合理，考上的當然高興；未被錄取的，也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下決心追回蹉跎歲月。但是仍有過不了政審這一關的。我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審，只因為他的所謂歷史問題尚未下結論，兩個兒子的高考成績盡管很突出，均未被大學錄取。

再也想不到，剛過上幾年好口子，“加分”的毒瘤又開始腐蝕一部分人的靈魂了。當然，個別案例、基于考生自身努力的可以區別對待。據報載，有個考生為父親捐獻了一個腎。某校給她加了二十分，將她錄取。為了鼓勵、嘉獎孝道，校方完全可以破例將考生錄取。又如清華大學將蔣方舟加了六十分，破格錄取，也是基于她出眾的文學才華。

還有給老師的孩子“加分”的問題。教師這一行很辛苦，全心全意去教別人的孩子，卻顧不上給自己的孩子補習功課，不合理。然而，與其“加分”，不如給老師減負，以便留點精力去關心自己的子女。

這些事是報紙上披露的，下面這個案例是我私下里聽說的。一位中考生的家長為某校辦了一件事，校方就給考生“加了分”，予以錄取?！熬枘I”和照顧本校老師還屬情有可原，僅僅因為給學校辦了一件事就“加分”，未免太便宜了這個考生及其家長，且對考生的成長也不利——那些“加了分”入學的考生還未進入社會，就嘗到了走門路的甜頭。將來一旦有機會，沒準他們也會干出損人利己之事。

近幾年來，反對加分的聲勢越來越大，教育部終于表態了。

上?！段膮R報》(2008年4月24日)刊出一條消息，標題是“對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加分有違教育公平，教育部責成深圳調查糾正”。

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為吸引金融高管人才，提出了“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優惠。這一加分政策引發了廣泛質疑，也引起了網民的熱議。不少網民和媒體認為，教育是公共資源，把父母從事的優勢行業作為子女加分的條件，對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不公平。發展地方經濟不能以犧牲教育公平為代價。

據了解，近年來，各地各部門出臺的“加分政策”五花八門。地方政府希望能吸引人才、發展經濟，職能部門是為了獎勵典型，推動工作。大家從自己的局部利益出發，把各種政策與教育“捆綁”，將褒獎、鼓勵、安撫等功能都強加在教育身上，導致教育承擔了不可承受之重。深圳市2005年出臺政策，對金融高管人才的子女就學給予照顧，由此衍生出媒體報道的“加分優惠”。

教育部負責人強調，當前各地中考及招生工作即將展開，教育部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和規范中考招生中隨意加分的違規做法，以確保廣大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記得有篇這樣的文章《父親對子女的正面影響不可小覷》，瑞典烏普薩拉教授安娜·薩卡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調查，結果表明，整體上說，受到持續正面父親形象影響的孩子其行為舉止更為積極；受正面父親影響的孩子吸煙和給警察惹麻煩的幾率都低，同時其受教育程度也更好，與男性女性朋友問的關系也更友善。如果孩子直到16歲都能與父親關系親密，那么到33歲時他與女性或者伴侶的關系也更好，自身的身心狀況也更健康。

翁獨健和馮友蘭，他們都是模范父親。身教勝于言教。反過來說，沾了父輩的光者，從長遠來看，未必有好處。改正之后，蕭乾不遺余力地撰文紀念一位含冤去世的老友，整理其遺著。后來此人的后代當上了副部長，到了21世紀，她竟“跌了個死跤”。其實，我早就發覺升官后她變了。她是“乘直升飛機”上去的，不是一步一個腳印靠自己的實力被提拔的。

翁家的四個女兒，分別在建筑、美術、科技方面有所建樹，尤其是老大如璧，供職于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作為主任建筑師，退休后繼續回聘。宗璞呢，長期從事業余創作，她的《東藏記》獲得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前年9月17日，我趕到現代文學館參加“宗璞作品朗誦會”，感受了宗璞的“玉精神，蘭氣息”。

讀了丁磐石的《翁獨健師的學術功績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一文，我才得悉，1979年11月翁獨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夙愿。蕭乾是1929年秋天，在未名湖畔結識他的。那年，蕭乾十九歲，翁獨健長他四歲。然而，對有五十年交情的老友，翁老竟只字未提入黨事。他對女兒們也僅僅淡淡地說了句：“如果不入黨，倒好像我有什么歷史問題似的?！闭f實在的，思想上，翁老幾十年前已經入黨了。這就是翁獨健師：清心寡欲，大公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