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的奮斗

秋刀客

這個早在1972年就擔任人民公社社長的回憶，見證了東嘎這個村莊尚處農業時期的奮斗歷程。

幸存者

我能夠留在東嘎這個相輩們生活過的地方是一種幸運。

1956年時我年僅7歲，是家里的長子。那會兒我們是個大家，連帶親戚同住一起的有11口人，身份是隸屬于哲蚌寺洛色林扎倉的東嘎宗加日采谿卡的差巴。當時我家有耕地40多畝，但每年秋收的青稞幾乎都用來還債，自家根本吃不上，有時遇上債主發善心會留下一兩尅(藏式計量單位，1魁相當于28市斤，但各地標準差異較大)，但多的時候連春播的種子都需要借，債就這樣永遠滾下去，根本沒指望還清。我記得那時候東嘎有一句老話叫“約它曲堆粑達曲”，意思是“打完了場，糌粑也就完了?！?/p>

除了在自家土地上年復一年絕望地耕作之外，我家還得和其他幾戶差巴一起，無償耕種加日采谿卡的300多畝支差田。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連吃飯喝茶都得自家帶到田頭。但那時候我家窮，連這頓飯也備不上，所以每到開飯時間，便總借口說有事，事實上是回家熬糌粑清粥，遇上夏天還能采點野菜放進去，一家人就這么對付著過日子。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和經歷過的。那時東嘎還有一句老話叫“哲東雍嘎”，是專門用在為谿卡打場時說的，意思是：當有人看見300多畝的青稞，在7、8天的時間里就打完了場時，禁不住會問這是“鬼在打場”嗎?為谿卡干活就是這樣，強度大，還得快。因為自家的田地還等著呢。

1956年時已經有解放軍駐扎拉薩西郊，村里也有傳言說有人往他們那里跑。我的爺爺和奶奶就是在那一年離開家鄉的。白天不敢逃亡，夜晚走的是荒僻小路，據說他們是先逃到羅布林卡附近，為那里的部隊看護了一段時間的林場，后來聽說他們被哲蚌寺的僧人發現了，又逃到曲水縣的某處莊園，反正自那以后我再沒見著他們。我家的第二次逃亡事件發生在次年，是與我們同住一家的親戚，他們家5口人跑得更遠，投奔到了山南措美縣古堆鄉其他親戚處，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定居在那里。后來，古堆鄉親戚家有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兄弟來拉薩治病時我們聯系上了，前些年他還經常到我家來走動。古堆也是農村，但在偏遠的山區，趕不上東嘎。不過，如果民主改革要再來晚些，我們也得逃離這里了。

人民公社

1959年民主改革時，我家分到了18.5畝土地，1966年成立東嘎人民公社時，這些土地又重新劃歸到村集體。

人民公社之前的農村還是大集體時代，所有的農田都一起干，最后按各家的畝數來分配糧食。雖然沒干上幾年，但第一次有了自己田地里產出的青稞時，感覺完全不一樣。1960年那會兒我還上過3個月的小學，但后來家里確實缺勞力，我的爸爸媽媽當差巴時受過不少的勞累，身體都不好。

休學后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放豬。豬是村上的，那時候的東嘎還叫合作社，分成加日采、亞乃和東嘎三個互助組，我家屬于加日采互助組。合作社里有專門的農協會，養豬就是農協會興辦的副業。我看管的全是藏豬，黑黑的小小的那種，有內地的豬是幾年后的事。豬場就在靠近堆龍河邊的草灘上，敞放，夏天有草時豬還聽話，到冬天時候豬會到處找食亂跑，根本不聽使喚，差不多每天我都會為找它們而哭上兩三次。我還記得每天放豬能掙到4個工分，這在當時算少的，但我特別勤快賣力，幾乎沒誤過工，一年下來，收入不比一個成年人差。沒過幾年我的父親去世了，那會兒我們還住在老屋里，那老屋如今還能看到，就在青藏鐵路的邊上，后來村里把那塊地出租做了苗圃。父親去世那年我成的家，母親和弟弟們跟我住在一起。

1972年時我當選了東嘎人民公社的社長。那時候的東嘎剛經歷過合作社，處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農業學大寨時期。人民公社的最初幾年里，村里的人干勁都很大，開渠筑壩、推荒營田、土壤改造、選種育種、機耕機播等工作都做得很扎實，但到了學大寨后期就有些變樣了。我記得當時我們東嘎也學著在山坡上作梯田，壘堡坎填土引渠啥都有模有樣，但實際上河谷荒地更好改造，卻閑著沒管，類似這樣只學形式不學精神的做法有不少，當然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大鍋飯式的生產經營及分配方式”，已經讓農民的積極性打了折扣，產生的后果就是產量提不上，口糧沒保證，非但交不上公糧，還得年年向縣里借糧和借錢買牛。所以，“抓生產，促產量，保證青稞和小麥的收成”，就成了我上任時需解決的首要問題。

當社長3年后，東嘎村確實解決了糧食自給自足，并有了村里自己的儲備糧，總產量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5萬斤，但1978年很特別，那年雨水太多，麥苗大面積倒稈，產量巨跌了17萬斤。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大事，那年秋收后我沒少到縣里開會。不過那時開會有些不講客觀原因，只說我們東嘎公社的生產積極性不夠。會上我很憋氣，便拍桌子做了保證：明年產量上60萬斤。1979年我們果然豐收了，雖然還差幾千斤才算兌現指標，但青稞畝產780斤卻創下了堆龍德慶縣最好的成績。要知道，那時候畝產青稞400斤就算達標了。

萬元戶

1982年年底，堆龍德慶縣為包產到戶開動員會我參加了。

事實上那次動員會的效果并不好，不少村干部對包產到戶心存疑慮，我想那是因為吃農村集體飯太久，有些不敢變化了，加上當時的人對政策也不是很明白。我這個人做事膽子一向就大，七幾年我第一次上北京開會時，就敢抽空一個人遛上街并坐公共汽車去買東西，那次把我們的翻譯兼陪同戴賢老師嚇壞了。加上我后來讀夜校學會了認字，經?？磮?，很多事都清楚。所以我愿意包產到戶，這在會上就表態了。

但我真走出這一步時也不容易，一來我沒法給村里交待，有人說格列你都包產到戶了，那村里誰管?為此我便辭了官，二來既然叫“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就不能單干，這也不是單干能解決的。我能動員的只有弟弟妹妹的家，他們說既然哥你決定了，那我們就跟你干吧。就這樣，我們5家人成了東嘎村第一批包產到戶的家庭。包產到戶后第。一件事就是分地。那時候我的媽媽跟著我最小的弟弟在過，我家只有老婆和兩個兒子，一共4個人，分別按勞動力和人頭分配，共從村里分得了7.85畝地，5家人的土地加起來有40多畝。第二件事情便是買拖拉機，這也是五家共同的決定，這里面的故事可就多了。

拖拉機在當時還是計劃內的大商品，需要名額。堆龍德慶縣的名額已經被各個生產隊用完，為此我找到拉薩市農機公司，我記得那會兒有個姓王的書記，聽說我要買拖拉機搞包產到戶很高興，最后他打聽到林芝縣還有兩個名額沒用，便批給了我。我是有些運氣的，因為那個時候林芝還屬于拉薩市管，劃到八一是以后的事。買拖拉機的錢則是從縣農業銀行申請的貸款。政策也好，一說就同意了。

拖拉機那時只有到青海格

爾木農機公司才能提到現貨，還好當時堆龍德慶縣惟一的一輛解放牌卡車正好要去格爾木拉貨，司機就是我老婆的弟弟，另外我自己的二弟也會開拖拉機，就這樣，我們準備了兩大桶柴油和一桶機油就奔格爾木去了。

格爾木農機廠倉庫里堆滿了拖拉機，我和弟弟選中早就看好的一款“五五式”，我們管它叫“鐵?！?，帶駕駛室的那種，本想連拖斗一起買了的，但格爾木最小的拖斗都是5噸裝的，我們5家人用不了那么大的，所以就直接開著車頭回拉薩了。那時候買拖拉機手續很簡單，交批條就給車走人，從頭到尾沒提過錢的事，錢回到拉薩付就行?；乩_一路上天寒地凍，可七天七夜里我們兄弟倆都興奮無比，到堆龍時正好是藏歷年前的第二天，因為是全堆龍第一輛私人的拖拉機，迎接的場面很是熱鬧，不過那時候也有些閑話，說“格列買了一輛專車了”，因為沒有拖斗嘛。但那時我們5家人心頭都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好好干。

剛為拖拉機配好一個3噸的拖斗，“鐵?！本挖s上了修建西藏大學，我們既出人又出車，在砂石場、藏大工地和土方堆放點間三點一線輪番地干，加上田里的收入，1983年整整一年，我們5家人掙了自己都想不到的10萬元。那一年不但還清3萬多的貨款，我家還添置了松下彩電，第二年我們甚至還從拉薩市運輸二公司買上了解放牌卡車，雖然是二手的，但也是全縣第一輛私車。我知道當時我們村河對面的乃瓊鎮也有一家萬元戶，一家10口人，靠采石、磨糌粑、種蔬菜等加起來也就剛剛過萬?，F在想來，那時候我們確實創下了不少堆龍第一。

1984年堆龍德慶開勞模大會，我又去了，但那次是讓我這個勞模講經驗。我說：“人民公社時我和老婆兩人掙的工分加起來一年也就500元，但現在我能年收入2萬，包產到戶就是好?！弊阅且院?，堆龍德慶縣全縣的包產到戶工作才全面推開。

大千十年

我再次做東嘎村村官是在1992年，東嘎公社已經在“撤區并鄉”中改為村了，但那時候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包產到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徹底打開了東嘎村人的頭腦。以單個或幾家農戶搞運輸、跑客運、出租田地(不改變土地農用性質的蔬菜大棚種植和苗圃)、特色種養殖、外出打工等在1984后以后全面盛行，并一直延續到1992年左右。然而，這時的東嘎村富了農民，卻虧了農業，以往的糧食先進村再次陷入了產量的低谷。另外還有突出的一點就是以往穩固的村組一級基層組織出現了渙散。

那幾年我的經歷也是這樣。1985年我出了一起車禍，事情老得不到解決，我甚至一度進了監獄，為了我們5家人的利益，合作經營的模式就解散了。后來我又和最小的弟弟合作跑運輸，再后來我自己單買了一輛中巴車跑客運，因為距拉薩城近，每年也能有3萬元的收入。這期間我們東嘎有不少人也走上了這條路，現在的許多老司機也就是在那些時候才學會開車的。如今他們都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

再次抓農業生產時我們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土地耕作方式由以前的集體化機械種田變成單戶畜力耕作，加上那段時期里副業占優，農田有不同程度的撂荒，結果當然就是然巴草泛濫成災，土地沒肥力了。為了搞清然巴草究竟有多厲害，我們曾在東嘎村一組的一平方米的田地里刨出過3.1斤的草根，這靠人畜耕作顯然解決不了問題，必須用拖拉機深耕細作多次才能除草。恰好這個時候我又有遇上市農機公司推廣農機并想找個農村做試點的機會，我跟他們說，咱們東嘎的二組就在拉貢路上，各地區進拉薩的人幾乎都從我們村子過，做試點宣傳再好不過了。沒想這事居然就成了。但機器到村并沒有馬上動工，因為包產到戶后，村民的農田零零散散地錯落分布，不適合機械化耕作，于是我們又在村內部重新分田，好讓土地成片。就這樣又干了三年，1995年時我們村就恢復了往年的產量。

不過這樣的好勢頭沒有持續幾年，原因是經營農田的成本不再像以前那樣由集體承擔，而是落在村民頭上，接觸過市場并學會算賬的村民們自然會做一個對比。按當時最好的青稞價格(種子價)每斤一元計算，就算畝產千斤，扣除所有的成本之后，最后成為收益的也就300元左右。但1986年那會兒，靠近公路和拉薩城的東嘎村土地，租做大棚的年收益每畝就有800元，后來幾年甚至還漲到了一千好幾。種田已經明顯不劃算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村委會只得想方設法興辦企業為村民增收。辦過的廠確實不少，比如：由村里購買東風車跑運輸，把格桑林卡變成民俗度假村，將尚屬村和組的集體土地出租出去搞園藝或建材廠，興辦養豬場、養殖場和家具廠等等。其實如何辦廠這一套東嘎村早在40年前就在林瓊崗那一帶做過了。但那會兒是信用社時期，是計劃經濟，我們根本不需要考慮銷路和市場?，F在不同了，我們這些一輩子和泥土打交道，并掙過些辛苦錢的人，為這些企業傷了好多心，繳過不少學費。我現在覺得：給集體做事兒，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以前我總是認為政策好就好好地干，可現在單“干”有些行不通了。

我從村主任和村支書的位置上退下來時，我們東嘎村還沒變成現在的開發區。不過那幾年我們村的土地已經開始值錢。但比起能賣錢的土地來，我的心思更多地還是放在土地中能產出什么。因為我一直覺得，要有些真正的事業在咱們村自己的手里掌握著，心里才踏實。

格列印象

東嘎小康示范村正中的村委會新樓里掛滿了錦旗，我第二次采訪該村的時候正逢村干部們開會，那天我特地帶了一本1956年時的《東嘎宗調查材料》，那是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數民族社會調查組所做的調查，一本已經有些發黃的內部資料，老式的鉛印大開本。正是憑著這個材料里的一些東嘎舊事，讓我和這屋子的土生土長的東嘎人拉近了關系。

當我應村干部的要求一個一個地念材料中的豁卡名字時，坐在角落里的格列過來了，他蹲在我的旁邊，用手指著一個一個那些他不熟識的漢字，讓我再給他念一遍，聽到熟悉的地名或是人名后，格列就會指著某人說，他家以前就住在那里，你說的這個人就是他家的親戚，等等。的確，沒有人能比他更熟悉東嘎這片土地了。

60歲的格列個頭不高，遠看有些老態，但他從來都很正式的衣著、儀態以及說話時的神情，更增添了別人對他的信心。實際上他是壯實而黝黑的。第一次單獨采訪格列是在他的辦公室里，2001年從村委會主任及支書崗位上退下來后，格列仍在村委會任職，主要管群眾工作及一些村務的協調。接受采訪中的格列話一打開就換了個人似的。他說：“我的故事可多了?！痹谖覐木W絡上為這次采訪收集材料時也發現，格列在各類媒體上的曝光率很高，北京、天津、深圳、成

都、華西村等地沒少去過。在他的記憶中，東嘎村作為歷來西藏對外宣傳的一個窗口，他甚至還以社長的身份接待過諸如尼泊爾國王、伊朗公主等的到訪，至于自治區各個時期的領導們，那見得就更多了。

格列熱愛自己生長的這片鄉土。他答應陪我一起逛逛曾經的村子，并特意邀請我和他一道看看曾經的養豬場。這是一家格列在任時創辦的養豬場，最初這家豬場是東嘎村自己的，后來引入內地的養殖戶走“企業+農戶”模式發展，再后來就成了養殖戶單干，這片17.5畝的土地已經劃在開發區。豬場老板侯波并不認識格列，因為他接手這里時格列已離任。格列沒有習慣性地背著手，踱著步，他的興趣顯然還是在這些被打理和養護得像寶貝似的豬身上?；卮宓穆飞细窳姓f：這個老板是個能干人。

中午，格列邀請我去他家坐坐。房號是A13，抓閹分到的，非常漂亮，放在拉薩城里也是相當不錯的格局和陳設。那天格列的老婆不在，轉經去了。格列說她差不多每天都往城里跑，2路小中巴很方便，老太太多走走身體好，再說她一路上都有認識的。格列家的兩個兒子都已成家，他們不住在東嘎，但家里照片不少。老大在工商聯開車，小兒子退伍之后競聘上了公務員，在距離東嘎20多公里的馬鄉當科技副鄉長，格列說兒子們干得都是我的老本行，但他們是公務員。格列還有一個養女，也在市里打工，晚上才回來。那是格列二弟的女兒?！熬褪呛臀乙黄饛母駹柲鹃_鐵?；貋淼哪莻€，他去世不少年了?！备窳刑貏e做了補充。

阿佳啦(對女主人的尊稱)不在，不會弄飯的格列請我就著泡菜吃糌粑。他說自己糌粑吃習慣了，一天二頓甚至三頓都行，但老婆還是愛吃米飯炒菜。我問村里現在吃糌粑為主的人多嗎?格列說不多，還有三成吧，都是些像我這樣的老頭子。脫掉衣服和帽子的格列一手端碗，一手不斷地捏著糌粑往嘴里送，他吃得極快。那會兒，陽光照在他花白的頭發上，和我在網頁上看到過的他10年前的黑白照片相比，沒明顯的不同。

回到家中的格列自然而舒展，帶我看他滿滿的糧倉，為我到處翻找以前的照片和工作筆記，說給我聽他為女兒所做的打算。幾次和他在外面時都覺得他有些拘束，甜茶館里我們見過，他雙手放在上衣包里，最終沒有進去；村委會對面的新施工工地里也見過，他雙手背著，看著混凝土攪拌機；會議室里見得最多，又總是在角落里；但有一個例外是在養豬場時，看著那些擠成一團拱奶的小乳豬時，他的笑臉是那么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