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缺失

徐　斌

摘要：在魏晉時代，人物追求個體生命的張揚以其決絕的態度和方式表現出來。但這種任情追求個體自由的背后隱藏著很強烈的仇怨意識，使得魏晉人物凸顯在外的生活情狀顯得盲目和放縱；同時也通過對魏晉人物的仇怨意識來反思對“魏晉風度”的溢美之言，重新認識魏晉知識分子缺乏理性的生存狀態。

關鍵詞：仇怨意識自由死亡理性

《世說新語》是一幅包羅萬象的魏晉時代的人物風俗圖，“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蔽簳x人物的生活情狀和精神面貌很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仇怨意識。它是長期文化歷史積淀的一種外顯：從早期的神話口頭文學，到《詩經》中的《碩鼠》、《氓》，從《左傳》中的復仇戰爭，到《水滸傳》里的武松和清代《聊齋志異》里的鬼魂，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都隱藏著一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仇怨意識?！妒勒f新語》里也有很多飽含仇怨意識的人物形象，他們有的是當時的名士，有的是當時的官員，通過對這些人物形象的重新認識，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魏晉風度”的背后是對理性的否定、對自我的放縱和對一切既存現實秩序的蔑視。

仇怨意識的不斷積累會導致很深的仇恨心理，積聚到一定的階段便會以很慘烈的方式表現出來，甚至不惜傷害另一個鮮活的生命。這種報復行動的背后往往隱藏著兩種不同的心態：一是對自己行為完成之后的空虛和后悔，產生一種內疚和虧欠的情感；二是對復仇行為本身感到自我滿足，體驗到壓抑被釋放后的快感。培根在談到后一種心理時這樣說到：“仇愾之心能壓倒死亡”。這種“仇愾之心”是支持仇怨者進行復仇行動的內在動力，一旦釋放出來就不管不顧天不怕地不怕，完全失去正常的理智，哪怕是以肉體的死亡為代價。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結構中，仇怨意識起到雙重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促使人不斷磨練意志，克服現實困難，如勾踐的臥薪嘗膽；另一方面扭曲了人的性格和心理，使人心變得狹隘、人性變得狠毒，尤其當一個仇怨者將其全部生命和精神獻給復仇行動時，那么這個人就成為了惡魔。

《假譎·6》寫王羲之十歲時在王敦帳中聽得機密，巧避殺身之禍的故事。這個故事中殺人事實成了一種不以為奇的事情，殺人者說什么時候下手就什么時候下手，沒有什么倫理道德可言。也沒有自我良心的束縛。換一個角度來看。殺人者和被殺者都有其很強烈的防患意識和殺人意識。王羲之兒童式的機智和勇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隱在的仇怨意識。他對時代的黑暗性和人性的仇怨性都有一定的了解，這種“了解”變成了他可以去復仇的理由，而他的逃離也正說明了他面對惡時的軟弱，倘若他有強大有力他還會選擇逃跑嗎?這種逃避正跟越王嘗膽的處心積慮一樣，等待更好的機會實施報復?！冻鹣?4》里記敘司馬無忌聽到殺父仇人到來后“抽刃而出”，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其復仇之心的強烈和行動的急躁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他后來對其仇人的兒子也表現出了失去理智的表現：“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所侑載”(《仇隙·5》)。

魏晉人物除了顯在的仇怨意識外，還有一種很微妙的仇怨意識，通過人物的生活細節表現出來：“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急甚，復于地取內口中，嚙破即吐之?！?《忿狷·2》)從這則短文里我們可以看到，仇怨意識的控制性和報復性從王藍田性急、暴躁的脾氣中散發出來，讓人哭笑不得，那只不過是一只“雞子”而已。王藍田無法剔除心底的自我強烈意志，一旦外界的事物損害到自己的利益，他便會變本加厲地索取回來?；恼Q的、可笑的行為中讓我們看到了深隱的仇怨意識正在吞噬著、破壞著王藍田正常的身心。這種鬧劇色彩背后的仇怨意識正潛伏在極度這個極度推崇個性的時代里面，也潛伏在魏晉人物心底。又如《任誕·10》里記載：“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比钕淘谧谧寰蹠r不用酒杯，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任誕·12》)。處在曹魏和司馬氏兩大政治集團夾縫中的阮籍在被迫和無奈中蓄積著幽怨和痛苦，個人的不如意只能通過另外的形式來宣泄，即呼嘯山林、吃藥飲酒和放浪外形。個體放蕩不羈的形象背后深藏著對傳統禮教的否定和叛逆，也是對自我現實人生不如意的抗爭，“散發坐床”和與群豬共飲多少有點不倫不類的感覺。這里其實就是屬于魏晉人物的“真相”：努力尋求別人對自己個體價值的承認和品評。而獲得承認和品評的方式就是這種與眾不同的有著狂歡化色彩的瘋癲行為。這其中還是有著強烈的仇怨情結和自我主義：對社會現實、對人性本身、對文化傳統中合理成分的否定。其結果導向了一種自輕自賤而又自以為是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取向。

還有一種對現實秩序“溫和”的仇怨意識也值得注意：《世說新語》里頻頻出現魏晉人士鐘情山水、雅好游覽、隱居避世的生活，這樣的生活狀態所表現的“魏晉風度”為后人稱道。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種閑優和豪爽的風度里面，人物的個性不斷地張揚，同時又不斷地遭遇傷害，人物的行動也表現出逃避和厭世的特征。無論品第的高低，還是所受教育程度的大小。生活在這個動蕩時代里的人都為著自我的不得志和生命的短暫而心懷怨恨，對自我、他人與社會都是這樣，并以種種怪異荒誕的方式來釋放著這種意識。因此，在與其忍耐不如好好享受的精神指導下，在特立獨行為著自我榮耀的誘惑下，藥與酒、浪跡自然山水、追求形貌的怪異便獲得了人生的意義?！妒勒f新語》里的士人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有著大小不同的官職，與漢代文人忠于職守，兢兢業業為國為君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同。他們在其位不事其政，縱酒放誕、縱談玄言、浪跡山水者比比皆是。阮籍“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醉酒成為一種生存方式(《任誕·5》)；王澄“時賢送者傾路”，脫去衣服“上樹取鵲子”，“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簡傲·6》)表現出無拘無束的自由情狀；山簡“日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任誕·19》)放蕩醉酒之容貌盡顯于外；謝安也曾對勤政之人提出了苛刻批評，為清談悠閑的生活姿態作辯護：王導所發出的“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政事·15》)也是對自我榮耀的肯定，似乎除了學習他別無選擇。

魏晉時代是一個個性張揚的時代，擺脫外在束縛而任情自我成為一種價值追求。但是在這種關注自我、蔑視禮教、越名教而自然的背后，表現出對傳統中優秀文化因素的否定，妄圖通過在沒有理性缺失的狀態中重新建構一套價值系統。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為“我們的價值系統是一個文化演進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我們只能對某一個或幾個單獨的價值根據另外的價值加以辯解與批判。但我們不能把文化演化過程中所肯定的每個價值全部拿來加以批判。假若我們要把所有的價值全部拿來批判的話(認為所有的價值都可能不是價值，我只接受由我的理性所創造出來的價值)，那么我們的文化將要完全毀滅”。魏晉時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但同

時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全面否定的背后隱藏著的某些不合理的因素。而這些“不合理因素”正是我們當下應該反思的。

魏晉時代是一個極度動亂動蕩的時代。也是一個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時代，各種玄學清談、各種價值觀倫理觀爭相興起，使得人們往往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先前的政治文化結構，而缺少在批判抗爭時的審視與慎思?！拔簳x士人在棄置儒學以群體利益為規范的道德評價體系的時候，大多是以種種違禮逆俗乃至荒誕怪異的行為來展示自已的個性，來體現個人的價值?！踔吝B滑稽善謔、驢鳴長嘯一類漢人謂之流外而不屑的事，也為時人津津樂道，爭相仿效?！边@種“違禮俗乃至荒誕怪異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不理性的、放縱自我意志的行為，是對“適中的態度、量力而行的態度”等常識性的規范的拋棄。如上述的阮籍就是典型一例，母死沒有見到應有的哀悼之情，反而以醉酒的方式出現在眾目睽睽之下，雖然這種“散發坐床”的行為是想表明著、抗爭著什么，但是這種行為本身已經不符合正常人性的常識了。在傳統文化中其實還是有著許多優秀質素的，魏晉時代的人物卻不屑一顧。個人價值的實現通過這種決絕的、違背理性的行為，以不符合常識習俗的方式否定丟棄所有倫理道德體系。

理性缺失的最高狀態就是仇怨意識累積的頂峰。即以死亡的形式來對抗自我的虛無和殘酷的現實。它呈現出悲劇式的特征，實踐這種形式的個人似乎在向人們說明：他們已經找到了一種“生命的真實”。德國學者雅思貝爾斯說：“悲劇兀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展示出存在的恐怖方面，但這存在依然是人的存在?！罎⒑褪”砺冻鍪挛锏恼鎸嵄拘?。生命的真實沒有在失敗中失喪；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地被感覺到”。世人對死亡本身的關注，被其外在的價值吸引而轉移了，也就是說。人們把更多的關注目光投向走向死亡過程中所包含的仇怨意識和決絕復仇行動，注意個體價值本身是否得到了更全面更激烈地張揚。所以，我們往往看到魏晉士人在最微弱、最殘缺的自我價值追求中很悲慘地結束生命。這種自我毀滅性的追求是否真正達到了“人的存在”的維度呢?魏晉人物在仇怨行動中會承認自己的“崩潰和失敗”嗎?司馬無忌的母親的一系列心理活動正好說明了無所謂“崩潰和失敗”的狀態，當她把丈夫被殺的真相告訴兒子以后肯定釋放了自己多年來壓著自己的精神上的負荷，至于兒子具體怎么報仇就不是她能想到的，她也不愿去多想，她只要知道兒子會去報仇就心滿意足了。在這樣很短暫的訴說往事的過程當中，她也把自己所有的個體意志和想法以最大的勇氣和膽量表現出來，不難看出這個婦人的仇怨意識怎樣壓抑著她，最后又是怎樣如釋重負的心理狀態。

擺脫了儒學經學傳統束縛的魏晉士人沒有了永恒生命的妄想，沒有了像秦始皇那樣尋求長生不老之舉的幼稚，也沒有如《古詩十九首》作者那般毫無盼望的哀怨短嘆，而是勇于面對生命短暫的現實，這種率真的生存狀態既喜且怨，既悲且壯?！秱拧?》里王濟死時孫楚“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傷逝·7》里顧榮死時“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傷逝·15》里謝安死后，其仇人“直前哭，甚慟”……故事中生者對死者的哀痛和悼念，哪怕生前是仇人，但生者還聲淚俱下，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仇怨意識在對死者的強烈哀悼中更悲戚地呈現出來，哀悼的不僅是仇人的離去，也是對自我仇怨意識無處歸依的哀痛，更是對自我也必將向死亡的無奈。在動蕩的魏晉時代，個體的怨憤情感在短暫的生命里積聚太多，需要大規模地消解和轉移：末世的幻滅感，人生的無常感，內心的孤獨感。然而當他們對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不滿足、對自我存在不滿足時，他們又怎樣消解胸中的“塊壘”呢?或悲慨?或隱退?或借酒澆愁?或怨憤報復?可以看出，魏晉人物有著干預現實、希望獲得別人承認的現實態度，但是他們卻在一種無理性的狀態中憑著自己的理性(任性)來思想、來建構屬于自己的領域。一方面被現實社會看為荒誕怪異，另一方面也為優秀傳統所拋棄，做一個無根的只能與藥與酒為伴的放浪形骸者。

最動蕩、混亂、殘酷的魏晉時代，“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在這種充滿悖論的時代里面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動亂殘酷的時代背后還有著鮮為人知的東西，仇怨意識就是其中的一種。仇怨意識構成的文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一個時代理性的缺失。它一方面使得魏晉時代的人物忽略了向傳統文化中優秀部分學習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得當下的生存呈現出無傳統無理性無約束的無根狀態。事實上，一種真正的理性既要有強烈的現實焦點意識，還需要在文化傳統的不合理方面進行徹底地創造性轉化。魏晉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干預現實的效果，但是其決絕的、無理性的態度又束縛了他們。每個人都在看似自由、解放而熱情的時代里面盡情展示著才干和個性，在放浪任情之外似乎追求到了“生命的真實”，也似乎實現了生命價值的超越，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真誠地對待生活，但生活不真誠地對待他們；他們在追求著自我超越，但是始終沒有超越自我；他們的任情帶著熱烈，但是總有著難言的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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