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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性別觀念考察

2009-09-05 09:56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9年4期
關鍵詞:馮夢龍明代

劉 果

[摘要]馮夢龍對主流性別規范所做的種種調和與修補,貌似反抗,實為妥協。他對情的倡揚,是以主流性別規范為養料的惡之花,是注入了傳統性別觀念之蘗的鴆酒。他對主流性別規范的再思考,再次證明了主流性別規范力量的強大。

[關鍵詞]明代;性別觀念;情;馮夢龍

[中圖分類號]1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 881X(2009)04—450—04

考察馮夢龍性別觀的文獻資源主要見諸以下三端:(1)《情史》,這不僅因為其中的“情史氏按語”為馮夢龍所獨撰,直接體現了馮氏的性別觀念,更因為《情史》中許多題材可與“三言”互見,馮氏對這些故事的評價可視為他對“三言”中同題小說的闡釋和理解;(2)《古今譚概》、《掛枝兒》和《山歌》。馮氏一生著述共z6種,但多為編撰之作,獨立著述甚少。在這26種著述中,唯以上三種最為集中地體現出馮氏對性別關系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又是散見于馮氏對所收集的古今軼事和民間歌謠的評注中。(3)“三言”中作為外敘述者(所謂外敘述者是指第一層次故事的講述者,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章回小說中的楔子和尾聲)言論(第40頁)呈現的文本,盡管它們并不一定都是馮夢龍所撰,但或得到編者馮夢龍的認同,或經過他的修改;且它們都是針對“三言”具體篇目做出的評價,是“三言”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理解為“三言”生存的具體性別語境,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一、情:馮夢龍對主流性別規范(理)的再思考

馮夢龍對主流性別規范之再思考的起點,不是對規范本身合理性的反思,而是對這種規范的可行性產生懷疑和憂慮:“比得道學先生,口里說得去,行得通否?”(第80頁)由此,他提出主情說,希望通過“情”對主流性別規范作出調適,使其符合新的社會生活的要求:

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 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彼以情許人,吾因以情許之。彼以 真情殉人,吾不得復以雜情疑之。(第21頁)維者,許慎釋為“車蓋,維也”(第276頁),段玉裁認為“凡相系者曰維”,并引管子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為例說明口(第658頁)。在釋“綱”時,段氏也將綱與維并提,認為都是繩的意思,引申為“凡維系之稱,(第655頁)。也就是說,在馮氏看來,情維系于“理”,是使之生存、發展、完善的必要條件。它非但不是“理”的對立面,反而成為它的同謀。它是“理”的附生物,但同時又與“理”的生存休戚相關,使“理”得以周密運轉,對“理”的實施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兩點認識:第一,馮夢龍所倡導的“情”并不具有本體論的特征,它依附于“理”而生;第二,它沒有對“理”形成對抗作用,它是“理”得以更健康地運轉的潤滑劑,也是“理”獲得更為長遠的生命的能量補充。

這種潤滑和補充作用同樣體現在由于情的出現,“理”和它抨擊的對象“色”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和解。馮氏認為,“色”與“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色”如果能與“情”相結合,就能夠獲得“理”所認同的合法性地位:

語云{色膽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膽大如天耳。天下事盡膽也,膽盡情也。(第11—12頁)若將情字能參透,喚作風流也不慚。(第278頁)

(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亙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

之。(第320頁)

在此前提下,馮夢龍認為“色”是人的正當需要,與“淫”有區別:“假如古詩云:‘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謂之好色。若是不擇美惡,以多為勝,如俗語所云:。石灰布袋,到處留跡。,其色何在?但可謂之好淫而已?!?《醒世》第156頁)

除了成功地實現“色”與“理”的和解之外,馮夢龍對將許多與既有性別規范相沖突的行為和觀念吸納入既定性別規范之內充滿了信心,并做出嘗試:他或用“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喻世》第25頁)為僭越性別規范的行為作出解釋,又用“補過”說企圖為越軌的行為找到改“邪”歸正的途徑:在評價崔鶯鶯的故事時。他說:“崔鶯鶯有言:‘必也君亂之,君終之。是乃所謂善補過者?!?第67頁)在《情史》中,他認為天臺郭氏“始以色采動人,累夫于死,卒能以節動人,脫夫于死”(第3頁),善補其過,仍屬于可以嘉獎的對象,因此將之歸人《情貞》部。他甚至認為“先以幽遘,遂及明婚,較諸尋常恩情,更當十倍”(第33頁)。

最后,馮夢龍為了更好地維護“理”不至于引起歧義,他清晰地界定了“情”的邊界。在他看來,正因為“情”擔負著捍衛理的重任,與“理”有著密切的共生關系,所以必須節制在理允許的范圍之內:“情,猶水也。慎而防之,過溢不上,則雖江海之決,必有溝澮之辱?!?第366頁)“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炫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盈,如I臨深,則為端士淑女矣,豈不美哉!”(《警世》第325頁)

綜之,情在維護既定性別規范的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它輻射于“理”,為之注入新的活力,令其重煥生機;另一方面,它貫注于“色”,使其獲得合“理”化地位,擴大了“理”的包容閿限。與此同時,它又對自身的邊界作出規定,使自身得以不逾“理”之矩。通過以上三個途徑的努力,僵硬冰冷的“理”在“情”的改造下具有了“情”的溫度,更易為人們所接受而廣為流播;而火熱的“情”在“理”的規范下也得到了冷處理,以更好地服從于“理”的要求。如果我們能夠厘清馮夢龍觀念中的這一情理關系,我們將諸如“情本思想”、“個性自由”,“性別解放”這類的桂冠加之于馮夢龍時也許就會要慎重許多。無論如何,馮夢龍并沒有以挑戰主流性別規范的逆子貳臣的姿態出現,他為協調、更新主流性別規范作出種種努力,并以此完成他對主流性別規范的臣服。這也許有助于我們思考,為什么在“三言”兩種話語的慘烈博弈中,體現主流性別規范的規范性話語常以勝者的姿態傲立,而非規范性話語不得不在夾縫中艱難喘息。

在這樣的前提下,馮夢龍對“情”給予了肯定:

真情所至,金石為開。(第5頁)

情主動而無形,忽焉感人,而不自知……人而無情,草木羞之!(第217頁)生在而情在焉,故人而無情,雖

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第544頁)在馮夢龍看來,“情”是人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此,馮夢龍將“情”界定為人類發自內心本真的需要,而不是從已有的性別規范出發作出的應對。這種情的內涵以男女之情愛為主,但也具有突破男女情愛的外延。值得注意的是,和湯顯祖的“情”論相類,馮氏提出的“情”也具有形而上的哲學意味。它超越生死,超越現實世界,是宇宙起源和運行的重要推動力:

少負情癡長更狂,卻將情字感潮王。鐘情若到真深處,生死風波總不妨。(第182頁)

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

義。倒卻情種子,天地亦混沌。(第1頁)

它是那樣的純粹,經過高度提煉和升華后,它一塵不染,又堅不可摧。它如同火炬,燭照了庸常的人生,讓它充滿奇異的光彩,“情郎情女等情癡,只為情奇事亦奇”(《醒世》第156頁),“雖然,女不死不俠,不癡不情,于十娘又何憾焉!”腳(第281頁)有情人生,雖有痛有淚,但可以無憾無悔。

對于這樣具有抽象意味的“情”,馮夢龍又賦予了它許多鮮活的表現形態。這其中,“癡”可謂“情”的核心要義?!安话V不情,不情不癡”,馮夢龍對“癡”這一本真性特征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在《古今譚概》中他專設《癡絕部》,并認為“得斯趣者,人天大受用處也”(第103頁)。他認為“癡心便是真心,不真不癡,不癡不真”(第23頁),認為抱柱而亡的尾生是“萬世情癡之祖”(第119頁),他還充滿深情地描述了“癡”的種種情狀;“而為蟬哀,為蛩怨,為盍旦之求明,為杜宇之啼春?!?第67頁)。在他看來,也許達觀的人不屑于體驗癡之痛苦,但“流盼銷魂,新歌奪耳,佳人難得,同病相憐,亦為千古風流之勝事”(第133頁)。他堅信“癡人有癡?!?,癡之痛苦,是烹調人生幸福盛宴的必要作料。他對“癡”的肯定源于他對“情”的肯定。

除“癡”以外,“情”的具體形態還有傷感(“有情者又多其傷感”)(第256頁)、怨恨(“不情不仇,不仇不情等‘”(第306頁)。以上諸種都以濃烈的痛苦、執著的堅守、不顧一切的付出為內容,都超越了主流性別規范所倡揚的“節欲”、“制欲”、“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要求,表現出超越性特質。而這種特征一旦投射于小說,就構成了本文所論及的非規范性話語的文本表現要素,是認證非規范性話語的重要指針。

綜之,馮夢龍對既定性別規范的思考充滿了悖論。他在企圖維護主流性別規范的前提和目標下演繹對主流性別規范的反叛,他作為主流性別規范的捍衛者瓦解了主流性別規范的銅墻鐵壁,他苦心為主流性別規范譜寫的贊歌卻唱出了具有諷刺意味的變調。因此,他“借男女之情,發名教之偽”的宣言,與其說是一種主觀愿望,倒不如說是一個客觀效果。然而,正基于這種既矛盾又真實的性別思考,“三言”中兩套話語系統得以競爭和共生。

二、二元論:馮夢龍性別角色互補的馮氏思想特征

在對性別角色的認識上,馮夢龍堅持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男女生理差異決定其社會性別差異:

自混沌初辟,乾道威男,坤道成女,雖則造化無私,卻也陰陽分位。陽動陰靜,陽施陰受,陽外陰內。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亭。主四方之事的,頂冠束帶,謂之丈夫,出將入相,無所不為,須要博古通令,達權知變。主一室之事的,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日之計,止無過饔飧井臼,終身之計,止無過生男育女。(《醒世》第123頁)作為這種二元對立的男權中心話語的延伸,馮夢龍認為女性的性別地位是從屬性的,它必須依附于男性才能得到彰顯。因此,他為女性確立了這樣的性別要求:“言婦人之隨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共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后悔?!?第219頁)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在性別角色上鮮明地秉持二元論的馮夢龍,在性別(陰陽)交合的問題上卻堅持一元論的觀點,認為男女的交合、婚配能夠起到互相成就的作用。在《情史》中同樣收錄了“玉堂春落難逢夫”的故事,對此,馮夢龍評價說:“生非妓,終將落魄天涯;妓非生,終將含冤地獄。彼此相成,率為夫婦?!?第46頁)這固然受到“男女婚姻,人倫之本”的主流性別觀念的影響,也與自老莊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對陰陽互補、陰陽和諧的認識密不可分。需要考察的是在性別不能平等的大語境之下,男女兩性從陰陽和諧的狀態中的受益程度。它是否真如馮夢龍所說的“彼此相成”,均衡受益呢?

馮夢龍為實現“彼此相成”的目的而對“婦德”作出的規定為我們尋求問題的答案提供了一個思考的向度。與傳統性別觀念中對女性服從意識的反復強調不同,馮夢龍為女性性別要求注入了新的內涵。在他看來,合乎規范的女性首先應該能夠為男性“出將入相”的性別職能的有效發揮提供幫助:

豪杰憔悴風塵之中,須眉男子不能識,而女子能識之;其或窘迫急難之時,富貴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于名節關系之際,平昔圣賢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第90頁)實際上,以上三種情形,均可從“三言”中找到原型,可見馮夢龍對女性這一素質的看重和強調。這其實早已超出了傳統性別觀念對女性“一日之計,止無過饔飧井臼,終身之計,止無過生男育女”的性別職能的界定。其次,馮夢龍才按照固有性別觀念的要求認為女性首戒淫妒。他在《古今譚概》中設《閨誡》部,認為“女德之兇,無大于淫妒”(第753頁)。

從馮夢龍對“婦德”作出的要求我們已然清晰可識,對女性的性別要求是建基于男性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上的。女性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的才、膽、識都是以為男性謀求利益為終極目的,并不代表女性自身性別意識的覺醒,遑論其性別地位的提高。極言之,這不過是男權中心話語對作為男性工具的女性功能的又一次與時俱進的調整和規范。因此,當馮夢龍闡發“自古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警世》第261頁)、“有等聰明的女子,一般過目成誦,不教而能……這都是山川秀氣,偶然不鐘于男而鐘于女”(《醒世》第123頁)等議論的時候,與其說這是他對女性本身的歌頌或尊重,不如說是他對女性為男性服務的功能的贊同和嘆賞。在馮夢龍構建的性別邏輯體系之下,女性以優于男性的面目為男性提供更徹底也更有效的服務,她自身素質越優秀,其為男性提供的服務也越優質和周全;披著男性為其強加的“不讓須眉”的體面外衣,女性其實始終龜縮在男性的身后難見天日,她對男性的輔佐越成功,離自身獨立、自由的超越性精神就越遠;在陰陽和諧的升平圖景之中,男性不費一兵一卒卻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收益;女性以獨立人格的喪失為代價不懈努力,卻未能從中收獲到任何益處。她將實現男性利益與自我實現混為一談,失去的是作為女性的自具自為的全部世界,得到的只有鎖鏈。

三、貞節:馮夢龍性別思考的獨特視角

貞節,究其本質,是一個關乎男性對女性的所有權的問題。只是,它集中討論的是男性在去世之后如何延續他生前對女性的這種絕對占有。

馮夢龍主張女性守節,并以此完成男性對女性的絕對化占有。這應該是他上述性別觀念的合理延伸。在《情史》中,他特設《情貞》一部,對節婦烈女加以表彰:“夫忍五載而死孝,婦忍三歲而死節,慷慨之誼俱以從容成之,卓哉∥0(第7頁)對張寧之妾守節50余年,他贊嘆說:“天縱其齡,人高其義;寒而愈香,晚而益翠,真無愧焉!”(第13頁)

但馮夢龍對貞節的認識與宋明理學為代表的主流認識又有所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將“情”作為守節的驅動力:“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痹谶@樣的性別意識之下,女性守節的行為就不僅僅是對社會強加于她的既定性別規范的簡單圖解,同時也有女性自由意志的體現。她的存在,也不僅僅只具有作為“模型”符合冰冷的性別規定設計的意義,還具有了活生生的屬于“人”的情感。第二,馮夢龍反對“死節”。他對節婦“其去槁木死灰幾何哉”(第13頁)的孤寂生活表示出同情,并認為“非甚不得已,不必悻悻懷怒,爭尋結局以明志也”(第24頁)。在《況太守斷死孩兒》中,他甚至這樣為失節的況氏開脫:“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還不失為中等,不到得后來出丑?!?第298頁)與程朱理學倡導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不同,馮夢龍認為,婦女對性別規范的恪守并不具有超越其他一切規范的優先性,它不過是女性作為“人”所必須遵守的道德和倫理規范之一,與她所應遵從的其他規范并無高下之別。作為人,對生命本身的尊重是他所應該遵循的基本規范,這是性別規范也不能凌駕于其上的。但是,馮夢龍對“死節”的反對,是他在不與主流性別規范的基本原則發生沖突的前提下,對其作出的調整與修補,使之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預設的前提仍然立足于對主流性別規范的捍衛。這與他在情與理之間所做的折中、他對性別互補的理解都表現出了思路上的高度一致性。

[參考文獻]

[1]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馮夢龍:《山歌》,載《馮夢龍全集》第4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馮夢龍:《情史》,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版。

[4]許慎:《說文解字》,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版。

[5]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馮夢龍:《掛枝兒》,載《馮夢龍全集》第4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馮夢龍:《三言》,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版。

[8]馮夢龍:《情史》,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版。

[9]馮夢龍:《古今譚概》,載《馮夢龍全集》第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責任編輯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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