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國媒體中的“中國英語”

馬文麗

[摘要]中國媒體的“中國英語”現象，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及思維方式在英語使用中的客觀反映，同時也是中國傳媒在其特定政治、文化語境之下的一種主動的話語選擇。借助媒體巨大的影響力，“中國英語”正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示并傳播著中國的語言文化形態，并對英語在中國的健康發展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

[關鍵詞]英語；英語媒體；“中國英語”

[中圖分類號]H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81X(2009)04—0464—0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傳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到目前為止，中國已建立起一個以一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對外英語發稿)、兩個英語電視頻道、一個外語電臺、十家英文日報和周報、十家英語雜志、九大英文網站為主的英語對外傳播體系。對于一個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言，這足以顯示出英語在中國對外傳播事業中的重要性。自英語媒體在中國誕生之日起，其鮮明的語言特征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者極大的關注，褒貶之聲兼而有之，其中一個就是傳媒“中國英語”之說。

一、中國媒體中的“中國英語”之說

“中國英語”的提出背景是影響越來越大但又魚目混雜的中國式英語。從1807年馬禮遜來中國傳教并開設教會學校教授英語以來，中國人接觸和使用英語已有200年的歷史，其間漢語在接受英語影響的同時也在影響著英語。根據語言學家Cannon截止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統計，當時進入英語標準詞典和其他工具書的漢語借詞已達979個(第1頁)。1994年出版的《漢英中國專有名詞和術語簡明詞典》收有詞目三萬條。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國人使用英語的場合逐漸增多，并在詞匯、句法及語篇等方面對英語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據美國專門跟蹤世界語言的權威機構“全球語言監測中心”統計，自1994年以來加入英語的詞匯中，中國式英語(指所有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包括規范與不規范的，作者注)貢獻了5％到20％，超過任何其他的來源。但是，絕大多數外國學者在肯定中國式英語豐富了英語表達能力的同時，也指出其中有些確實讓人費解?！叭蛘Z言監測中心”也因此發布報告，提醒各民族小心使用英語詞匯，否則可能會帶來生活不便和政治麻煩(例如，根據“殘疾人電梯”直譯過來的disabled elevator，其英語字面意思卻是“壞掉的電梯”)。中國式英語該何去何從，如何克服其可能帶來的交流障礙從而更好地參與國際交流，成為中國外語學界一個重要話題。

有學者早在1980年就表示了對該問題的關注并率先提出了“中國英語”的概念。當年葛傳架撰文指出，“無論在舊中國或新中國，講或寫英語時都有我國所特有的東西要表達……所有這些英譯文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mglish(“中式英語”)，而是China English(“中國英語”)?！?第29頁)，但該文并未對“中國英語”進行定義或系統分析。第一次給“中國英語”下定義的是榕培先生，他肯定了“中國英語”的客觀存在，并將之定義為“在中國本土上使用的，以標準英語為核心，具有中國特點的英語”(第3頁)。他第一次將“中國英語”與英語學習者的語言錯誤區分開來，為“中國英語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自此以后，有學者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國英語”和“中式英語進行了區分，并對前者作出了積極評價。到目前為止，有關二者的定義很多，且未形成定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中國學術界，國際上統稱的中國式英語就被分成了“中國英語”與“中式英語”兩個部分，“中國英語的主要特征為“以標準英語為核心、具有中國特點”，而“中式英語”主要特征為“硬套漢語規則和習慣，容易帶來交流障礙”。

自1980年以來，“中國英語”的語言特征成為許多外語工作者關注的對象，至今，它已跳出學術探討的范圍而成為一個為社會所矚目的語言文化現象。就研究對象而言，眾研究學者都將“中國英語，，的實證研究指向兩個領域：一是中國英語學習者的口頭表達與書面寫作，二是中國境內的英文媒體。作為對外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的英語媒體擁有國內高水平的英語新聞采編隊伍，還聘請了外國專家作為改稿人，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國英語傳媒語言的正確性。再者，英語傳媒的對外傳播功能客觀上使其有更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需要表達，致使帶有中國特征的英語報道頻頻見諸報端或國際電臺。因此，有學者認為，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和《中國日報》(China Daily)等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刊物是“以標準英語為核心，具有中國特點的英語”的典范，是“中國英語”的口頭與書面語的代表(第40頁)。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盡管媒體邀請了外國專家作為改稿人，但對外語寫作的總體把關和用母語寫作畢竟是兩碼事，他們并不可能改變中國撰稿人的整體語言風格。這一部分學者認為，讀起來“中國味很濃”的新聞報道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傳播效果，并將之歸結于中國英語媒體人員的語言能力不足或宣傳色彩過于濃厚。他們甚至認為，“中國英語”同樣也是受到漢語干擾的產物，目前提倡“中國英語”會進一步刺激中介語的流行，并影響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第24頁)。

人們之所以對傳媒的“中國英語”認識不統一，主要是對其產生原因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要考察其原因，需要借助語言學研究成果，因為傳媒的“中國英語”現象最終還是要反映到語言問題上來。

二、“中國英語”產生的主客觀原因

社會語言學認為，一種語言一旦落根于它國土壤，必然會與它國文化相嫁接并產生一些帶有它國文化烙印的表達方式，其現象的出現首先源于文化空缺的客觀存在，并以在詞匯層面上的表現最為明顯。

文化空缺現象是20世紀50年代由美國語言學家霍凱特發現并提出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一個民族的語言所反映的是該民族絢麗多彩的文化形態和豐富多樣的文化現象，而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間有著明顯的非對應性，即文化差異性，語言中文化空缺現象的存在也就有其客觀必然性。由于地域、歷史和宗教的影響，中西文化所包含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思維方式和風俗習慣往往大相徑庭，中國的“文化負載詞”難以從英文中找到對應詞，造成文化空缺現象，一直以來，它們都是中國對外報道中不容忽視的障礙。針對這種情況，中國英語媒體均采用音譯、直譯、意借及語義再生等翻譯方法，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詞匯或語言風格，使“中國英語”成為中國英文媒體的特征，如remdent permit。of huko。(暫住戶口證，音譯)，nail houses(“釘子戶”，直譯)，Hope Prpoect(希望工程，直譯)等。

根據洪堡特著名的“語言世界觀”論斷，語言與思維在發生上的同源性決定了彼此間的密切聯系。漢英兩種語言的差異實際上是復制了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中華民族的悟性思維方式導致漢語遣詞造句往往重意義組合而輕形式結構；代表理性思維的英語則相反，英語講究形式結構協調，以分析達其意。思維模式既然通過某一特定的語言系統呈現出來，語言的符號屬性就會使思維模式的差異性通過跨語

言的形式體現出來，這就是“中國英語”句法特征產生的必然性，例如，中國的對外英語報道更傾向于修飾成分前置。從語篇看，漢英敘述風格等方面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比如漢語的陳述與描寫講究語言的華美，英語則崇尚平實與簡潔；英語論說文委婉含蓄，而漢語則直截了當。在中國人的英語對外報道中，難免會受漢語思維和寫作特點的影響從而形成帶有中國特色的語言風格。

除了以上客觀因素之外，一種語言在與另一種文化嫁接的過程中，其相互影響的程度還同人們的語言態度有很大的關系，“語言態度是影響語言變化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第77頁)。在處理中國“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時，譯者總是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在英語中尋找相似的概念使其譯文盡量“接近英語表達”，但因此可能會失去原文的準確含義或意境；二是保留漢語鮮明的概念或發音，凸顯其漢語或中國特征。中國媒體往往采取音譯、意借及語義再生諸手段對中國“文化負載詞”進行移植，其“異化”翻譯取向有其客觀原因，也有其思想基礎，它是中國傳媒在其特定政治、文化語境之下的一種主動的話語選擇。

根據?？碌臋嗔υ捳Z理論，語言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媒介。和其他社會實踐一樣，翻譯活動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其所在的權力話語語境中(第14頁)，會受到社會、文化、歷史、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作為對外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英語媒體的言論始終與中國政府的形象密切相關，需要建立一套全面、客觀的話語體系，其中就包括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基本國策等時事政治術語的翻譯。為了將中國的信息準確、快捷地傳播出去，媒體在處理時事政治術語的翻譯時對“忠實原文”有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將意思講明白，還要從形式上獲得一個同樣觀點鮮明、內涵豐富的英語術語。為此，譯者往往不選擇在英語中尋找直接對應或相似項，而更傾向于對英文單詞進行重新組合或語義再生，或制造一些新詞。

對外傳播和輸出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英語傳媒的另一項艱巨任務，它不僅體現在傳媒內容的選擇上，同時還體現在傳媒語言形式的確定上。傳媒語言是集中、典型的文化身份呈現，既然是傳播中國社會文化特有的事物，那么，我們有權力在英語表達中體現“中國文化負載詞”的歸屬權，而在這方面，“中國英語”具有無法替代的優勢，它能更忠實地反映中國文化樣態，能真正成為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有助于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喚起國內民眾對中華文化自身發展的關注與文化自豪感。

三、“中國英語”的社會價值體現

傳媒“中國英語”的社會認同度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它要求我們回答：“中國英語”的提出意義何在?傳媒“中國英語”的社會價值又是如何體現的?由于中國式英語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國內外語言學家將其作為一種英語變體來研究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內學者更進一步，將其劃分為“中國英語”與“中式英語”，分別屬于中國式英語變體的兩種形式，這種劃分是有其理論與現實意義的。

語言學家Kachru將世界英語分為三個同心圈，即內圈(英語作為為母語)、外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和擴展圈(英語作為外語)。內圈人的英語是“提供準則”，外圈人的英語是“發展準則”，擴展圈(如中國、日本)所使用的英語是“依賴準則”(第356頁)。由于Kachru的分類符合英語發展的實際，其“同心圈”理論逐漸成為眾多英語變體研究的理論參照。包括中國在內的擴展圈英語，其變體特征雖然客觀存在于詞匯、句法、語音層面，但并不具備作為一種制度化變體的系統性，也不具備政治和社會條件，其使用功能主要是國際交流，所以，擴展圈國家特別需要英語的規范性和權威性∞(第18頁)。關于世界英語的未來走向，語言學界曾有預測，一種可能是產生過多的地方英語，盡管它們分享英語中的共同詞根，卻可能是相互難以理解的口語；另一種可能是將英語以某種方式規范化，從而產生一種“核心英語”，作為任何其它“地方英語”的主要框架，以促進全球交流(第360頁)。在受母語影響不可避免，而國際交流對規范的訴求又相當強烈的情況下，將“中國英語”與“中式英語”分離，明確“中國英語”為英語在中國的發展方向，既能有效避免地方英語的晦澀，也能前瞻性地為與未來可能出現的“核心英語”平滑連接做好準備。對中國公民來講，“中國英語”有利于他們進行更有效的國際交流，拓展個人職業生涯；就國家而言，“中國英語”是中國獲得國際話語權的一種手段，并主要通過自己創辦的英語媒體來實現。

為獲取良好的傳播效果，中國英語傳媒在不遺余力地傳播中國文化的同時，也在為擺脫中文的束縛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力爭在最大限度上謀求語言的可讀性與國際社會的認同。如果說中國的英文媒體創始之初，語言還顯生澀，“中國特色有余”而“英語規范不足”，經過了20多年的耕耘后，我們欣喜地發現，其語言運用已經嫻熟，與標準英語合化了。例如，對“中國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現在總是充分地考慮中西方語言風格、價值取向以及審美情趣的差異，對異化的“度”有著謹慎的把握；句型更富于變化，大大提高了報道的可讀性。經過中國傳媒人多方面的努力，目前，中國英語媒體的影響力逐年上升，新華社對外發稿和《中國日報》等已成為外國駐華機構和境外媒體駐華記者的重要消息來源，“中國英語，，也開始頻頻出現在國際知名英語報刊里。例如，美國《時代周刊》的“2007年度人物”欄目上刊登了一篇有關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一篇評論，短短的篇幅，“中國英語”卻不下10處，其中包括Tall treesattract wmd(樹大招風)，Harmonious Society(和諧社會)等?？偟恼f來，借助傳媒的巨大影響力，“中國英語”正在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示中國的文化形態，為英語和世界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中國的英文媒體還擁有大批的國內讀者。在國內，它們充當著英語教學的社會角色，其語言特征對國內的英語學習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方面，它告知人們有關中國事物的國際表達法，一方面，它提醒用英語交流的正確性與得體性。

當然，面對復雜的“中國英語”現象，我們還有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由于缺乏對中國特色詞應有的指導性規范，在選擇詞匯上比較混亂，導致同義異詞，同詞異義，使某些中國特色詞的意義不穩固。又如，對于“中國英語”與“中式英語”的區分，我們還缺乏嚴肅的描寫性研究。再者，“中國英語”本身也還處于一個發展階段，其主流內涵尚不明晰。這些問題的存在給我們的“中國英語”研究和“中國英語”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些困惑。另外，中國媒體是在用“中國英語”跟英語作為母語的海外媒體爭奪國際受眾，正確、規范已經不能成其唯一要求，還要在可讀性和感染力上下更大的工夫，還有一段長路需要走。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存在著不足，就對媒體“中國英語”作全盤的否定，對其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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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