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小說的賡續與嬗變

夏文利　黃　強

[摘要] 在當代文壇，曹文軒是一個“特異”存在，其小說展示出一種“現代抒情小說”的特質，其文本在一種近似牧歌式的古典審美姿態下，建構起一道有關人性本質、存在的探索之路，基本上是對廢名、沈從文文學世界的回應與致敬。這不僅表現在文本內容、書寫方式，更表現在一種美學特征上。但曹文軒小說并不是對廢名、沈從文的模仿，而是一種賡續并展示出的一種嬗變。

[關鍵詞] 牧歌；賡續；嬗變

曹文軒小說幾乎都在“過去”這個時間段上展開，圍繞鄉村青少年，截取一時間段落，讓青少年及其周圍人物世界在不同的環境中各展獨特多姿的生命形態。這不僅表現在作為學者與作家皆取得成功，更表現在其小說以對鄉村青少年世界持久關懷，敘事上唯美抒情，意蘊上憂郁悲憫，給“眾聲喧嘩”的時代一種寧靜、溫暖與悲憫色彩。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曾述：“從來沒有任何詩人，或從事任何一門藝術的藝術家，他本人就已具備完整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人們對它的評價，也就是對和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之間關系定價。你不可能只就它本身來對他做出估價；你必須把它放在已故的人們當中來進行對照和比較?！碑斚聦Σ芪能幾髌氛撌?，正如黃子平先生對汪曾祺所談及的“異質性”般，作為一個現象史的探討有待深入。如果說汪曾祺先生在一個感傷與憤怒、悲憤與隍恐，西方現代、后現代方法競相被人們學習模仿——“來不及撒尿的狗”的年代，展現出一種“亮色”，那么曹文軒小說在“欲”望縱橫、中心消解、“審美泛化”的時代，凸顯出對這種“亮色”的回應，共同展現出一種對“現代抒情小說”的賡續與回響。

一、現代抒情小說賡續

“現代抒情小說”作為一個研究論題，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沈從文”“純文學”熱，越來越被眾多研究者所關注。如果說廢名小說“從浣衣婦歡笑嬉戲的樹蔭溪流中汲取清泉”，在“小市鎮不遠處的郊外竹叢柳蔭”中，娓娓敘述著一個個似綾羅綢緞般華美、似婉轉溪流般清澈的風景片斷、記憶瞬間、人生感遇，沈從文小說在一個遠離都市的湘西，用人性的尺子丈量著湘西千里流水和武陵山系十余縣山光水色、風物人情，那么曹文軒小說則在水網密布的田園村莊用大河、蘆葦、小船、風車、稻田、野草、麥子，用整潔，清麗的文字，建構起青少年的成長世界，其作品——主要是長篇小說，基本上就是對廢名、沈從文文學世界的回應與致敬。

首先從文本建構上來看，我們都看到一種“回避”，一種對時代社會政治意義書寫的摒棄，對主流文學潮流的回避；他們都將文學放在了人性、文化這一點上，放逐了時代社會政治意義上的變換，而落在了鄉村文化、風俗、民性的“?！迸c“變”。如果廢名、沈從文之于戰火連天、民族危機存亡時代回避左翼文學社會政治功利，而在一種“反現代化的現代性”(汪暉)中建構著自己的文學理想，那么曹文軒卻是對邏各斯價值的消解，“我們喪失了家園，肉體就是我們的家園”(林白)的消費時代，執拗地試圖給當下文壇送來一點古典的溫馨——感動與悲憫。其小說放逐的不僅是時代主流——文本創作時代潮流。與此同時，文本之于其所書寫的共和國建國30年來的歷史，其建構形態正如沈從文之于現代史上的湘西，社會變動只是無形的陰影抑或“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兆參與文本時代建構，筆墨著力點卻在民間的“?！迸c“變”。文本并不是要在這段歷史政治事件及其意義層面展開。如“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新歷史主義”乃至“晚生代”歷史書寫般——不是將其作為批判對象就是作為互文對象，小說文本落在對這一時段下的鄉村人性特別是青少年身上，以他們為中心試圖重新探討生命存在形態。

其次從內容來看，小說文本都表現出對人情、人性美好的熱情謳歌。沈從文曾說“這個世界上或有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筑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里供奉的是‘人性?！睙o獨有偶，曹文軒也將小說界定在“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睆U名、沈從文在賦予文學世界的田園牧歌時，主體意蘊卻是對生命價值的不竭追問，對人生悲劇的無盡悲憫。被周作人稱為“隱逸”的廢名，其《竹林的故事》中描述：在小河邊、竹林叢、一襲菜園環繞的農家戶舍建構起田園詩情，嬌羞可愛的三姑娘，隨父母種菜、打魚，生活無憂無慮，然而當父親被菜園地一座圓圓的墳丘代替，曾經跟在父親背后賣菜的嬌羞女孩，開始獨立賣菜，生命無常、人生短暫也隨之取代田園詩情所帶來的溫馨、和諧，永恒的自然浸透出的卻是人生無盡的悲劇性。沈從文《邊城》里的一個老人，一個女孩，一只黃狗，一艘渡船，一座白塔，文本娓娓敘來，宛如引領讀者進入“桃花源”神話。然而當白塔坍塌，老人去世，二老遠走，面對翠翠無望等待，牧歌褪去，寂靜與悲涼游蕩、彌漫。曹文軒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主題內蘊幾乎都是在這一層面展開。在《天瓢》中，用了20種鄉村雨名建構起的小說，敘寫南方水洗世界中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一生往事，敘述的循環與人物命運的循環，交相呼應，共同營造出對生命的無限悲憫；成功失敗，愛恨情仇，這一切交織的人生往事到頭來都不過是過眼煙云，年少時隨水而來，遲暮終又隨水而去，生命只不過是完成一個短暫的循環，消失在人們視野，也許只能從古典般多才多藝的瞽者中聽到一絲古老的神話。文本賦予故事以美麗、絢爛，試圖將生命的瞬間凝固成永恒的姿態，然而這一切在時間三維上都只能是“過去”，猶如走進了一個水網密布的童年水鄉。盡管這個村落不同于廢名的“黃梅”、沈從文的“湘西”般瑰麗，而更多是一種共和國建國初年、歷經改造完成后的平常村落，然而相同的是人性的美好，民風的純樸，自然與社會的和諧混融；其內在精神的根源都在于對人情的熱切謳歌，對自然生命的形而上觀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對廢名、沈從文小說文本意蘊的深度回應。

二、嬗變

曹文軒小說對廢名、沈從文文學世界的回應，試圖對其予以歷史的定位。然而這種賡續卻又在回應中展示出變異，這不僅源于時間的變動，由世紀前半期進入世紀末，社會歷史由明國史進入共和國史，更源于因歷史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時代精神變遷。

首先，在鄉土傳統文化上，走進曹文軒小說，我們清楚看到對傳統鄉土文化意蘊的“迷魅”與招魂并不是其表現主題。正如上述所言，相對于廢名、沈從文的鄉鎮，曹文軒的水鄉太過平常，除了讀到村落不同于許多地方多了水的氣息，我們很難看到這個村落同別的有何不同。農閑時放電影、看馬戲團表演，節假日看文工團演出，草房、瓦房時常翻修毫無歷史可言；惟有的幾架風車隨過去大地主而來，卻又只是一堆桀驁不馴、要命的“野風車”；略微有點古老濃厚或文化氣息的物品——如祠堂神像、寺廟菩薩、橋梁石獅子、鄉紳刻有神怪圖案的床等，還被一群青少年歡天喜地地搗毀。這里的人們，盡管都有著良善本性，但其惡的一面文本并沒有忽略。我們在看到“厄運

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獨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脈脈溫馨和殷殷情愛”，同時也看到惡的習俗——“一時為賊終身為賊”(如《田螺》中)、“一人為賊全家為賊”(如《紅葫蘆》中)，再如狹隘的利己主義(如《天瓢》中)。文本故事時間進入改革，如果鄉村在過去還有著田園牧歌意蘊，那么此刻一切富麗喪失殆盡(如《網》中為了河里的魚。鄉里鄉親你爭我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最終落得網比魚多)，經濟發展相互攀比之風炙盛，和諧氣息蕩然無存。

其次，社會認同上，正如吳福輝所言“京派在對民族進行‘過去和‘當下對照時，他們似采取以城市代表‘當下，以鄉村代表‘過去的模式，肯定鄉村的文化和下層的人性，否定上層的文化和城市的人性；認定前者是人性與自然的契合，后者是違背自然的人性扭曲”，“墮落”作為“城市”的代名詞現代以來一直主宰著對城市的書寫。對于曹文軒小說，如果說早期如《弓》《山羊不吃天堂草》借鑒沈從文“兩套筆墨”，在一種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中建構文本世界，展示鄉村人性美好、城市的墮落與“惡”，鄉村所具有美好道德品行如何對從鄉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予以救贖。那么在之后成熟的作品中，作者明顯摒棄該種二元結構方式。正如人之于土地的逃離在20世紀前半期還在于一種社會政治層面、或者知識分子精神層面，土地在作家們心中還昭示著一種失落的溫馨家園，世紀末這種逃離已經是一種經濟、一種現代化的必然，一種文明的使然，鄉村已經成為落后、貧困、閉塞的別名，城市成為文明代名詞。在曹文軒小說筆下，我們一面看到其牧歌般的美好，一面又清晰地看到正是因鄉村、家“貧困像冬日的寒霧一樣”，明子們才來到城市。表現在作品中，幾乎所有重點小說描寫鄉村時都有著城市外來人，如《再見了，我的小星星》曉雅老師，《草房子》紙月，《紅瓦》艾雯老師，《細米》梅紋老師，《天瓢》艾絨，這些鄉村外來人不是象征著精神、藝術的美好，就是代表現代知識的真。文本賦予他們不僅容顏美麗、氣質高雅、多才多藝，更賦予他們一種文明昭示或標簽，即便是描寫像甑庭秀這樣嚴重女性化、品格低下的，雖厭惡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文本還是賦予其以藝術修養高超——攝影、化妝方面。

世紀末的中國畢竟已經不同于世紀前期，城市化的轟然崛起不僅昭示著新的價值理念、生存際遇，同時也祛除著鄉土迷魅；老者、婦女、兒童，這本是鄉土抒情文學展示其理想的人物，在今天作為鄉村常住居民卻已成為時代景觀；以土地為載體的鄉土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等這一套文化體系如果經歷共和國30年洗禮仍存，那么在改革的浪潮中，隨著現代傳媒的下鄉、鄉村精壯勞動力入城等，這種文化則在內外夾擊中全面、迅即潰敗。土地不再昭示“家園”，以城市為表征的現代文明深入民心，生活如利奧塔所言從詩意化的田園場景蛻變為理想化的技術場景。如果說廢名、沈從文的時代“懷舊”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那么世紀末的懷舊正如戴錦華所言“更多是一脈不無優雅的市聲”；這種懷舊作為當下流行時尚，與其說是在書寫記憶，追溯昨日，不如說是再度以記憶的構造與填充來撫慰今天。如果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現代化”還如同金燦燦的彼岸，如同洞開阿里巴巴寶庫的謎語，那么，在90年代的社會現實中，人們不無創痛與迷茫地發現，被“芝麻、芝麻，開門”的謎語所洞開的，不僅是“潘多拉的盒子”，而且還是一個被鋼筋水泥、不銹鋼、玻璃幕墻所建構的都市迷宮與危險叢林。如果說廢名、沈從文文學世界展現出一種薛毅所謂的后發國家的文學抒情問題，即“面臨本土的傳統美感日漸喪失所帶來的悵惘體驗和挽歌情懷”，那么在曹文軒小說中則更多是一種有關生命存在的體驗與“挽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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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文軒.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A].追隨永恒[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是福輝京派小說選·前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吳曉東.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01).

[作者簡介] 夏文利(1977—)，女，重慶人，西南大學美學項士，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