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人意識”與趙樹理自我身份認同

席　揚　魯普文

內容提要作為“讀書人”和“鄉野俗民”兩重身份的趙樹理，主流意識(儒家思想觀念)的“譜系化”教育和其“日常生活化”影響的兩種方式，同時對主體的情知建構發揮著作用?！笆俊钡纳矸菖c觀念，便在這一與“農村”“不即不離”的狀態中逐步孕育成形。同時，也為他參加革命后在新的“廟堂”與“江湖”之間明確自身的“中間人”角色，奠定了意識基礎。正是由于對儒家士人群體“比世”精神和“中間人”角色的認同，趙樹理自覺承擔起“新政權”與底層民眾(尤以鄉村農民為最)之間的利益協調者角色。同時，趙樹理顯然承續了近代以降新型知識者(也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入世”“干世”精神。對這種選擇的文學表達，他有意采取了與普遍歐化方式迥異的表達形式——中國形式。趙樹理刻意張揚的“通俗化”審美取向，就被賦予了知識分子在特定語境中進行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功能。趙樹理期待著借重于這一“話語工程”的建構，實現審美的雙重功能——既可以對上制約現實政治與權力，又可以對“下”發揮“啟蒙”作用。

趙樹理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間的關系，迄今為止依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這一關系的復雜性，不僅隱藏在長期以來人們對于趙樹理“鄉村民間”身份的認知過程中，而且因為趙樹理與“解放區文學”的等同關系和他對五四以來功利主義文藝觀念的直接地又具超越性的繼承與光大，使得人們對趙樹理與傳統思想文化的關系認識，越來越趨向于淡化。甚至于在中國古代長期占據主流的儒家思想及其觀念和行為方式對于趙樹理的影響，又因為受到預置在趙樹理身上“政治化”和“鄉間化”身份的干擾，這一關系似乎不成為什么問題了。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需要質疑并且應當加以改變的錯誤認識。

一

從趙樹理人生歷程看，他進入省立長治第四師范學校讀書時已開始在同學的影響下逐步接觸五四新文化——長期以來，研究界也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并且廣泛深入地論述了趙樹理與五四新文化、新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另一個事實：1925年夏趙樹理進入“師范”就讀時已經20歲。結婚已經兩年兒子也已出生。此前，“6歲就開始跟祖父讀《三字經》、《四書》”，11歲“人本樹私塾”，“老師趙遇奇，是位老秀才，整天讓孩子們背《四書》，趙樹理背得挺熟”，12～14歲輟學習農期間，“攻讀”《聊齋》、《施公案》、《包公案》、《七俠五義》、《劉公案》、《西廂記》等“閑書”。15歲，“人磕山寺高級小學”。1923年秋，18歲的趙樹理不僅“以優異成績畢業于磕山寺高小，應聘擔任本縣野鹿村初級小學教員。畢業前買了一部江希張注的《四書白話解說》，認真攻讀”?！叭谓唐陂g，每日捧讀《四書白話解說》，并信奉、實行之。假期回家，聽妻子訴說‘日常生活之苦，以為無關圣賢之道。此書雜以‘獨身主義的佛家思想，自己也清心寡欲起來，對妻子疏遠?！边M入以“做古文為學生的主要課目”的“師范”讀書之后，“仍繼續鉆研《四書白話解說》，并購得江希張所著另一部書《大千圖說》，讀后更加迷信?！薄霸秸f明，儒家思想體系及其觀念，不僅很早就進入到趙樹理的意識構成之中，也成為他知識譜系的重要部分。

與此同時，抗戰前趙樹理生活的“鄉村民間”，應當說始終是一個被社會主流意識所覆蓋的非自主的思想場域，以傳統儒家思想信仰為主流的價值觀念，并不是主要表現為以經典為核心的知識譜系的普泛化建構，而更多是以主流價值觀念的“日常生活化”方式對一般百姓發生影響。作為“讀書人”和“鄉野俗民”兩重身份的趙樹理，主流意識(儒家思想觀念)的“譜系化”教育和其“日常生活化”影響的兩種方式，同時對主體的情知建構發揮著作用?！笆俊钡纳矸菖c觀念，便在這一與“農村”“不即不離”的狀態中逐步地孕育成形。同時，也為他參加革命后在新的“廟堂”與“江湖”之間明確自身的“中間人”角色，奠定了意識基礎。

從先秦儒家開始，儒家士人就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這一群體是獨立于“上面”(君)與“下面”(民)之“中間”的社會階層。士人群體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不僅是他們區別于其他階層的精神徽記，也同樣構成了這一群體“人世”“干世”的武器。關心天下、鐘情大事、議論政治、干預社會等，在其對社會生活全方位的深入中所世代承續的“憂君憂民”之精神文化，日漸泛化為士人群體的職責行為。尤其是當處于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時，他們更濃烈地希冀于通過關心天下大事、解決社會問題來尋找安定的社會環境，從而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他們在整個社會體系中充當了協調者、中間人的角色。就在野的士人群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看，士人群體是以制約規范這種政治權力為旨歸。士人階層價值話語建構之背后，隱藏著的是強烈而自覺的主體精神與權力意識——即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制約而使社會秩序和諧化，進而構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上可以規范制約君權，下可以引導教化百姓—這種雙重施教者的“中間人”身份，在中國古代儒家士人群體身上是普遍存在著的。

無疑，趙樹理深受儒家士人群體這一“身份”傳統的影響，甚至從某種意義說決定了趙樹理的自我身份定位?！拔译m出身農村，但究竟還不是農業生產者而是知識分子?！壁w樹理的這一強調，寓示著他對自己小說創作(包括戲曲創作)中“敘述人”身份與預設讀者之間的“疏離性”認識，始終保持著清醒和自覺。趙樹理談他的寫作對象時有三種不同的言說。第一種是趙樹理經常強調的在寫作中對“農民讀者”的設定：“我每逢寫作的時候，總不會忘記我的作品是寫給農村讀者讀的?！薄拔宜蟮闹饕x者對象是農民?！钡诙N則明確說明是寫給干部(上面)看的。如“有些很熱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為表面上的工作成績所迷惑，我便寫了《李有才板話》?！洞呒Z差》，是挖掘舊日衙門的狗腿子卑劣的品質的。那是一九四六年，我到陽城去，見到好多那一類的人員，到處鉆營覓縫找事干，恐我們有些新同志認不清楚，所以挖一下?！标P于《福貴》，趙樹理說：“那時，我們有些基層干部，尚有些殘存的封建觀念，……我所擔心的一個問題是作農村工作的人怎樣對待破產后流入下流社會那一層人的問題。這一層人在有些經過土改的村子還是被歧視的，……我寫福貴的時候，就是專為解決這個問題”。第三種，趙樹理對自己作品讀者的“預設目標”具有雙重指向—-既是寫給農民(下面)的，又是寫給干部(上面)看的。比如他在談到《邪不壓正》的寫作意圖時這樣說：“想寫出當時當地土改全部過程中的各種經驗教訓，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薄笆刮翌A期的主要讀者對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眾)，從讀這一戀愛故事中，對那各階段的土改工作和參加工作的人都給以應有的愛憎?！壁w樹理從這樣的預設要求出發，自然認為好作品的標準就是“農民歡迎、領導歡迎”。故而，他對心目中理想讀者(干部與群眾)的意見是很重視的。相反，他對“文藝界本行話”卻頗不以為然。在《關于邪不壓正》、《和青年作者談創作》、《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

等文中他都明確表達了這樣的取合。令人深思的是，趙樹理有意忽略的“本行話”，卻往往代表著主流政治對他的批評一這種批評，在客觀上常常形成對趙樹理站位于“中間人”立場、干預“政治”企圖的一種壓抑與非難。

正是由于對儒家士人群體“憂世”精神和“中間人”角色的認同，趙樹理自覺承擔起“新政權”與底層民眾(尤以鄉村農民為最)之間的利益協調者角色。從早期《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到建國后《三里灣》《鍛煉鍛煉》《十里店》等，其作品的深層意蘊無不含納著對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深沉關切——只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當趙樹理在情感上傾斜于“民眾”而與自己參與建構的“新政權”實際處于“對立”狀態時，他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在縣地兩級因任務緊張而發愁的時候，我站在國家方面可是一見到增了產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糧食，我又站在農民方面”。在這里我們須注意的是，趙樹理的“矛盾”，并非來自于他的角色猶疑，而是來自于“新政權”對農民利益的漠視所激起的趙樹理在特定角色作用下的價值情感的應激反應。

當然，對趙樹理的社會身份進行歸類，確實比向時代的其他作家更為困難——這一點既與趙樹理人生歷練的特殊性相關，也與趙樹理在不同歷史時期對自己寫作姿態的諸多權宜性表白不無關系。趙樹理既擔任過縣委副_書記這樣的公職，又從形象、氣質到感情都充分的“農民化”過，甚至“是一個從俗流的眼光看來的十足的鄉巴佬”。若從文化譜系和學養構成看，他的“身份”的復雜性則更為突出：趙樹理會寫(與一般文人相比甚至是“善寫”)通俗化的故事，對各種民間藝術形式稔熟而又癡迷；同時他又多次提到自己還是一個“頗懂魯迅筆法”的與農良“畢竟不同”的現代知識者。這些原本已呈模糊狀態的“文化身份”，亦在不斷激進化的意識形態對趙樹理時代價值的重新闡釋和他與“五四”文學正統傳人之間日漸深化的隔閡中，遂使得趙樹理“文化身份”的確認日益變得復雜起來。筆者認為，也許正是這種“曖昧”的復雜，卻使我們認識到，趙樹理既不是“民”，也不是“官”，而是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誠然，這一身份的建構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一既與他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鄉村文化教育有關，更為重要的是趙樹理在20世紀30年代的境遇獨特性，強力推助他無可選擇地認同并確立了這一身份。

正如杰克。貝爾登所言，趙樹理的身世“也許更能說明鄉村知識分子為什么拋棄蔣介石而投向共產黨”。％處亂世之中的趙樹理早年一直過著“萍草—樣的漂泊”生活。他的這段經歷可以用“凄涼”、“悲慘”來概括。這段“豐富的”經歷也直接影響了他在30年代初文學觀的形成以及抗戰以后人生道路的抉擇。實際上，1925秋趙樹理在進入長治省立第四師范求學后不久就對五四新文化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在政治上和藝術上均表現出少見的激進性。但是趙樹理很快就因為“亂世”處境的擠壓而理智地放棄了這一選擇。理性地選擇，理性地放棄，這正說明了趙樹理思想的成熟。趙樹理在四師讀書時參與領導學潮一事，對他來講并非只是正面的影響，毋寧說是收獲了太多的人生酸辛與悲苦—一從1928年初夏開始，趙樹理為了逃避當局的搜捕，只好半路輟學逃入陽城等地的山中，被人告密被捕，旋即由于證據不足獲釋。為了生計他常年流浪于太原、沁水及開封等地。做過游方郎中，當過學徒，也教過幾天書，甚至為了糊口不得不替人刻講義、改作文、糊信封、印信紙，當差役，入青幫。但是無論趙樹理如何努力都無法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白羁鄲赖氖?，我維持不了生計。不能見容于現世的趙樹理只好選擇自殺。甚至后來土匪在太原想毒死他時，“他那漠然處之的態度使土匪也感到驚奇，他們覺得犯不上把這種絕望的人殺掉，有一天，當他們轉移巢穴的時候，就把他放了”。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政治頭腦和政治熱情的農村知識分子，趙樹理在這種處境下必然會對以前的選擇做出反曷、從而重新確定新的路向——他當年立下“上文攤”的志愿堅持大眾化、通俗化的探索等等，就是建立在這種為了解決自身困境的反思上面。這是儒家知識分子積極人世精神的“原始動機”。對趙樹理而言，無論學生時期對五四新文學的熱衷，還是混跡于亂世賣文為生時期小說創作的大眾化取向，應該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它們的意旨是一樣的，都是儒家知識分子積極人世、干預現實的精神之體現，都是為了讓文學擔當知識分子話語建構之責任。

同時，趙樹理顯然承續了近代以降新型知識者(也是傳統知識分子)的“人世”“干世”精神，對這種選擇的文學表達，他有意采取了與普遍歐化方式迥異的表達形式——中國形式。這是因為趙樹理強烈地感到新文學和群眾間的隔閡。趙樹理將這種文學稱之為“交換文學”。很顯然，這種文學在當時是無法起到發動民眾的作用的。顯然，當趙樹理以這種心態從事文學寫作時，“通俗化”(大眾化)就被賦予知識分子在特定語境中進行話語建構的功能，在新的現實中以新的方式彰顯著儒家士人群體以話語建構參與現實政治的強烈愿望和干預現實權力的努力，這也是儒家士人千百年來所慣于操持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趙樹理期待著借重子這一“話語工程”的建構，賦予。審美文本這樣的價值取向：既可以規范制約現實政治，又可以對“下”起到“啟蒙”的作用，從而引導、教育農民。即“通過自己持之以恒的話語建構使整個社會都納入嚴密有序的價值規范之中，而自己也在現實生活和個體精神上最終找到安身立命之所”。1940年代的周揚，曾強調了趙樹理1930年代在思想上的成熟。他認為趙樹理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其成熟的重要標志，不僅在于有豐富的生活積累，純熟的語言技巧，更重要的，是他有明確而堅定的創作目的。有人將趙樹理描述成一個天生的大眾化作家，這顯然低估了趙樹理。

當然，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儒家話語建構過程的權力運作是很復雜的現象。儒家欲使自己的話語建構產生實際的效果，便不得不以滿足主流政治穩定政權的需要為交換條件，所以他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建構者角色。這樣，他們的言說才能達成真正有效的言說。趙樹理的文本顯然是政治權力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烏托邦話語的復合。這一“復合”顯示了趙樹理審美文本的兩個世界一“顯在”的話語世界和“隱在”的話語世界。

二

趙樹理審美文本的話語世界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無疑常常受到“中間人意識”及其與之相對應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多重制約。筆者認為，趙樹理所表現的已被現代文化氛圍浸潤的“中間人意識”的核心是：一日對“下”——對農民進行反封建啟蒙教育，表現在作品中就是對改造農村舊風俗舊習慣以及農民“落后”思想的高度重視(例如迷信報應、好逸惡勞、自私自利、軟弱膽小怕事、保守等)。二日對“上”——從保護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對解放區中共政治權力進行規約?！袄习傩障矚g看，政治上起作用”這一

名言——正是趙樹理“中間人意識”及其自我角色定位后的通俗表達。他的所謂“老百姓喜歡看”就是對下的教育功能，“政治上起作用”就是對上的規約作用。

首先，從他的中間人立場出發，趙樹理在創作全程中重視作品對農民的教化作用，即“反封建教育”。他直言要“真正替小伙子想辦法”，因為他“究竟比小伙子多上過幾天學，能夠告小伙子說遇到了苦難‘怎么辦”。趙樹理認為通俗化“應該是‘文化和‘大眾中間的橋梁，是‘文化大眾化的主要道路，從而也可以說是‘新啟蒙運動一個組成部分一新啟蒙運動，一方面應該首先是拆除文學對大眾的障礙，另一方面是改造群眾的舊的意識，使他們接受新的世界觀。而這些離開了通俗化，就都成了空談，都成了少數‘文化人在兜圈子，再也接近不了大眾”。趙樹理極為重視文學的教育作用，并把這一觀點一直堅持到生命的終點?！皠袢苏f”就是他文學功能觀的別致表達?！靶≌f是說‘人的書，《三里灣》也是如此?！渲形屹澇傻娜?，我就把他們說得好一點；我不贊成的人，我就把他們說得壞一點?！薄八自捳f：‘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薄胺彩菍懶≌f的，都想把他們自己認為好的人寫得叫人同情，把他認為壞的人寫得叫人反對。你說這還不是勸人是干什么?!”“《三里灣》中幾個反面人物對人民起告誡作用。好人是教人學習，讓人同情-壞人要使人恨，或引以為戒?！薄巴ㄟ^什么形象來感動人，使人受到感動后思想意識上可能發生一點什么變化，是寫作者在計劃一個具體作品之前應該首先考慮的事，不見得見到了什么人什么事都有寫成文藝作品的任務?！庇袩o教育意義決定了趙樹理對題材、主題的選擇一甚至他認為，即使事情“動人”，但沒有教育意義也不要寫。寫《萬象樓》這樣的反迷信戲是因為它的“主匭有廣泛的教育意義”。有無教育意義甚至決定了趙樹理對舊戲的態度?？箲饡r期趙樹理對有關羅成、張飛等的英雄戲大加贊賞就是因為它們“在廣大群眾中還是有些鼓舞作用的”?！翱箲饡r期許多農民就是聽了羅成等英雄的戲去當八路軍的?！薄鞍寺奋娙四暝谔猩絼訂T農民參軍，那些受地主，日寇壓迫的人參加了革命”，就有看戲的影響。也許正因為如此，建國后趙樹理對舊戲依然秉持寬容、扶持的態度——不過，唯獨對“狀元戲”討伐有加?！斑@些高中皇榜的公子們都是投降于統治者，或者說是‘入伙到統治階級中去。舊社會有的窮家子弟上學讀書，大學畢了業，當了區長，還給閻錫山賣土、收稅，結果是入了統治階級的伙，不入伙，就當不了官。和他有關系的人也因為‘一人成佛、九族升天，爬上了統治階級。中狀元報仇，就是這類思想。這種思想還有一種副作用，窮小子一旦得中，有轎有馬，呼奴使婢，洞房花燭，這對今天中學畢業后，還鄉生產的青年學生們，會起極大的副作用?！本科渚売?，只是因為“狀元戲”“對今天中學畢業后還鄉生產的青年學生們，會起極大的副作用?！壁w樹理一貫強調創作主體對作品主題的積極性預設與把握，在他看來這是充分實現審美“美刺”功能的重要方面。他結合自己的創作多次談到，作家在寫作時。處世哲學要正確，思想健康，不然的話，你感到要表揚的人，恰恰不是應該表揚的；你感到要痛恨的人，又恰恰不是應該痛恨的?！皠袢擞袆駥α说臅r候，也有勸錯了的時候?！薄拔覀儗懶≌f的，想叫自己勸人勸得不出錯，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認識?！环矫嬉繉W習馬列主義，一方面要鍛煉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它和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融洽起來，簡捷地說來，就叫做政治修養?！敝档梦覀冏⒁獾氖?，趙樹理的“政治立場”并非只是一般意義上與“行政權力”相勾連的價值站位，而更多地是“中間人”身份所已經含納的不乏民主意味的“親民”、“民本”等方面的價值理性，這也是他對政治常常意欲把文學扭變為純粹服務性工具的傾向，能時時保持警惕的深層緣由所在。不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趙樹理的審美文本都可以看作是特定歷史時期知識分子話語建構與國家權力話語建構的美妙混合‘一筆者認為，他在建國前的小說創作，對此表現得更為自然、也更為熔融。比如《地板》就是這樣一部對“減租減息時候農村中一些人的傳統偏見”進行批評、“在減租減息時具有教育群眾的意義”的作品。因為“農民”這種“偏見”不利于中共動員農民而直接影響到戰爭的成敗、政權爭奪的結果。趙樹理很清楚，這種“偏見”是以在“農村習慣上誤以為出租土地也不純是剝削”的傳統思路上形成的，趙樹理就為了說明“糧食是勞力換的，不是地板換的”而創作了這篇作品。

再比如，針對農民對新政權的不信任情緒，趙樹理積極給予教育開導。他對農民中間普遍存在的對新政權不信任情緒，不僅耳熟能詳，更是憂心忡忡，每有機會他就注意對身邊的群眾進行教育?！巴粮那?，農民和地主階級的斗爭很復雜，在根據地地主雖受到民主政府的遏制，但封建的經濟基礎未變，他們仍然有地、有糧、有錢、有人，所以威風不倒。農民們對他們還是恐懼的。老趙對這些底細了如指掌，與老鄉嘮不了幾句話，就能叨住事物的本質，說出他們心中的秘密；使農民覺得老趙是他們的貼心人，對他可以無話不談?！薄皵澈罂箲鹱钇D苦的年月，有些老百姓怕‘變天，有一個老伙夫聶同志，也不相信八路軍能勝利，老聶當年走過太原，修過同蒲路，他常說：‘我就不帶聽八路軍宣傳，你們光說有辦法，攥在這山溝子里，撥火棍(意即破槍)每人還發不上一根，憑什么能勝利?!老趙不給他說什么大道理，他只就老聶贊成過的事情上說起，上下古今的打比方，后來老聶對人說：‘我就佩服老趙，能說得人情人理!”抗戰時期，根據地和游擊區農民對共產黨草草建立起來的基層政權及其有效性多有懷疑甚至不屑，“觀望”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時候成了農民面對新政權的普遍性姿態?！斑@曾經是當時一必須鞏固人民政權基礎時期一個最重大的問題?！辈唤鉀Q這一問題，新政權的統治就難以穩定。所以，要求干部深入群眾，取得普通民眾的普遍信任，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方法問題。正因為如此，解放區時期趙樹理的文學創作，顯然是別有深意的。趙樹理創作中所具有的關乎政治利害性的價值，在這樣的特殊語境中得到分外強調。

三

趙樹理當年利用文學對農民進行“反封建教育”，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戳破迷信的騙局。由于破除“迷信”直接與新政權的生存密切相關，因而得到了中共政權的提倡與幫助。創作戲曲劇本《萬象樓》便是趙樹理1941年“為了揭露敵人、教育人民”、“反迷信”的“奉命之作”。那一年，太行抗日根據地腹地黎城縣發生“離卦道”暴動。該縣“離卦道”組織在敵偽唆使下發動叛亂，攻打抗日縣政府，殺害抗日干部，并有許多不明真相的農民參加。雖然這次叛亂很快被平息，但卻給中共當局敲了警鐘，使他們認識到破除封建迷信對鞏固政權基礎的重要性?！拔耶敃r在太行區黨委宣傳部工作。領導問我能否寫反迷信的戲，我就把迷信、反迷信的材料，作了劇本的主要來源?！睔v數趙樹理建國

前從《小二黑結婚》到《田寡婦看瓜》等十幾部小說戲曲作品，“迷信”與“反迷信”沖突，或濃或淡地流貫于所有作品之中。

當年，解放區政治權力主體對“反封建”的重視，還由于封建意識的存在已嚴重影響到基層政權的良性運作。趙樹理作品中多有這樣的描寫：地主惡霸利用了農民的落后思想，對農民進行分化，收買，導致新政權仍然掌握在舊勢力手中?！芭f勢力”又以“權力”狀態分化、弱化農民的減租、土改和建立民主政權的要求?！八麄?地主——筆者注)充分地利用了農民的自私落后，”和工作干部的沒有經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独钣胁虐逶挕分小墩傻亍芬徽卤闾峁┝岁P于這一方面非常特出的描寫?！按逭嗉热贿@樣不民主，那自然要發生貪污，使得減租只是個名目?！闭驗檫@樣，周揚才有理由認為趙樹理描寫了解放區農民“為實行減租減息，為滿足民主民生的正當要求而斗爭；這個斗爭在抗戰期間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組織了中國人民抗敵的雄厚力量”。新政權對反封建予以支持的根本理由在于：“反封建”能夠有力地促進新政權盡快獲得“合法性”與“權威性”?！缎《诮Y婚》的意義便不只是僅僅謳歌了自由戀愛的勝利，而在其“謳歌新社會的勝利(只有在這種社會里，農民才能享受自由戀愛的正當權力)”。同時也正因為如此，一趙樹理對解放區政治的批評和規約意圖，輕易地獲得了容忍與默許。解放區時期和建國初期的趙樹理文本中，其“封建”的意蘊是復雜的：它不再是五四時期與個性解放、科學民主相沖突的“舊的歷史意識”，而更多是那些容易直接影響到政權建構及其有效運行的“對立物”。當權力建構需要時，“封建性”生活細節的“現實轉化”已在解放區被大大寬容。趙樹理作品錄下了一系列這樣的“歷史細節”：《小二黑結婚》中“區長的恩典”、《李有才板話》里。老秦的磕頭、《傳家寶》主人公李成娘“高興得面朝西給秀主席磕過好幾個頭”等等，這些“歷史細節”的象征意味是耐人尋味的(它似乎給人一種暗示：有助于證明新政權合法性的“封建”可視為“合理的封建”)。所以，這就出現了趙樹理闡釋歷史上的矛盾現象：既有人批評趙樹理對“封建思想意識的嚴重程度夸張得有些過分”。又有人指責他“對我們這個擁有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國家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封建主義表現，缺乏足夠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主義的強大障礙這一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最危險的敵人輕輕放過了”；趙樹理?！皩θ晒没橐霰瘎∪狈ν?，對其裝扮服飾的過分指責，就已暴露出他對農民思想中舊道德舊傳統的認同”。如果我們回到趙樹理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范疇來認識這一“矛盾”現象，我們便能夠意識到“中間人思想”及其相關身份在特定歷史時期展示自身時的尷尬與痛苦。趙樹理并非不想“兩面討好”，然而趙樹理所要兼顧的“政治”與“農民”二者之間的潛在沖突，不但無助于他在身份堅守時獲得價值理性的神圣感，而且主體在衛護已有的“中間人”知識者身份所需要的‘內心平衡也終將失去。趙樹理建國后一系列悲喜“遭遇”，正是在這樣的身份范疇和對象范疇中，贏得一份極為獨特的沉重感。

四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趙樹理不但沒有使這種面對農民的啟蒙教育轉變為權力話語的傳聲筒，而且他還自覺地時時警惕著這種危險。正是在這里，趙樹理的“中間人意識”及其身份意識得到了進一步固化。這首先表現在他并非完全按照權力政治的要求對農民進行教育，毋寧說趙樹理更多是站在儒家知識分子“民本”“親民”立場上，具體實施著對農民的“體諒”與“呵護”。比如他對《孟祥英翻身》寫作主題的修改。本來，他打算寫孟祥英是如何領導生產度荒的英雄事跡，但后來卻寫成了她是怎樣從舊勢力壓迫下解放了出來。在《劉二和與王繼圣》中，趙樹理也通過小說人物聚寶之口喊出了“啟蒙”之難：“唉，照你們這樣，一千年也翻不了身!”它滲透著知識分子話語建構的企圖。趙樹理說自己“頗懂一些魯迅筆法”，“魯迅筆法”實際上就是儒家士人的那種積極人世、干預現實的精神，是“改變他們的精神”的那種圣人情結?？梢赃@樣說，趙樹理的“教給小伙子們怎么辦”和魯迅“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都是知識者文化權力在價值引領上的重要表現。

其次，更重要的是，“儒家從甫一誕生，就是以整個社會各個階級共同的教育者和導師的身份出現的，他們認為為全民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是他們的天職。在他們眼里，即使是君主，也是受教育的對象，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君主似乎是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務”。趙樹理的問題小說，就是“把工作中的問題提出來以教育干部和群眾”，而不僅僅只是以教育農民為旨歸。這滲透了趙樹理對延安政治權力的某種規約企圖?！坝浀卯敃r就有人說過，趙樹理在作品中描繪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嚴重不純，描繪了有些基層干部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是化了裝的地主惡霸。這是趙樹理同志深入生活的發現，表現了一個作家的卓見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卻沒有指出這點，是一個不足之處?！薄盀槭裁丛谘影矔r代他看不到趙樹理作品中的這一特點呢?這種揭露根據地農村干部的陰暗面。顯然不是延安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所需要的?！备鶕w樹理的了解，當時根據地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對新的政權還摸不著底子，采取觀望的態度。一些流氓分子乘機表現積極，常常為根據地新政權里那些沒有工作經驗的同志提拔為干部(當時的村長大部分是上面委派，不是本村人)。所以當時的基礎政權中像《小二黑結婚》中的金旺、興旺這樣的干部有著相當的數量。趙樹理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等創作中，連續性地追問著解放區基層政權嚴重不純的重大問題。這顯然是站在農民立場上對新政權的一種提醒，因為政權不純首當其害的是那些貧弱的底層農民們。這些惡霸式干部必然會利用手中的權力魚肉鄉里、為非作歹。金旺、興旺是“想捆誰就捆誰”，陳小元剛當上干部就逼著鄰居當奴才。趙樹理的藝術表現堪稱觸目驚心。

其實，趙樹理對權力者的規約企圖，同樣延續到解放后的創作中?！兜怯洝穼懹?950年，本是“宣傳婚姻法”的“趕任務”之作。但是趙樹理在實際寫作中卻寄予了對權力濫用者的某種規約企圖。作者通過這篇小說試圖說明，在一個“完全新的時代，即消滅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威脅的時代”，“自由婚姻的破壞者”不僅是趙五嬸、燕燕的媽媽這樣頭腦里裝有封建思想意識的老一輩農民，更可怕的是像民事主任、王助理員這樣的鄉村權力的擁有者。其實，艾艾、小晚、燕燕、小進等青年的婚姻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村干部不給寫介紹信，區干部就不給登記，“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這個介紹信不寫!”“不服勁你去試試!”——作品惟妙惟肖地刻畫出一群“新貴”玩弄權力的丑惡嘴臉。趙樹理告訴我們，在農村中貫徹實行婚姻法的最大障礙來自于干部。趙樹理在這里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命題：如果新的政權不對自身進行純化，那么，即使是在“消滅了舊階級的新的時代”，農民的利益自主也是沒有希望的。

如上所述，既然趙樹理對新政權的規約只是一種“歷史的需要”，那么當這些“歷史的需要”不能見容于日益激進化的現實時，趙樹理的“老寫法”就是“丑化工農兵”、“污蔑解放區”了。雖然趙樹理一再辯稱這些人物落后性的根源仍然是“舊社會”，但是，依然擺脫不了日益強化的階級斗爭語境中激進者對作者寫作動機的指責。種種批判與指責說明，趙樹理基于“中間人意識”的價值立場及其言說，蘊含著對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實施否定的可能與企圖。從這點上看，建國后趙樹理不斷被否定和批判的命運，早已由他自覺選擇的文化身份所給定，他在當代的悲劇命運，也映現了具有儒家“中間人意識”的知識者的精神光輝，在特定歷史時期里饒有意味的黯淡過程。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冰心文學館]

責任編輯：邢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