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鏡像的情欲

張 赟

摘要:電影《反基督者》(Antichrist)欲圖闡述的,是一個宗教理性和自由主體性互相糾纏的故事,其實質在于探尋一種全新的擺脫宗教理性而建構真正主體性的途徑的可能,并將主體間的關系表征為一種人與人關系的殘酷的極端詩學。而這個途徑,則是無休止的、充滿隱喻的情欲鏡像。

關鍵詞:宗教理性 主體性 時空隱喻

拉斯馮特爾(Lars.von.Trier)回歸了,他攜自己的最新力作《反基督者》出現在第62屆戛納電影節上。盡管最后這部影片只撈到了一個最佳女演員獎,然而,它卻毫無疑問地給了所有的評委及觀眾無比震驚的精神經驗和絕對壓抑的視覺體驗,并且引動了一場令人不安的對人性的思考。

這是一個陰暗且令人心驚膽顫的故事,但它絕不是大眾媒介口中膚淺的恐怖片或驚悚片。它講述了一對夫婦在喪子之后的匪夷所思的變異:妻子因喪子之痛而變得惶恐狂躁,身為治療師的丈夫將她帶離寓所,來到他們森林里的小木屋,試圖在這里消除她內心的恐懼之源并撫平她精神的創傷,重回平靜的生活。然而事情卻一步步失控:妻子的恐懼越來越厲害,她一點點沖破了丈夫加之于她的理性約束,喚醒了沉睡的原始的本我,與丈夫之間的關系迅速地被打破和移位。她用情欲淹沒了丈夫的理智,并在影片的結尾以駭人的方式殘害了雙方的肉體,走向毀滅。

拉斯馮特爾選擇了尼采的一本書名作為影片名,因此它也必然關涉主體宗教理性、道德意志和主體意識的范疇。實際上,片中丈夫與妻子的關系幾乎等同于上帝與人類的關系?；蛘吒_切地說,那宗教理性與自由主體性之間的關系?？档抡J為,人類的自由必須依靠道德自律實現,上帝與宗教則是維護自律令的根本合法性基礎,故信仰上帝即是人類“合乎理性”的必然要求。 [1]而影片則是某種程度上對這一思想的反叛:宗教理性和道德律令規約下的人性并非真正自由的人性;理性世界里人與人的關系事實上是極端詩意甚至反詩意的虛偽意指——馮特爾想探討一種全新的擺脫宗教理性而建構真正主體性的途徑的可能性以及主體之間的真實關系,而這個途徑,則是無休止的、充滿隱喻的情欲。借情欲的鏡子,映照出主人公被迫尋找和獲得自我主體性的過程,并將對宗教理性的諷刺投射到更高的形而上的層面:在宗教意識形態下被洗禮的人性,是一個色厲內荏的脆弱結構,任何通過宗教與信仰求取自我的嘗試到頭來都是一場痛苦而混亂的歸于毀滅的掙扎。

因此,這部電影真正想表現的,是在所謂神性和救贖里被封印的原始本我,也是馮特爾在反基督的大名目之下尖銳指出:情欲是面鏡子,是主人公尋找主體性的鏡像,人類通過情欲反觀到的自我主體性是以怎樣的殘酷姿態降臨于自身的。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從影片時間順序和文本空間結構兩個維度,來分析并證明以上所述。

二、基于時間維度的文本分析

影片開頭的一組平行蒙太奇,敘述了孩子的死亡與父母的一場性愛。孩子從窗口跌落時,被高潮吞沒的父母的渾然不覺似乎已經頗具諷刺意味地預示了一場更為巨大的不幸。生與死的交叉對比,事實上是馮特爾對所謂宗教救贖的詰問,同時也奏響了理性與情欲開戰的序曲:如果上帝能帶給人們幸福,那么為何要以慘烈的死亡作為能往天堂之途?遠離了基督教“節制”教義的情欲,在一開始就被擺到了與宗教理性分庭抗禮的位置;與死亡對立的情欲,卻與無比旺盛的快樂與生命交扭在一起;而高潮這個意象所展現出來的強力姿態,無疑則暗示著接下來必然發生的更為劇烈的二者的糾纏。

伴隨時間的推移,丈夫將瀕臨崩潰的妻子帶離了寓所,來到他們位于森林的小木屋,試圖找到她內心的恐懼之源并拯救她。正如影片開頭的暗示,此時妻子的情況卻變得日益不可控制。在最開始,她與丈夫之間的關系還存在明顯的等級結構(上帝與信徒),這時她的情欲尚被丈夫控制在最低程度。等來到小木屋并開始實施心理治療的時候,她的情欲和丈夫的理智卻被連續闖入的可怖景象——吃掉幼鳥的鷹、半分娩的鹿、被開膛的狐貍——接二連三的刺激而崩塌,她開始無休止地向丈夫索要性愛并且開始自殘自慰,從不服從到反抗。其實這種索要從本質上看更像是尋找,是妻子在混亂與迷茫中對自我主體的訴求,早先對丈夫的服從和認同變成了對上帝降臨于自身的理性權力的反抗,于是她對既有等級關系的顛覆與對主體性的建構通過性、自殘和自慰行為達到同一。黑格爾曾說:“人以兩種方式獲得這種對自己的意識:第一是以認識的方式,他必須在內心里意識到他自己……觀照自己,形成對自己的觀念。其次,人還能過實踐的活動來達到為自己……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種頑強的疏遠性?！盵2] 對自然界的原始恐懼使得人們采用在自身烙下印記即自殘的方式將自我投射到自然中,并通過這種投射獲得對主體的復現;而女性主義話語則認為,自慰缺失了男性的參與,完全依靠女性自身給予快感和滿足,在這種男性角色缺失的條件下,女性更有可能排除男性帶來的天生的壓迫感而在生理快慰中獲得對真實的生命力的體驗。從權力關系角度而言 ,這是一種對男權話語中心(phallogocentric)地位的顛覆。[3]丈夫有男性與上帝的雙重身份,他所代表的絕對霸權在妻子的自慰下被無情地嘲笑和撕碎,于是一個奇妙的倒置出現了:妻子喚醒了主體性,而同時丈夫失去了原有身份成為完全的被動他者——丈夫最后麻木地向妻子走去,屈服于她的情欲并與之交媾,顯然是馮特爾對“反基督者”的無言注釋。

在影片的最后,妻子完全脫離了被社會化和道德化的人性,殘害了丈夫的身體。她取下一個帶螺絲釘的鐵輪,生生地鉆進了丈夫的小腿——這一段的寓意是巨大的,因為丈夫因此而失去正常行動能力,而從基督身份來說,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的腿比他的心靈更為重要,因為基督的傳道活動需要在不斷的行走中完成。因此,剝奪了丈夫的行走能力,從傳道的意義上說實際上是剝奪了丈夫與上帝同一之關系成立的某種合法性。在這里作為上帝的丈夫失敗了,反基督者的妻子獲得了雙重的勝利——不僅尋回了自身的主體性,并且殘害了丈夫的理性與肉體。

三、基于空間維度的文本分析

通過記錄兩個空間隱喻,影片表述了兩種主體性的重置和建構過程。首先,空間結構上有一個大的變換:從寓所到森林、從家到被喚作“伊甸園”的林中木屋。這里實際上暗含著第一個被轉換了的空間的隱喻:從人類的家到上帝的家。主人公們的故事在這個空間隱喻中被表征為一場慘烈的主體性之戰。丈夫的本意是在“伊甸園”里為妻子驅除內心恐懼,找回所謂的“正常身份”,這個過程同樣是對基督教里驅魔儀式的隱喻。作為驅魔人的丈夫深信能拯救妻子——以丈夫和上帝的雙重身份,但結局卻是他被迫從這雙重身份里跌落到一個完全的失敗者與受害者角色里,而作為被救贖者的妻子在最后成為在情欲中成長出來的原始人性之化身,而這一系列的身份失落及獲得都是在空間變換中完成的。這不僅是拉斯馮對于宗教的不信任,更是他在空間意義上對既有理性主體的反叛與顛覆。

另一個重要的空間隱喻是從家到小木屋的旅行,這場旅途本身和林中小屋可以被看作是?？滤缘牟町惖攸c(heteropias),它們在沒有任何確定地理標記的“無處”(nowhere)發生,并且往往暗示著對絕對話語中心的某種偏離,主體通過它們所蘊含的新的相對的經驗得以重構自我[4]?；氐接捌谋?。旅行和小木屋遠離主流生活,其漂泊不定的性質暗喻男女主人公遠離社會歸屬而即將丟失和即將重構的主體性。而事實上正是如此,在城市中心的寓所里——這里有明確的地理標志“家”,因此是一個真實的空間——他們有被社會、文化、宗教力量規訓的正常身份:心理治療師與學術研究者、丈夫與妻子、男人與女人、上帝與使徒。然而一切既定的身份與關系都被孩子的意外死亡打破,他們搬離寓所,踏上去往小木屋“伊甸園”的旅途。此處小木屋的名稱“伊甸園”則同時給它增添了多重的空間屬性而導致處于這個空間中的人更模糊的主體性。從他們踏上這段路程那刻開始,他們原有的主體身份便漸漸脫離了明確的地理標識,而是寄身于一個似天堂而非天堂,似家而非家,似醫治的而非醫治地的空間。于是丈夫與妻子的身份被重置,陌生的空間感和丟失身份的無處感讓丈夫的上帝角色被慢慢吞噬,而妻子則在與原始的野蠻的外在空間的一次次對撞中求助于甦醒的情欲,回歸最本真同時也是最陰暗的原始主體——她如同一只困獸,甚至拒絕了語言,以傷害自身的方式渴望尋回本真的自己。拉斯馮特爾對女主角的人物設定再次映證了他的意圖:妻子是個學院派式人物,在時代的主流話語里,她是最高理性和道德意志的代言人,然而也正是她,在情欲的反觀自身中拋棄了既有的主流身份,而回歸本來陰暗的主體。這是馮特爾式的諷刺,也是對人類自由主體的質疑。

四、結語

從《波浪而出》、《黑暗中的舞者》到《狗鎮》再到《反基督者》,拉斯馮特爾似乎一直糾結于人性的變異,孜孜不倦地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探尋著人性與獸性、與神性之間的界限。在他看來,三者間的區別似乎是微妙而模糊的。就好像他自己說的:“信不信上帝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我嘗試著相信他,但是從歷史上看,發明宗教的是人類自己,創造神跡的是人類自己,讓世界變成今天這個模樣的也是人類而不是上帝?！彼淖藨B似乎讓我們看到處于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人性的無能,當個體處于一張由各種社會文化關系結成的大網里的時候,其能動性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蛏钥鋸堻c說,在道德意志約束之下所謂的自由只是主體的被閹割形態;而脫盡高尚的意識形態罩衣后的人與人的關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種空洞的、殘酷的詩學。丹麥鬼才拉斯馮特爾通過反基督者的意指,完成了又一場關于情欲與暴力的記錄,一場人性與神性互相糾纏奮力在彼此反抗中尋找主體意義的表演。

注釋:

[1]《實踐理性批判》導言,康德著,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

[2]《美學》第一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2,38-39。

[3]《文化研究導論》,阿雷恩·鮑爾德溫等著,陶東風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1。

[4]《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碌戎?包亞明編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1-22。

作者:

張赟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2008級文藝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