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地域文學研究中的文化視野建構

李永東

俗話說,“少不入川,老不入廣”。照理,重慶也當屬“少不入之地”。尚有資格填報“青年基金項目”的我,出生、成長于廣東和重慶之間的湖南,竟有意違背祖訓,不是選擇南下,而是拖家帶口,定居重慶。吾輩既已加入重慶“市籍”,就應在研究領域早日與“重慶”接軌。結合地方情形和專業所長,40年代重慶地域文學研究,成為了我想要親密接觸的首選對象。然而,初次打交道,就產生了“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感觸,顯得手足無措。為何?

是不是40年代重慶文學的地域特性不鮮明呢?

或許是。比如,要在《雅舍小品》、《四世同堂》、《寒夜》與重慶的地域文化之間建立觀念聯絡,確實讓人犯難,不知該從何處入手。但是,這種情況在其他文化區域同樣存在。盡管我和丁玲、殘雪、閻真都是湖南人,我仍然覺得難以言說他們的創作與湘楚文化的關系這樣的話題。

或許并非如此。丹納所說的“精神文明的產物和動植物界的產物一樣,只能用各自的環境來解釋”[1],盡管看法過于絕對,仍不失為精辟之論。我們如果把40年代重慶文學置于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格局中,把它與北京、上海、湖南等區域空間的文學進行比較,其獨特的風貌是顯而易見的。在整體風貌上,現代北京文學的面孔嚴肅,上海的“輕文學”、“軟文學”非常發達,重慶的抗戰文學風格直率、陰郁悲憤。就其喜劇性的一面來說,現代北京文學表現為不失莊嚴、無傷大雅的幽默,上海文壇彌漫的是一股戲謔調侃的風氣,重慶的抗戰文學則對大后方統治的腐敗混亂進行了尖銳的諷刺。這種重慶風貌,如果不是地域因素和時代精神氣候造成的,那么,還會有比這更合理的解釋嗎?因此,我認為重慶地域文學研究遭遇的困境,主要不是文學地域特性的稀薄或缺失所致。

目前,重慶現當代地域文學研究并不是毫無建樹。實際上,李怡、郝明工、冉易光等學者在這方面已竟篳路藍縷之功。李怡先生的《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兩部著作,可以算是當前重慶地域文學研究中的翹楚之作。不過,李怡先生似乎無意于單獨建構重慶的地域文學體系,而是持一貫的巴、蜀合論思路,且著重于蜀,表現出一個學者的“明智”。就采取地域文化角度研究重慶文學的相關成果來看,總體狀況是不盡如人意的。我們看到太多的著述停留在梳理作品中的山水風光、建筑風格、飲食天氣、蒼蠅蚊子等敘事內容。這些內容當然具有地域特色,只是諸類因素屬于地域文化的表層,恐怕也沒有很大必要為此做一番歸納分類,沒有必要費一番功夫在地域與文學之間進行簡單比附。嚴家炎先生對劉勰《文心雕龍》和丹納《英國文學史》有關文學地域性論述的評判,同樣適合用來評價當前重慶地域文學的研究現狀:“可惜的是,他們對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過分集中在山川、氣候、物產之類自然條件上,而對構成人文環境的諸般因素則相對忽視,這就可能流于機械和膚淺,不易說明地域對文學影響的那些復雜、深刻的方面。自然條件對人和文學當然有重大的意義,尤其在初民時代。但是,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僅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例如該地區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關系、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語言鄉音等;而且越到后來,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盵2]確實,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對重慶的“人文環境”過于忽略。有些研究者也從“人文”角度來打量重慶的文學風貌和傳媒體系,但又往往未能從文化的角度給出“地域性”的解讀。無論是前一種狀況還是后一種情形,都與重慶地域文化視野建構的癥結有關。

研究地域文學,采取是地域文化視角。從地域文化角度研究重慶文學,就已經預設了一套成熟的可供參照的地域文化理論體系。而重慶地域文化的研究還處于初步厘清階段,缺乏系統深入的建構,還沒有形成穩定的理論體系,甚至重慶文化的主導層面是什么?到底是陪都文化、碼頭文化還是三峽文化?它的基本特質有哪些方面?這些問題都還處于爭論當中。在這種情況下,要從“地域文化”角度來統觀重慶文學,就往往容易讓人感到迷惘,不知從何入手,不知是否言之成理。由此,也部分地造成了重慶文學在研究界被冷落的情形。比如,近十多年學界對張恨水的研究,就基本上沒有涉及到張恨水的創作與重慶地域文化之間的關系,張恨水小說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包含了學術界對陪都文學和重慶語境的雙重輕慢。這種情形,在對其他作家重慶書寫的研究中,同樣存在。鑒于此,重慶,目前就顯得非常迫切。

地域文化視野的建構,首先牽涉了命名。1997年,重慶直轄,作為中國年輕的直轄市,重慶需要像上海等大都市一樣,建構自己的文化形象,提高城市的品位,擴大城市的影響,這是現代城市發展需要遵循的策略。為了體現重慶歷史的厚積感以及與其它地域文化(如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等)的對稱感,重慶打出了“巴渝文化”的招牌。這是一個富有意味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還處于建構中,還需要得到市內外學者的認同,質疑的聲音仍然存在,王定天就情緒化地主張“巴渝文化”應該緩行。[3] 而且,“巴渝文化”概念本身也充滿了歧義。首先,“巴渝文化”內涵外延的界定就涉及到起源、地域、民族等問題?！鞍陀逦幕钡拿呀涱A設了以富有歷史縱深感的“巴文化”作為其源頭和早期階段。但是,問題也隨之出現:“所謂的巴文化是指巴族的文化呢?或是指巴國的文化、或是指巴地的文化?”[4] 在“巴渝文化”這個概念中,“巴”與“渝”的聯結,已確定了它是在“巴地”、“巴國”的基礎了繁衍而來,即今天以重慶為中心的區域文化。實際上,由于“巴人”分布和遷徙的情況發展,造成了“巴地”與“巴國”的空間領域相距巨大。不過,重慶作為總體格局的中心,卻是已取得公認的事實。對于甘居“巴文化”后裔的“巴渝文化”來說,最為難堪的歷史事實是:公元前3l6年,秦滅巴,“巴人”大部分遷移到鄂東和湘西等地,留下的逐漸被漢族同化,其文化由于滅國置郡和主體更替,應該是出現斷裂。那么,把“巴渝文化”與“巴文化”對接,就陷入了“名正”而“言不順”尷尬。其次,二十世紀之前,名重一時的全國性文化藝術名家和傳誦四方的經典文本,在重慶的歷史上寥若晨星?！暗赜蛭幕笔菤v史的積淀,人文大師的精神遺產往往成為闡述地域文化的范型和核心,如在湖湘文化的建構中,屈原、曾國藩、毛澤東、沈從文、周立波、韓少功等文化名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產品,就成了湖湘文化體系的主要表征和載體。人文大師的匱乏,似乎使得“巴渝文化”的闡釋難以找到主干材料。再次,“巴渝文化”作為貫穿古今的重慶地域文化的概念,一方面,其內涵固然在不斷地發展豐富,另一方面,其核心品格必須具有延續性,否則,此概念就難以統領古今了。古代社會、抗戰時期、建國以來這三個時期,“巴渝文化”的核心觀念是否一致?即使一致,這些核心觀念對于三個時期文化藝術作品和社會文化風尚的闡釋,是否都具有顯著效力?學術界在使用“巴渝文化”闡釋學術問題時,難以得心應手,或許與這些的疑問有一定關系,也與“巴渝文化”概念從“巴蜀文化”家族中獨立出來,另立門戶不久有關系。

我們就發現,一方面,新聞媒介和宣傳部門熱衷于把各種事件和城市生活貼上“巴渝文化”的標簽;另一方面,“巴渝文化”概念暫時不能在各個學科領域暢行無阻?？脊艑W、歷史學因為能夠在“巴文化”與“巴渝文化”之間劃等號,故顯得得心應手。新聞傳媒在使用“巴渝文化”概念時,因為停留在名詞表面或無意追求概念意義的邊界,也不存在言說的障礙。2006年12月初,重慶人文精神研討會舉行,市社科院公布了近一年來重慶人文精神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重慶人文精神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當代重慶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是:堅毅自強,敢沖敢闖,重信好義,兼容開放。應該說,“重慶人文精神”基本內涵的提煉和闡釋,對于解讀當下重慶是富有效力的。但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于試圖從地域文化角度探討重慶文學的學者來說,卻經常如入迷途,陷入“闡釋重慶的焦慮”。

目前,在所有研究領域中統一使用“巴渝文化”概念的時機還不成熟,于是,學術界就采取分路出擊的辦法,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概念。關于重慶地域文化的探討,碼頭文化是一種說法,但是這種文化在國家體制強化和市場經濟體制沖擊下已明顯式微,不足以貫穿古今。紅巖文化是另一種說法。只是把紅巖文化套到虹影、張者等當代作家以及陪都文學身上,顯得差強人意。我們不能因為意識形態的考慮,只看到抗戰時期重慶“紅色”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陪都”的一面,也不能因為《紅巖》是重慶的驕傲就以點帶面。值得關注的倒是有些學者從“陪都”角度來闡釋40年代的大后方文學,如郝明工就對此做出了系統而扎實的探究。不過,郝明工似乎無意于從“文化”的視角整合陪都文學,在他的研究中,“陪都”概念似乎與“戰時”靠得緊些,與“文化”疏遠些。而且,在有關“陪都重慶”的表述中,“重慶”的地域文化特征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闡述。其實,要在“陪都”與“重慶”兩個概念之間進行文化上的置換,是有很大風險的。重慶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積淀下來的,而陪都文化是戰時的特殊文化景觀,其主角不是戰前的重慶人,而是戰爭移民,下江人居多。戰爭移民帶來了移民文化。重慶文化、移民文化與陪都地位、戰爭語境的碰撞交流的產物,才是陪都文化的復雜內涵。對陪都文化的闡釋,需要對這幾個方面的碰撞融合做出細致深入的考辨,才能確立其具體性質和特征,否則,概念容易停留在“名詞”的層面。陪都文化是古今延續的重慶文化的變異形態。如果說,這種文化形態一直持續下來,那么,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重慶文化的代名詞了,問題是抗戰勝利后,陪都的地位相繼失去,移民基本上離開了這個城市。陪都文化的根基也就被抽空了。因此,從“陪都”做出的相關論述,有很大的局限性。

雖然如此,對于重慶現當代文學研究來說,我認為,“陪都文化”仍然不失為一個可取的概念。這樣說的理由是:其一,在抗戰之前,重慶的本土文學園地是比較冷清的,正是陪都時期,重慶才突然躋身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心,抗戰結束,重慶文學的喧鬧景象也就成了明日黃花。至今,戰時八年文學仍是重慶文學的絕大一塊版圖。其二,陪都文化部分的已經構成了重慶文化肌理,文化的持續性仍在發揮作用,尤其是重慶直轄后,重慶的大都市地位得以確立,與陪都時期遙向呼應。

我們姑且不論“陪都文化”概念是否適合指稱19世紀40年代以來的重慶文化,至少,陪都文化目前是研究戰時重慶文學的最佳概念?，F在我們要做的是如何使“陪都文化”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得以充實化和清晰化。我們需要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來確立“陪都文化”概念。在縱向梳理上,需要考辨陪都時期為重慶地域文化輸入了那些新的精神和特質?那些品格至今仍然保留下來了?這是研究重慶地域文化需要厘清的問題,但似乎沒有學者為我們提供相關結論?，F在的重慶人追求時尚、崇尚消費以及女性觀念的開放等方面,是否與陪都遺風有關系呢?在縱向辨析上,我們在探討陪都文化時,視野應不僅局限于重慶或四川。任何文化的闡釋,都預設了參照系,我們不把文化(或文學)的研究放在一個時空的坐標系中,一種文化的特性是難以說明白的。當談論戰時重慶文化或陪都文化時,不僅僅需要比較巴和蜀、重慶和成都的異同,戰時的貴陽、昆明、桂林的文化語境和形態也是重要的參照系,如果不把重慶與這些戰時文化中心城市相比較,陪都文化的特性是難以闡釋清楚的,是沒有很大說服力的。而且,上海、北京、南京的期刊、出版社、好萊塢電影以及下江人的涌入,所帶來的都市文化和娛樂方式,以何種方式被保留和改造,也是需要甄別的?？傊?只有在縱橫向的比較中,陪都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才能清晰化,在文學研究中才會具有較大的闡釋效力。

由上面“陪都文化”內涵外延清理方式的思考,我這個“外來者”,同時想到重慶地域文學研究又一重局限,那就是固步自封的傾向。我們重慶的學者習慣于在巴蜀格局中談重慶文化,這種“內部討論”的態勢,當然難以把重慶地域文學的研究引向全國。我們應該有李怡先生那樣的學術胸襟和視野,在全球化背景和中國文化系統中來討論巴蜀文化或重慶文學。我們應該把重慶文化和文學置于中國現當代文化和文學的多維互動空間來討論,把重慶地域文學研究變成全國性的事件。舉例來說,張恨水在重慶生活了八年,創作了那么多作品,然而,張恨水研究界嚴重地忽略了重慶語境,如果重慶的學者從北京、上海、重慶、安徽等不同文化語境以及讀者群體的差異,來探討張恨水作品的審美文化特質和風格流變,我們的研究就進入了全國性的視野,也使得全國的張恨水研究者不得不關注重慶語境中的張恨水創作。換句話說,我們把張恨水創作以文化比較的方式拋出去的同時,也就把重慶地域文化視野推到了全國張恨水研究者的面前,從而喚起異地學者研究重慶語境下張恨水創作的熱情。在敞開與引進的交互作用下,重慶地域文學研究才能擺脫重慶人唱獨角戲的尷尬,走向開放深入。

文化的概念及其內涵外延在于建構,上海的“海派文化”形象,就是上海市政府、上海學術界和新聞傳媒在30年代充滿惡意的“海派”概念的基礎上,通過闡釋,重新建構起來的。文學既是文化的體現,也是文化的產物。我們不妨從具體作家作品出發,在地域文化與重慶文學之間作些實際的基礎工作。再就是不妨從外圍入手做一些文學的文化研究工作,如研究作家筆下的重慶形象,考察戰時移民作家創作的嬗變與重慶地域文化的關系,重慶的好萊塢電影與上海好萊塢電影的差異,等等,對于建構重慶文化視野,都是有意義的工作。

注釋:

[1][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第9頁。

[2]嚴家炎:《總序》,見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頁。

[3]王定天:《“巴渝文化”應該緩行》,《四川文學》,2007(5):44-49頁。

[4]管維良:《巴文化及其功能淺說》,見《巴渝文化(第三輯)》,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54頁。

[責任編輯吳佳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