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一種基礎的職業

梁文道

芬蘭的義務教育是一個奇跡。從2000年開始,芬蘭總是在“國際學生評量計劃”里名列前茅;更令人吃驚、艷羨甚至恐懼的,是他們的學生還在不斷進步,評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說其他項目,光看閱讀:根據統計,41%的芬蘭中學生最常干的休閑活動是閱讀。這些孩子的閱讀能力又怎能不高呢?為什么芬蘭的教育這么厲害?

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謎題,所以每年都有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涌至芬蘭取經。然后他們發現,原來芬蘭的秘訣之一在于教師。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區難以想象的。據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最向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老師,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優勝于國家元首。而且他們的老師都像學者,幾乎全部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暑假的時候還要上大學繼續進修。如果一個老師干了幾年就辭職,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師自己就是喜好學習并且擅長學習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教出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后來進了企業,變身成為高薪人士。芬蘭的大公司最喜歡聘請教師,理由是能當老師的年輕人一定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如果一個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奮發學習的人,就是未來知識時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國一定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我們也有一大批好學之士。和注重基礎教師的芬蘭模式不同,“中國模式”強調“學習型官僚”。你現在去各大專院校的研究所點名,會發現登記冊里沒有幾個中小學老師,倒是有不少在職官員,他們全都很踴躍地攻讀著碩士博士,頗有學政合一的古風。

芬蘭教育以國際視野聞名,小學開始學英語,中學再加一門第二外語。他們還把全球的信息與知識自然地融入課程,例如在小學的數學課里要孩子計算各國摩天大樓的高度,在初中社會科學的課堂上請孩子模擬演出聯合國的工作情況,使他們懂得從不同國家的視角了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教育部有種特別補助,盡量讓年輕人有出國游學的機會。當地一位官員解釋,其實“在北歐,你已經找不到沒出過國的中學生了”。相對地,在我們的“中國模式”下,你則很難找到沒出過國的官員。1999年,兩會代表開始關注中國干部公費出國何以花了兩千億元人民幣;到了2007年,兩會代表持續關注干部出國的總開支怎么會漸漸跳到三千億元。財政部的數字顯示,2007年中國政府的教育經費大約是六千多億人民幣,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4.1%。我手上一時沒有2007年中國公務員吃喝、公車和出國的開銷統計,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時候,這筆錢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七千億元人民幣。如果把這個賬目也看成是種教育開支,那么我們的學習風氣就算贏不過芬蘭,至少也叫做各擅勝場。

四川和重慶一階段都有教師醞釀罷教,因為他們不滿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個喪失尊嚴的地步,甚至連糊口也很困難。本來依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該不低于當地公務員,但是不知道為什么,這些憤怒的教師一個月卻只有一千甚至幾百塊的收入,難道這就是四川和重慶公務員的薪資水平嗎?抑或這是學習型社會之“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證呢?

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并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很奇怪,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當寶,但為什么有些事件都顯示出了相反的訊息呢?先有一場震垮學校的地震,接著是一堆叫嬰兒患上腎結石的奶粉,莫非我們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們自己的長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傳說中的那條“銜尾蛇”(ouroboros),他太過饑餓,不惜從尾端開始吞吃自己;嘴巴叼著尾巴,形成了一個圓圈,乃西方秘學的著名符號。這個符號有很多層意思,其中一層是: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