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白卷”

王爾齡

白振奎、陳婧兩先生撰寫的《魯迅為青年開書目緣何交“白卷”》(刊于《世紀》2009年第4期)，頗有見道之言，但以魯迅于1925年2月應《京報》副刊之請填寫《青年必讀書》而未開列書目，就說他“交了白卷”，愚以為未見允當。無論按照它的本來意義還是依循它的比喻意義看，似乎都不能認定他所交的是“白卷”；因為他已就“必讀書”申述了自己的意見，并非不著一字，或者不著邊際亂說一通，倘以“白卷”目之，得無冤乎?

魯迅當年在填寫的表格上先寫了“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又在附注欄申述了理由(或曰原因)。這在白、陳兩位的文章里已經全引，自不必多引。其要點在于主張“少——或者競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他的意見不斷地遭到誤解，白、陳的文章里也作了許多回答，足以啟人之思。而“白卷”說亦未嘗不是一種誤解。

就魯迅的這一見解本身而言，我們應當讓它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上來觀察?！拔逅摹鼻昂笾幕?，倘是接觸新學的新人物，舊學根柢都很好，年長者如嚴復、俞明震、辜鴻銘，年輕的如郭沫若、郁達夫、聞一多，盡皆如此，舉不勝舉，年歲介于兩者之間的魯迅，對新學與舊學的感受尤甚，他從自身及同時代人的經驗中悟及啟蒙的重要，“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略近于嚴復所說的“啟民智”，而“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亦非虛話，有他自己在紹興會館居住的年月抄古碑、校古書“應對苦悶時的經歷可證。作為舊學有根柢、新學得門徑的文化名人，他的這一番話并非故作驚人之論，意在表明他從不久前的經驗中獲致讀書主張：讀切近于今而不讀悠遠往古之書。

魯迅亦非終其一生未開書單，他在1930年為許世瑛開過一份書目，全是中國古籍。許世瑛是許壽裳的長子，魯迅應知交許壽裳之請而寫下來的，每種書都附注閱讀注意點，包括取舍的意見；但他是給進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許世瑛開的，雖不龐雜，大學四年仍難讀完，但于專治中國古代文學是有實用價值的，自不能認定非此專業的青年同樣適用，因而不能看作與《青年必讀書》的論述相左。

本欄責任編輯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