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組織重構與鄉村社會變遷——以一九四九年山東省莒南縣合作社的整理改造為中心＊

魏本權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歷史性轉變，意味著“革命的中國”向“建設的中國”的轉折。1949年前后，承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資源，各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工作迅即展開，以重構新的社會經濟秩序。雖然新民主主義建設在短短的7年內即告終結，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取代，但中國鄉村發生的變化確是翻天覆地的。鄉村合作組織的重構意味著鄉村社會經濟秩序、民眾心態、國家—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動。本文以1949年4月至6月魯中南濱海區莒南縣如何整理與改造合作社為個案，通過合作社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舊合作政策的轉變，探討整理改造前后的合作社、基層政權、民眾之間的關系變動，考察中國共產黨如何重構新的合作組織和社會經濟秩序。這同時也可以視為理解新中國成立前后“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建設”的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一個視角。

一、中國共產黨合作政策的轉變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經濟建設被賦予極其重要的地位，合作社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合作社經濟的共同認識。

早在大革命時期，農民合作社組織問題已經得到共產黨人的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討論組織合作社的決議與宣言，是1925年5月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農村合作運動決議案。①賴建誠：《近代中國的合作經濟運動：1912—1949》，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第165頁。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關于農村合作社問題決議案就信用、販賣、消費、利用、生產合作社的功能作了說明。合作社與工農運動相互結合是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合作政策的基本特征。合作社與工會、農會一樣，是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進行國民革命的有力組織。因此，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雹凇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41頁。

土地革命時期，合作社在蘇區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紅色割據”狀態下，利用合作社以增加商品流通、發展蘇區貿易，是土地革命時期合作政策的基本特點?！皩嵭泻献魃邕\動，首先就是販賣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雹邸吨醒胝尉株P于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1930年6月），《中國供銷合作社史料選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第9頁。1931年12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關于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的決議》，是中國蘇維埃政權建立后，以條例形式明確合作組織的目的與運作方式之“母法”。④賴建誠：《近代中國的合作經濟運動：1912—1949》，第165頁。此后直至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合作運動的基本路線大致承襲下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合作運動的政策日漸成熟，發展邊區（根據地）經濟，服務抗日戰爭，保障軍民生活，構成抗日戰爭時期合作政策的基本方向。1940年1月，毛澤東認為“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頁。，與國營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富農經濟一起構成當時中國的內部經濟關系?！拔覀兊慕洕切旅裰髦髁x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頁。，是包含了從變工隊、扎工隊以至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毫無疑問，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經濟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構成新民主主義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翼。

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逐步勝利使合作社的發展走向新的歷史拐點，“立即從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的時代主題凸顯出來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第1頁。。自194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等都對新民主主義條件下的合作社作了新的理論思考和制度設計，對合作社的性質、功能與任務進行新的定位與思考，力圖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框架下，通過合作社實現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轉變，從而形成了合作社發展的新的方針政策，以使合作社適應新民主主義建設并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趨勢。這不僅體現為在農業生產合作領域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實現農業的集體化，也體現為在農村流通領域通過建立供銷合作社體系重構鄉村商業的制度設計。

1948年9月，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中，強調了合作社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把合作社的歷史任務和歷史作用界定為：“消滅投機商業，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勝利前進的最重要的工具”；新民主主義與舊資本主義“在這種經濟上的和平競爭中，合作社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工具”；此外，合作社還具有組織、提高并最終改造小生產成為大生產的歷史任務?？傊?，“與投機資本斗爭，與舊資本主義成分斗爭，并組織小生產最后在極廣大范圍內徹底改造小生產成為大生產，這就是合作社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下的客觀歷史作用?！弊鳛樽呦蛏鐣髁x的橋梁，新合作社扮演著重構新的鄉村經濟秩序的角色?！皼]有合作社，無產階級就不能在經濟上領導農民，不能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這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是一個帶決定性的問題”。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第8、21頁。

鑒于合作社在國民經濟建設以及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地位與作用，劉少奇提出了組織及改造合作社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構成1949年解放區合作社整理改造的理論基礎。（1）改造現有的合作社。應該由上而下然后由下而上地去組織及改造現有的合作社，“過去已組織的合作社，亦必須依照總社章程改組和改變營業方式，否則亦不得加入合作社聯合社，并須取消合作社這個名稱”，明確提出了對解放區原有合作社進行改造的歷史任務。（2）為社員服務。合作社唯一的任務就是在經濟上為社員服務，即供給社員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3）合作社不應以盈利為目的，而以向社員高買賤賣為目的，這就可以而且應該不分紅利給社員，入社金額應該不高，還應該一律。這樣在合作社目標與具體制度設計上有別于經典合作原則，將合作社商業與投機商人、普通商人區別開來。（4）合作社對社員必須做到高買賤賣，這是合作社存在并得以發展的基礎。這些全新的合作理念與制度設計不僅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初供銷合作事業發展的理論基礎，也成為對老解放區原有合作社進行整理改造的基本原則。

上述合作原則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合作政策的根本性轉變，在隨后黨的一系列戰略決策中也體現出來。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合作社經濟作為“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手段加以強調。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2頁。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合作社經濟的地位、性質作出明確規定：“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敝链?，從1948年9月劉少奇提出“合作社的新方針”，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再到9月的《共同綱領》，解決了合作社經濟從戰時狀態向適應全國經濟建設方向轉變的一系列基本問題。③參見李玉敏：《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合作社經濟政策比較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77頁。

1948年9月劉少奇闡述新民主主義經濟與合作社時提出的發展合作社的方針，在1950年6月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為全國合作社工作者代表會議起草的工作報告中，被譽為“合作社的新方針”?！昂献魃绲男路结槨币砸惶兹碌暮献髡呷〈夥艆^原有合作社的運行邏輯，體現為高買賤賣（高收低售）、取消盈利、平等股金、廢除分紅、為社員服務、以供銷取代生產等基本特征。從1949年初起，“合作社的新方針”開始在各解放區得到貫徹與實行，各解放區原有合作社的整理與改造隨即拉開帷幕。

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魯中南濱海區合作社的發展及其不足

魯中南區是山東革命根據地的戰略中心，包括魯中、魯南、濱海等革命根據地，處于隴海鐵路以北、津浦鐵路以東、膠濟鐵路以南的廣大地區，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山東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主要根據地。位于魯東南地區的濱?？谷崭鶕睾徒夥艆^，西界沂河，東濱黃海，南起隴海鐵路，北抵膠濟鐵路，包括日照、莒縣、莒南、臨沭、竹庭、郯城、臨沂及濰坊的諸城、五蓮、高密一帶，是抗日戰爭時期山東五大戰略區之一，根據地各項建設事業亦走在全省前列。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積累與發展，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事業獲得很大發展。1940年8月7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前身——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將“發展合作事業”列入《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①山東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山東省檔案館：《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1輯，1985年，第12頁。，合作事業在戰爭間隙開始成長起來，到1941年底，山東抗日根據地合作社已發展到1439個②山東省地方史志編輯委員會：《山東省志·供銷合作社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頁。。濱海區合作社事業在1941至1942年間開始初步萌芽，莒南、日照、臨沭三縣發展合作社66處，股金86700元③此處所引文獻中的股金幣值，指濱海區當時通行的北海幣。1948年12月，北海銀行與華北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組成中國人民銀行后，山東解放區的貨幣遂為人民幣取代。，社員1950人，其中莒南一縣即占3/4。1943年起，濱海區合作事業進入發展時期，1944年，全區有合作社377個，社員82110人，股金541.5萬元，主要散布在莒南、莒縣、日照、竹庭、臨沭及濱北的少部分地區。1947年，合作社發展到1507個，股金1208228884元（莒南、莒縣、日照三縣），社員增加到177255人。到1948年底，由于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和1948年春荒影響，濱海區合作社數量降至830個，但股金增至2712917500元。

濱海解放區建立起來的合作社經濟，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全面構建新民主主義經濟、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下，在從“戰時的、農村的”歷史背景走向“城市領導鄉村”的新的歷史時期，原有合作社的缺陷與不足使其難以按照既有路徑發展下去。

首先，根據地建立起來的合作社經濟，必然體現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具有強烈的戰時特征?！拔覀兘裉焖幍沫h境，依然是戰時的、農村的”④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頁。，這就決定了合作社經濟只能是服務于革命戰爭與戰時經濟建設?？谷諔馉帟r期，合作社組織是“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堡壘”，“與日寇作經濟斗爭的武器”，建立合作社是解決軍民日常生活用品困難的有效辦法。⑤山東省地方史志編輯委員會：《山東省志·供銷合作社志》，第4頁。國共內戰時期，合作社在解放區依然發揮著保障軍民供給、服務戰爭全局的功能。

其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合作社的性質、任務與功能各不相同，其中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各不一致。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山東根據地，“那時合作社多數是抗協及上層人物組織的，股金是完全攤派的，入股的戶數極不普遍，只是地主富農及投機商人，因此是少數把持，或個別干部包辦的，在經營業務上不是為群眾服務的，而是為政府干部服務的，……完全是投機貿易性質，很少做到為勞苦群眾生產服務，所以一般群眾對合作社毫不關心，不感興趣，對自己出的股金認為是一種負擔，或者說是一種賠錢，因此合作社是沒有群眾基礎的”。少數把持、干部包辦、服務上層、股金攤派、缺乏群眾基礎造成合作社“百分之九十的垮了臺”。從1943年起，濱海根據地采取“組織一個、鞏固一個”、“培養典型，創造經驗”的方法，以扶持群眾紡織生產為主的方式推進合作社的發展?！按藭r合作社的股金名義上是動員自愿，而實際上大部分社有些是攤派方式，……有些合作社是群眾自己所掌握的，為群眾服務的，但不會經營多數是賠本的，而小商人富農所掌握的合作社，大多數專做投機買賣的，單純為賺錢，脫離群眾?！雹佟遏斨心蠟I海區合作事業歷年來總結》，山東省檔案館G018-01-13?？梢?，投機賺錢、攤派股金、紡織生產合作為主構成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疤貏e是合作社的領導成分，成為當時一個嚴重問題?！庇尚〉刂骱托∩倘私M織的合作社，要么“表示自己參加‘抗戰’，而非真心來為群眾服務”，要么“騙取政府貸款，利用合作社的招牌經營投機貿易”②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第71頁。。1945年后經過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濱海解放區合作社大大發展起來，但同樣“內中問題很多，仍是不鞏固的，特別是以斗爭果實成立的合作社群眾更不擁護……社干思想非?；靵y，群眾賒賬抽股，結果合作社來了個大垮臺”③《魯中南濱海區合作事業歷年來總結》，山東省檔案館G018-01-13。?？梢?，1948年之前，濱海根據地的合作社并沒有一以貫之的合作方針，合作社是戰爭狀態下的特殊產物，各個時期所展現出的合作社與民眾、政府與合作社的關系也各不相同。

第三，革命戰爭時期的合作社，有著一套獨特的運行邏輯，具體表現為投機、盈利、商人地富主導、股金不等、分紅、群眾與社員界限模糊等特征。在業務經營方面，“不是抱著減輕中間剝削的觀點，而是營利分紅為目的”。合作社質量不高，“有些畸形發展，如二三個商人合伙經營，或一個榮譽軍人看著幾盒煙、幾斤酒，也都叫合作社，另外還有的一個村好幾處合作社，互相競爭，鬧不團結，業務重復，資金分散，經營無力，人員開支浪費”。合作社方針不明確，籠統地為群眾服務難以界定社員與非社員的區別。被視為國營經濟補充的合作社，“自1946年至1948年合作社與國營經濟脫節很嚴重，對國營經濟的領導作用認識不明確，甚至形成對立，……合作社走向投機營利轉為分紅為目的，因此走向各自為政，互相競爭，競賽分紅，甚至違反政府法令也不限制，完全走了舊民主主義的道路?！雹堋遏斨心蠟I海區合作事業歷年來總結》，山東省檔案館G018-01-13。莒南縣路鎮區永興合作社，“在業務經營上，強調營利扎根好在群眾中建立信仰，群眾也認為多分紅，就是合作社，由這兩方面促成投機營利的舊資本主義，以營利分紅為群眾服務的主要標識?！雹荨盾炷峡h路鎮東南部永興合作社整理改造過程總結》（1949年8月），臨沂市檔案館4-1-72。

顯然，濱海解放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展起來的以投機盈利、商人地富主導、股金不等、分紅、群眾與社員界限模糊等為基本特征的舊合作社，與1948年下半年提出的“合作社的新方針”大相徑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勝利、時代主題從革命轉向建設的歷史背景下，舊合作社的整理改造已經勢在必行。

三、一九四九年魯中南濱海區莒南縣合作社的整理改造

1949年3月，魯中南行署召開合作會議，會議認真學習了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與合作社》講話，傳達了省合作社干部會議精神，提出了整理改造舊社、組織發展新社的目標任務。會后，魯中南行署抽調各縣實業科、推進社的合作干部38名，組成合作工作隊，選擇莒南縣路鎮區為基點，確定對東南部永興社、東赤石溝社、北石橋社按照新方針整理改造。自4月起，合作工作隊陸續進駐各個基點，展開貫徹新的合作方針、整理改造舊合作社的各項工作。到1949年6月，各個基點的整理改造工作基本結束。整理改造大致經歷了思想動員、高收低售、廢除分紅與平等股金幾個階段。以下將對這一歷史進程加以考察，以深入理解國家如何建構新的國家—民眾關系，實現經濟秩序的重構。

（一）宣傳教育：思想動員

舊合作社的整理與改造，首先從思想動員開始，即灌輸新的合作政策，宣傳新民主主義經濟與合作社的關系，將新的合作理念灌輸到村干部、社干部與社員中去，消除合作運動發展中的投機、營利、分紅思想，明確合作社的性質、目標與任務，重新建構國家與民眾的關系，為廢除分紅、平等股金進行宣傳教育。思想動員使各個階層初步認同了新的合作原則，消除了社干部、社員執行新方針的顧慮，對合作社的認識有了新的轉變?！叭鐤|南部村支委會，反復學習新方針便了解合作社是給社會主義打下基礎的，目前就要開始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合作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參加黨最盼望的一天（孫希安），這次才方知道合作社是推動社會前進的，認識沒有合作社，新民主主義不會成功的（小組長），學習后明白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橋梁就是組織合作社（趙守祿），現在大城市由我們掌握，新社會很快就要成功的（紀桂堂），新方針越快越好（柏林三），抗戰八年沒看見社會變樣，變了樣死了也甘心，從今后要變樣了（趙守祿）。合作社真正為社員服務，也必須實行高收低售，才能減少中間剝削，社員與非社員要分開去看待，這樣才能刺激非社員入股，擴大合作社（王長迎）?！雹佟读匚瘜Ｊ鸷献鞴ぷ麝牫醪焦ぷ骺偨Y》（1949年6月20日），臨沂市檔案館4-1-70-1。在東赤溝村，“由支委會學習新方針兩晚上，新民主主義與合作社文件全搬下去，第一次傳達學習的收效，談一段解釋一遍，都感到很好?！雹凇盾炷峡h路鎮區東赤石溝合作社貫徹新方針的介紹》（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1-2?？梢?，在社員心目中，合作社與新的社會建設是緊密相連的，美好的憧憬可經由合作社而實現。

（二）高收低售：利益導引

思想動員并不能給予社員實際的經濟利益，在思想動員的基礎上，通過經濟利益的導引，進而實現民眾對新的合作原則的認同，是整理與改造合作社的中心工作。合作社通過高價收購社員農產品，低價售出社員需要的生產與生活資料，讓社員看到合作社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從而使社員在思想觀念轉變的基礎上，產生不要紅利、平等股金的現實要求。

在整理改造中，高收低售是進行平股不分紅的前提與基礎。截至1949年7月，濱海區莒南縣的高收低售情況如下：第一，高收數字：東南部永興社收大麥4斗9升1合，收小麥2石8斗6合，每升高于市價2000元，社員多得錢662200元，東赤石溝社收小麥2石，每升高于市價2000元，收大麥5斗，每升高于市價1500元，社員多得錢475000元。第二，低售數字：東南部永興社31376150元，東赤石溝社5615500元，西巷子社2100600元。③《六地委專署合作工作隊二次工作總結》（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0-2。

高收低售讓合作社的社員得到了實實在在的、看得見的收益，得到社員的擁護，隨之而來的就是社員與股金大有增加?！皷|南部永興社低售后增加社員84名，股金125萬元，東赤石溝社增加社員8戶，石橋子社增加社員51人?！辈粌H如此，合作社員的心理也隨之發生巨變：“東南部社、東赤石溝社員反映，合作社若是這樣辦下去，誰還到集上去買賣呢，過去分紅可買不到賤東西（即便宜東西——筆者注），不怕另（應為零——筆者注）打油，就怕總算賬，咱們的合作社是給咱自己辦事的，既方便又便宜，不在社的感覺吃虧，又感覺不光榮，所以誰執行新方針，為社員服務，誰就增加了社員與股金，業務也就擴大起來?！雹堋读匚瘜Ｊ鸷献鞴ぷ麝牰喂ぷ骺偨Y》（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0-2。

高收低售取得了思想動員所不能達到的效果：“開始教育時，認為這樣是光做虧本買賣，一定要垮臺，開支哪里來等等顧慮，更懷疑國家經濟真是給合作社扶持嗎，當執行高收低售后得到社員的擁護，股金社員擴大，業務擴大，由事實來證明這是群眾的要求，非但垮臺不了，相反的會得到發展，同時個別點的社員體會到股金大小買賣不合理，有平股的要求，認為低售高收比分紅好?！雹荨读匚瘜Ｊ鸷献鞴ぷ麝牫醪焦ぷ骺偨Y》（1949年6月20日），臨沂市檔案館4-1-70-1。

（三）實踐運作：平股不分紅

由于社員股金數量不一，但從合作社的高收低售中獲得的收益卻是同一的，使得股金多的社員與股金少的社員之間產生股金反差，由此形成平均股金的沖動與需要?！案呤盏褪凵鐔T認為好，但股多股少感覺不合理，社員要求平股不分紅，如東南部永興社自低售后，社員感覺股多股少合作社經營不好照顧，要使社員不出反映，公平合理，必須平股，如王之泉1萬元股金，就省下十幾萬元，張守中6000元股金，買了半斤麻（合作社）倒貼2000元（配給時半斤麻比市價賤8000元），這樣由于股金不等，社員之間互有意見，有了平股的共同要求?！雹佟读匚瘜Ｊ鸷献鞴ぷ麝牰喂ぷ骺偨Y》（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0-2。

在群眾因股金不等產生心理落差的情況下，再次進行思想教育顯得非常必要。不過，此次思想教育已經不是對合作理念的灌輸，而是通過實實在在的實踐，通過民眾對合作社收益的體驗，而進行平等股金和廢除分紅的教育?！叭绻Ａ粼诟呤盏褪凵?，由于股金不等，社員不滿，大股金抽出，小股金不增，非社員入上一萬八千的當個社員好享受優待，這樣合作社也不能鞏固，業務會縮小，因此須及時轉入平股不分紅的教育?！雹凇读匚瘜Ｊ鸷献鞴ぷ麝牰喂ぷ骺偨Y》（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0-2。

平股不分紅的教育。首先，是總結低售成績，對比新舊合作社，對比市場，進行兩條路線的階級教育，說明新的合作社代替商人活動的具體事實及社員權利義務，平等合理的教育，啟發社員增股平股。如東赤石溝朱伸松5萬元股金，買了三樣東西，就省下2.8萬元；東南部永興社王之泉1萬元股金省下十幾萬元；東赤石溝1萬元以下的151人，低售省下的錢，超過其股金1.5萬元。大的股金感覺吃虧，小的股金內心受到感動，社員普遍感覺股不平不能解決問題。其次，加強“股金小不能辦大事、股金多能辦大事”的教育。如東南部永興社根據這幾個標準確定股額：較大股金全家入股，剩余的存款生息，小股金能做到往上增股。東赤石溝社亦如此，注意說服教育有股就算社員、享受社員待遇的傾向。③《六地委專署合作工作隊二次工作總結》（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0-2。

平股意味著社員可以平等享受合作社提供的便易，不再因股金多少產生收益的差異，廢除分紅也就順理成章?！吧鐔T為什么不要分紅呢？分紅是在自己本身出的，高貴咱的錢，半年再分給咱，不如買賤東西好?！笨梢?，廢除分紅，是執行高收低售的必然結果，“高買賤賣，給咱節省下錢，就等于分紅了”。④《莒南縣路鎮區東赤石溝合作社貫徹新方針的介紹》（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1-2。

平股不分紅使合作社股金增加，業務擴大，社員與社干部情緒提高，社員關心合作社，社干部工作積極。如東赤石溝社，原有社員210名，平股后增至520名，全村只有4戶沒入股，1戶是二流子，1戶是復查戶，2戶是鰥寡孤獨，原股金247.63萬元，平股后1217.2萬元，并吸收存款1000余萬元。東南部永興社原有社員163名，平股后增至447名，全村只有6戶未參加，三個戶是寡婦，一戶是老頭，一戶是地主，一戶是貧困戶，原有股金1697.6萬元，平股后增至2235萬元，并吸收存款1238.6萬元，同時在分紅期間，東赤石溝社積累公積金從119萬元增至823萬元，東南部永興社積累公積金從641萬元增至2300萬元。⑤《六地委專署合作工作隊二次工作總結》（1949年7月），臨沂市檔案館4-1-70-2。

總的來說，濱海區合作社的整理改造取得了顯著成績。全縣共計352個合作社，整理改造67個，新發展合作社33個，初步貫徹新方針的（高收售低為社員服務的）有198個，未進行改造的僅有54處，社員已發展到50595人。⑥《合作新方針政策》，《魯中南區整理發展合作社初步貫徹新方針典型介紹》（1949年7月15日），臨沂市檔案館2-1-34。

四、合作組織重構與區域社會變動

合作社整理改造的過程，即合作社的新方針在基層逐步貫徹落實，并重構新的合作組織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新的合作社經濟運行邏輯的重構。通過1949年前后的新舊合作社性質、任務、功能以及具體運行邏輯的比較，可以看出，新的合作政策的貫徹，帶來了合作社質的變化，圍繞合作社組織，國家、民眾與基層政府建構起新的互動關系，合作社在鄉村經濟中的地位發生根本變化。解放區舊合作社的整理改造，是在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背景與前提下展開的，這正是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之際，解放區鄉村傳統社會崩解與重構的過程之中，合作社的整理改造帶來的是鄉村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

首先，黨的合作政策改變了解放區合作社的運行邏輯。1949年山東省濱海區莒南縣舊合作社的整理改造，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實踐新的合作原則的初步嘗試，它沒有也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內最終實現合作社的徹底整理與改造，重構鄉村經濟秩序。但在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建設之際，這一過程最重要的意義是黨和政府將一套新的合作政策推向鄉村。具體體現為從營利分紅、股金不等、投機、商人地富主導，到普遍入社、高收低售、廢除分紅、平等股金、為社員服務的轉變。

其次，鄉村合作組織的重構，意味著合作組織與民眾之間全新的角色關系。新的合作政策經過各級政府的層層落實動員、思想教育、實際運作，基本達到了設計者的初衷，初步實現了舊合作社整理改造的目的，合作社性質、社員角色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合作社成為高收低售、提供社員生產與生活資料、為社員服務的基層組織。在國家與地方政府的思想動員與實踐動員后，鄉村民眾基本認同了新的合作政策，實現了自身角色從群眾到合作社員的轉變。新合作原則的貫徹，構建起了民眾、合作組織和基層政府的新型關系。普通民眾在獲得合作社提供服務的同時，認同了新的合作政策，絕大多數成為新合作社社員。

再次，鄉村合作組織的重構，構建起鄉村社會中新的商業流通網絡。在原有合作原則指引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合作社的業務和發展方向以生產合作——其中尤以紡織為主，“現在我們全部合作社中，紡織合作社仍占60％以上，除紡織合作以外，即是打油、制粉、木工、鐵工合作”①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第46頁。。1949年里，濱海區原有合作社相繼走上整理、改造之路，在經過高收低售、平股、廢除分紅的系列改革后，原有合作社最終走向為新民主主義服務的道路。合作社在鄉村中的地位發生根本變化，成為取代投機商業、甚至取消集市的新型商業組織，這是合作社性質、功能的根本變化，使根據地以生產為主的合作社轉變為新中國成立后改造個體商業的供銷合作社，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供銷合作社的基礎自此奠立。

最后，鄉村合作組織的重構，使合作社成為國家調控鄉村的有力工具，國家與合作社的關系發生根本變化。革命戰爭時期“許多合作社不接受政府的領導，任合作社去投機營利不加限制，缺乏組織的領導力量，這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制度失去了政治上經濟上的正確領導和實力的支持，使合作社漂浮在私人經濟的洪濤中”②《魯中南濱海區合作事業歷年來總結》，山東省檔案館G018-01-13。。在營利、分紅、投機指引下，舊合作社失去了為群眾服務、連接國營經濟、打擊投機商業、規范解放區商業秩序的功能。新的合作政策改變了合作社疏離民眾、遠離政府、漂浮于私人經濟之中的現狀，成為國家改造小農經濟和小生產者地位、服務國營經濟、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的有力助手。鄉村合作社從自由、散漫狀態，轉變而為服從國營經濟、與國營經濟相互配合的改造小生產者的經濟組織。

1949年上半年山東解放區合作社的整理與改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和體驗歷史的新的視角，從中可以解讀這一轉變過程中國家、地方、合作組織、民眾的互動，鄉村社會經濟邏輯與秩序的轉變，鄉村民眾對合作社認知的心理變遷。這也意味著，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在合作社的重塑中得以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