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代幾種重要詞選論東坡詞的影響力

王秀珊

(輔仁大學 中文系，臺灣 臺北)

一、前言

東坡詞因其人的士大夫典范性與其詞的特殊藝術性，在歷代詞評中一直是眾家評論的焦點，及至清代，四庫群臣縱觀詞史發展，提出對東坡詞的評價，或可說是一具有總結性的評論：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導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至今日，尚與《花間》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廢。①

就整體詞史發展脈絡而言，東坡詞常被視為詞壇別格，其影響被定位在開啟新變的方面，是一不爭的事實，不過，東坡詞的影響性除了開啟南宋豪放一派詞風的成就之外，另有其他面向亦值得深入探討。

東坡此詞之所以能成為歷代最受喜愛的經典名篇，自因其超越時代的特殊意義和藝術成就所致，特別是在號稱詞學復興與總結的清代，被視為別格，亦非浙、常兩派所推尊之中心人物的東坡，④亦能不受各家詞派理論之限制，而奪得第一，其原因應當更能呈現出東坡在詞史上之特殊影響力，值得進一步了解。郁、王于文中提及，在清代東坡此詞的評點次數較低，但仍得到第一名，原因如下：

《念奴嬌·赤壁懷古》在清代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宋詞經典名篇，更大程度上得力于清人的追和與它在普通大眾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創作領域，東坡的這首赤壁詞共被追和46次，雖不及元明時期的追和數量，但也遠遠地超出清代第二宋詞名篇《聲聲慢·冷冷清清》15次的追和數，仍高居唱和榜首位。從入選選本情況來看，本文抽樣清代詞選中共入選14種，僅亞于史達祖《雙雙燕》，居第二位。因此，通過選本這一傳播媒介，東坡赤壁詞在普通大眾讀者中所具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當然，相對于在前代的影響力，《念奴嬌·赤壁懷古》在清代雖仍名列第一，但相對來說，它那耀人眼目的光芒不及宋尤其是明。⑤

因為清人的追和與詞選入選之次數，使《念奴嬌》一詞，仍能于清代讀者中，仍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論甚符合東坡其人其詞在歷史上的整體地位。不過，有一點或可加以討論的是，其文中將讀者分為批評型、創作型和普通大眾讀者等三類型，且在古代資料中各自有對應的統計數據：批評型讀者以評點為主，創作型讀者以唱和為主，普通大眾型讀者的反應則以詞選為傳播媒介。如此之分類與對應項目大致符合歷代詞史發展概況，唯就清代重要的幾部詞選而言，大多自欲推行某詞派或選詞者的理論主張而來，其對象往往包括批評型與創作型的精英讀者，而非以普通大眾讀者為主。

所謂的三種讀者類型，其中又可進一步將批評型與創作型的精英讀者歸為一類，乃是和普通大眾讀者相對的一種類型。對于詞選所針對之讀者類型的不同定位，將反應出其詞選和入選者在不同層面的影響力。若就精英讀者而言，在文學性之外，則往往又與士大夫群體的審美傾向、價值判斷和文化認同有關；若以普通大眾讀者為對象，往往會呈現出一作家在歷史上層面更為廣泛的影響力，在文學成就、士大夫文化之外，往往還包含許多非文學性因素，如一作家的知名度、在民間積淀的形象和評斷、作品的傳播程度及其途徑等復雜面向。由于東坡其人具有極高知名度，是古代少見的全才文人，有多方面的成就，又是士大夫關于生死出處的人格典范之一，其詞并富有新變性，其影響層面可謂是頗為廣泛。為能進一步說明東坡詞在清代詞選中的影響力及其所作用的層次面向為何，本文欲以清代幾種重要詞選對東坡詞之取舍狀況為討論對象，期以微觀此中所透露的詞學批評意義，與郁、王所論之宏觀數據作一參照，或有可互為補充說明之處。

二、東坡詞在清代重要幾部詞選中之入選狀況概論

龍榆生曾指出清代主要詞派之詞選的產生背景與選詞標準，云：清初詞人，未脫明舊習。自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選詞標準，亦遂與前代殊途。伶工之詞，至是乃為士大夫所擯斥；思欲興起絕學，不得不別樹標幟，先之以尊體，繼之以開宗，壁壘一新，而旗鼓重振。自朱彝尊《詞綜》、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乃至近代朱強邨先生之《宋詞三百首》，蓋無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絕學，弘開宗派為己任。⑥

上文指出，自浙派朱彝尊、常派張惠言、周濟至晚清四大家之一的朱祖謀，他們所錄之詞選乃是一種頗能具現其流派理論的重要批評形式，所選各具手眼，主要是與伶工之詞相對，突出士大夫的審美傾向，具有理論色彩。其所謂明代舊習，應是指明代崇尚《草堂詩余》，而有審美宗尚與之相近的一系列詞選出現，影響明代詞壇宗尚言情艷婉之風。雖然明代編詞選者亦多為文人士大夫，但其針對的讀者群類型與清代并不相同。南宋《草堂詩余》乃是書坊以銷售為主，為大眾讀者所編的詞選；明代的《草堂詩余》系列則是在銷售之外，另有突顯其主情宗尚，較喜《草堂》之淺俗或《花間》之香艷的時代審美傾向，被稱為是明人的“花草”崇拜。⑦相對于此，清代文士為反撥明代詞風，遂提出符合其論詞主張的詞選，這也是清代詞選盛行的一種背景因素。

如龍榆生所言，詞選為清代士大夫提尊詞體與開立宗派之重要載體，則在清代浙派推姜張、常派先宗溫韋、后重清真、夢窗的主流詞論與詞選中，東坡詞為何能突破重圍，以《念奴嬌》一詞奪得清代最受喜愛之第一宋詞？其背后所突顯出的審美傾向與清代重要詞選之間的關系究竟為何？若能詳究東坡詞在龍榆生所言之選本中的入選狀況，或能更加了解東坡詞對清代詞學的影響面向。故本文擬將以此四部詞選為主：朱彝尊《詞綜》、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朱祖謀《宋詞三百首》，佐以相關的選本作為對照比較，考察其中對東坡詞的選錄狀況。

此外，東坡詞之入選狀況所呈現出的參照作用，王水照已曾指出，其言陳維崧于《今詞苑.序》中張揚蘇辛，而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反對南唐、北宋詞風，并極力贊揚姜夔。就《詞綜》所選宋詞376家，1387首詞作中，錄有周密詞54首、吳文英45首、張炎38首、周邦彥37首、辛棄疾35首，“而蘇軾是著名詞人中錄詞最少的一個(15首)。根據其錄蘇詞的情況，可以推測朱彝尊等的審美標準是繼承了南宋末年張炎等人的衣缽”。⑧王水照經由比較陳、朱兩人對東坡詞的論述和取舍，證明東坡詞確實具有對不同詞風宗尚之參照作用。雖然陽羨派以蘇辛為典范，但因其無具體關于宋詞的選本，且其在清代終究未能延續其詞論宗尚的影響，是故本文主要著眼在清代詞學發展中，足以代表其一派理論的幾部重要詞選，未能將陽羨一派包含在內。

本文將東坡在上述幾部清代重要詞選及相關參照詞選中的入選狀況，制作成一簡表如下，以利下文討論。

表1 清代幾種重要詞選之東坡詞選錄狀況統計表

續表1

在此表中可以看到，除了《宋詞賞心錄》不選以及《續詞選》為補選性質，無法重復選錄之外，東坡的三首詠物詞皆被其他選本所錄，呈現出清代詞學普遍接受東坡詞風中的某種特殊面向。此面向與詠物主題以及較為婉約低回的詞風有關，既符合浙派推重姜張的醇雅風格，也呼應常派與晚清詞論中所著重有寄托入，無寄托出與講重、拙、大的宗尚，可謂表現出清代詞學不同流派中較為共同的詞論走向。其實，東坡的詠物詞自宋至清皆有論者言詞中寄寓著忠愛之思，尤以《水調歌頭》⑩、《卜算子·缺月掛疏桐》、《賀新郎·乳燕飛華屋》等詠物詞，最常成為討論焦點。

不過，東坡是否在這些詞中寄寓其忠愛之思，向來亦存在爭議，如《賀新郎》有為營妓秀蘭所作之本事；《水調歌頭》本即東坡懷弟之作；《卜算子》則自宋即有東坡為愛慕他而終不能如愿的某女所作之說，此說于明代更因主情思潮的影響而蔚為風行，只是后來大多受到清人的反駁。這反映出清人論東坡的詠物詞，在詞言情的本色體性之外，更看重的是自屈原以美人香草喻托君臣之思，乃有所寄托的評論眼光，故主張其中有忠愛之思者蔚為主流。如此評論視角，除了呼應詩學中的言志傳統，更與東坡其人的身世際遇和性情懷抱有關；易言之，即東坡其人具備令后世讀者足以生發其中有忠愛之思的聯想空間。是故，相較東坡其他著名的詠物詞，如詠楊花的《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詠梅花的《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等，因為在詞序或相關資料中注明了其創作之原由，所以略為約束了評者加以聯想闡釋的空間。

另一方面，若僅以浙派朱彝尊《詞綜》、常派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以及晚清四大家之朱祖謀《宋詞三百首》等四部代表主要詞學流派的詞選而言，最受青睞的仍是東坡這三首詠物詞，各有5次。相對地，東坡兩首代表作《念奴嬌》與《水調歌頭》的入選次數，明顯不如以七本詞選共同計算的多，各只有2次入選，《洞仙歌》則有3次，兩者排名甚至落于其后。

這兩首詞向來被視為是最能突出東坡其人風神的代表作，自宋至清確實持續散發出其在士大夫群體和民間大眾中的魅力，如《水調歌頭》在眾人心中形塑出東坡其人猶如天上仙人、浩落光明的生動形象；《念奴嬌》亦呈現出其憂患失落，卻仍融合儒、道、釋思想，以自我調解的性情志意。然而，這兩首詞的藝術風格卻較不符合清代主流詞論的宗尚，必須依賴后進者或非主流者，前者如《詞潔》、《續詞選》，后者如《宋詞賞心錄》，于選詞時對前行者加以補充或修正，而得到拔擢，拉近與其三首詠物詞的排行距離。這一種補充與修正的眼光，所特別闡揚出的東坡詞風面向，即是東坡其人其詞中直接呈現出其鮮明的個人性情與士大夫懷抱的面向；因此，此兩首代表東坡面目的詞作與前三首詠物詞，固然皆能使人同時聯想至或忠愛纏綿、或曠達不凡的東坡其人，但卻在詞作的風格藝術上形成強烈對比，使得東坡此類士大夫之詞在強調要眇低回以抒情的詞體中顯得突出。由此亦微妙點出在清代詞學中，除了具有詠物一類詞風可代表的主流審美宗尚外，后進者或非主流者欲借東坡兩首代表作所補強的另一面向，即是發揚其中主體精神，突出創作主體的影響力。整體而言，東坡詞在清代詞學不同流派中的定位與影響力，往往在此兩種面向中相對角力著，呈現出詩學傳統與詞體本色的沖突與融合。

關于此兩首詞的入選狀況與上述所言之影響力，下文將進一步加以討論。

三、東坡詞入選狀況及其詞學批評意義

(一)《詞綜》與《詞潔》

朱彝尊(1629-1709)，于康熙十七年(1678)編成《詞綜》，編選的目的是為了反撥明人崇尚《花間》、《草堂詩余》等靡艷俗麗詞風，皆以“雅”為目，表現出崇尚南宋姜張“醇雅”詞風的審美主張。

朱氏《詞綜》所選東坡詞共15首，第一類是較為明顯傾向婉約一類風格的，有8首：《行香子·攜手江村》、《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江城子·天涯流落》、《蝶戀花·春事闌珊芳草歇》、《如夢令·為向東坡傳語》、《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第二類是與婉約相對的豪放風格，如常被視為東坡詞代表作之一的《念奴嬌·大江東去》以及《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點絳唇·不用悲秋》，共3首。第三類則較難歸類，或可說是綜合兩者特色的風格，有《醉翁操·瑯然》、《哨遍·睡起畫堂》、《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等4首。

自此選目中可見朱氏眼中的東坡風貌，有上述三種風格傾向，其中值得討論之處有二。

首先，整體而論朱氏所選東坡詞，有后世稱開豪放先聲的《念奴嬌》及類似風格之詞作，并非孤例，可見其選詞并不排斥此類風格。這一點體現于翠玲所指出的，《詞綜》在推崇南宋雅詞之外，對于各家詞人詞作另有以文獻整理之目的，故亦有存人、存詞的考慮，是《詞綜》被稱為博綜貫通的一種整體架構。是故，綜觀朱氏此選中的東坡詞作，可以看到有關羈旅宦游、聚合離別等主題，其中寄寓其感慨與體悟，風格昂揚者有《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點絳唇·不用悲秋》、《哨遍·睡起畫堂》、《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等5首；風格低回者有《行香子·攜手江村》、《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江城子·天涯流落》、《蝶戀花·春事闌珊芳草歇》、《如夢令·為向東坡傳語》、《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等6首。這一類人生感悟之詞，在15首中即占了11首，可見朱氏頗為認同東坡于詞中所抒發之主題情思與多元風格。東坡這一類羈旅離別之主題詞作與或昂揚、或低回的風格，即如孫克強所言，呼應了朱彝尊前半生游食寄居之布衣時期的經歷感受，也較近于其對詞所主張的南宋姜張詞風，形成浙西派詞家推崇南宋詞的背景因素。在其所選東坡詞中，可以看到朱氏在東坡多元詞風中，所投射出其個人的審美傾向和情感作用。

再者，朱氏對東坡詞的去取中，有一特別之處。朱氏既能包容東坡豪放一類的詞風，亦能欣賞東坡詞中所呈現之人生感慨與體悟，但對于被視為中秋詞第一，又頗能呈現東坡其人性情胸襟之《水調歌頭》一詞，卻加以舍棄。

對于這首詞的取舍即呈現出《詞綜》與《詞潔》的選政之間有所相對差異。于翠玲曾指出兩者之間的不同，其云：

《詞潔》是與《詞綜》大體同時出現的一個很有特色的選本。其評點對《詞綜》有所參照，又不茍同于浙派的觀點。但是，這個選本并沒有被《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或許這一選本在乾隆朝已經沒有影響；或許這一選本對浙派詞人以及詞譜一類書多有批評，與乾隆朝主流詞論不合；或許這一選本在文獻考證方面沒有特色，而《四庫全書總目》對于評點本多有批評。結果是這一選本在后世影響甚微，幾乎被《詞綜》淹沒了，如胡念貽所指出的：“《詞潔》流傳不廣，世所知者，清馮金伯《詞苑萃編》采錄其評語十余則外，罕見其書?！?/p>

雖然《詞潔》流傳不廣，看似沒有得到太大回響，也被視為是延續浙派理論的一部詞選，不過，由于其評語被采錄，得以將其對某些詞家和詞作的意見流傳下來，特別是對蘇、辛等人的批評，不同于時俗，亦頗具有洞見，仍能突現出在當代《詞綜》之外，看東坡詞的另一種視角，亦頗能與后來的其他選本之東坡詞論有所呼應。故本文認為其值得與《詞綜》作一比較討論。

了解《詞綜》所選之東坡詞概況后，再看《詞潔》之選目?！对~潔》所選同于《詞綜》者11首，多于《詞綜》者有13首，而刪去《詞綜》朱氏所增選6首中之4首?！对~潔》所選24首東坡詞中，既有一定選目繼承自朱氏之眼光，即同于朱氏之11首，近于半數，但是對于朱氏的觀點亦有修正，如其刪去了朱氏所選的4首詞，可見其確實有所取舍。

其修正的觀點具體實踐在兩者所選的東坡詞之差異中。先著等對朱氏舍棄不選的名作《水調歌頭》提出批評：“錄坡公詞若是并汰此作，是無眉目矣。亦恐詞家疆域狹隘，后來作者，惟墮入纖秾一隊，不可救藥也?！笨梢娤戎热伺c朱氏的不同，或在于前者對東坡其人情性的重視，因為重視東坡作為一創作主體所具有人文合一之特色風格之外，故能展現出較為開闊融通的審美觀，相對之下，朱氏雖能包容一詞家具代表性的不同詞風，但所選之詞作仍以符合其審美宗尚為主，未能兼顧詞對創作主體精神氣格之呈現與涵養。再者，先著等人又進一步為此詞之入選提出如下的看法：

凡興象高，即不為字而礙。此詞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筆。惟后半“悲歡離合”、“陰晴圓缺”等字，苛求者未免指此為累。然再三讀去，摶捖運動，何損其佳。少陵詠懷古跡詩云“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未嘗以風塵、天地、西南、東北等字窒塞，有傷是詩之妙。詩家最上一乘，固有以神行者矣，于詞何獨不然。題為中秋對月懷子由，宜其懷抱俯仰，浩落如是。

其以此詞之構思立意和筆法下字為“天仙化人之筆”，渾然出奇，即使被人指摘有重復的字眼和過于簡直的語句，但整體詞作讀來，“摶捖運動，何損其佳”，并以杜詩為例證說明詩句之妙，主要在于神韻與興象之高，如此“即不為字而礙”。除了突出東坡的性情襟懷之外，更肯定此詞在藝術上的成就，使此詞得以在強調詞作格律與風格藝術的浙派眼光中有所立足之處。另如其評《念奴嬌》一詞，亦對《詞綜》對此詞在用韻、下字和格律上的批評，提出反駁：

坡公才高思敏，有韻之言，多緣手而就，不暇琢磨。此詞膾炙千古，點檢將來，不無字句小疵；然不失為大家?！对~綜》從《容齋隨筆》改本，以“周郎”、“公瑾”傷重，“浪聲沉”較“淘盡”為雅。予謂“浪淘”字雖粗，然“聲沉”之下不能接“千古風流人物”六字。蓋此句之意“盡”字，不在“淘”、“沉”二字分別。至于赤壁之役，應屬“周郎”，“孫吳”二字反失之泛。惟“了”字上下皆不屬，應是湊字?！罢勑Α本渖趼?，其他句法伸縮，前人已經備論。此仍從舊本，正欲其瑕瑜不掩，無失此公本來面目耳。

可見先著等不愿拘泥于音律而不顧詞意，雖然指出此詞中有過率之句，但卻更能欣賞此詞之整體立意和創作主體之精神。又參照其在卷一評蘇軾《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一詞云：“坡公韻高，故淺淺語亦覺不凡”，亦是出于同一審美眼光，即以人文合一的視角贊許東坡人格和詞作境界。這也是先著等之所以選錄朱氏未選之《水調歌頭》的原因，呼應其所以取名為“詞潔”，十分強調詞自宋代以來之所以為詞，乃因其符合時代應然之發展，“窮巧極妍，而趨于新”，仍自有其“真”的立意?！对~潔》之所以同時收錄東坡《水調歌頭》和《念奴嬌》兩詞，或正在于重視詞中具現東坡其人性情懷抱之真，而自其真所形成之特殊詞風也應得到收錄的理由。

即使是被朱氏所選錄的《念奴嬌》一詞，也受到格律不夠嚴密的批評，可以發現，在著重南宋姜張詞風的選家眼光中，東坡突現其人自我和創作個性之詞作，特別是《水調歌頭》和《念奴嬌》兩詞，往往因格律或風格等不同審美傾向，而導致不同取舍的選錄狀況。

(二)《詞選》、《續詞選》及《宋四家詞選》

常派詞論自張惠言到周濟，經歷一番發展開拓的歷程，這一點亦可自其對東坡詞的選錄狀況中看出。

張惠言論詞，以為詞的抒情作用與審美風格須近于詩騷的微言比興之義，強調詞低回要眇以言情的體貌，寄托“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雖然張氏最為推崇的是溫庭筠“深美閎約”的詞風，但對宋詞仍舉出文質兼備的八詞家，東坡即其一。在其所選錄唐五代、宋詞44家，共116首之《詞選》中，東坡詞選有4首，與其他七家相較，相差不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向來與之并稱的辛棄疾較之多2首?？磸埵纤x之東坡詞，應可映照出符合其選編目的和審美宗尚其眼中的東坡風貌。

張氏所選東坡詞如下：《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洞仙歌·冰肌玉骨》、《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東坡兩首突現其人性情胸襟的代表名作《水調歌頭》和《念奴嬌》，皆未被選錄；張氏所選呈現的東坡面向較為單一，4首皆為婉約風格取向，其中3首詞的主題與作法都是詠物詞，是興盛于南宋，易引起興寄聯想的一類詞作，可見張氏論詞的傾向。相對于上文所論之《詞綜》的選目，張氏的選政確實較為單一純粹，主要原因或是《詞選》本為課堂教材，與朱氏另有存詞存人的考慮不同，選陣與選目的規模自然也不能相比，不過，也因其嚴守選政而能自成一家之說。

張惠言《詞選》一書在嘉道時期蔚然風行，因其所選詞作不多，而不免招致其選政過嚴的批評?；蛞虼?，其外孫董毅另作《續詞選》，雖是秉持著張氏選心進行續選，但在所補選的詞作中，仍有著略與張氏不同的微妙變化；若將兩者進行對照即可知，此微妙不同也在其所選的東坡詞中亦呈現出來。

董毅另選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蝶戀花·春事闌珊芳草歇》、《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雖然只有3首，但顯然較張氏所選具有更多層面。首先，除了《蝶戀花·春事闌珊芳草歇》一詞仍合于張氏選政，就董氏所選《念奴嬌》、《水調歌頭》兩詞而言，實已突破張氏嚴守婉約的選政，而有傾向豪放風格、突出東坡其人面目的不同面向。

董毅為何作出如此選擇？究其原由，主要在于張氏和董氏對東坡這兩首名作的認知不同，特別是《水調歌頭》一詞。對于張氏而言，未加以選錄此兩首詞作，主要應是其不合微言比興的審美要求；不過，董氏卻在《水調歌頭》中看到“忠愛之言，惻然動人。神宗讀“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以為終是愛君，宜矣”。由董氏觀之，此詞仍符合張氏選心，故加選錄?？梢娂词箖扇吮滞贿x心，但對相同詞作卻未必于詞作意涵或審美風格上有共同的認知，而這一點歧異常出現在對東坡某些較不同于詞體本色，且具個人特色的詞作之闡釋中。

對于常派詞論而言，東坡《念奴嬌》一詞更成為其選本中較為純粹之豪放詞風的審美接受指標，反而辛棄疾其人際遇和其時代的背景，勝過東坡所具之士大夫典范的影響力，這一點對比張選與董選所錄之蘇、辛詞即可見。

張氏選辛詞6首如下：《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賀新郎·綠樹聽啼鴂》、《鳳尾龍香撥》、《永遇樂·千古江山》、《祝英臺近·寶釵分》、《菩薩蠻·郁孤臺下清江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永遇樂·千古江山》一詞，乃辛詞豪放風格之代表作，顯然與其主溫婉寄托之選心相對不同，可見在張氏眼中肯定辛之豪放，在有限的6首詞中占一席之地，但顯然并不因此而接受東坡與之相近的風格。值得注意的是，張氏《詞選》中另有傾向豪放詞之選，即南宋張孝祥《六州歌頭·長淮望斷關塞》和金人吳激《青衫濕·南朝千古傷心地》，前者和辛棄疾一樣，冀望收復中原，后者則使金被留，被迫仕金。此外，朱敦儒《好事近》詠漁父之5首隱逸詞，或亦可歸屬于廣義豪放風格之中。三者皆有宋朝南渡之家國感慨、身世悲哀，張氏對豪放詞的選錄亦集中在南渡之后的詞家與詞作，應是與這些詞作呼應詞人心志和時代背景有關。因為辛詞中所明言之復興家國的壯志和其未能實現的生平際遇，既符合儒家詩言志之傳統，又于所言志意之下潛藏悲涼之意，故仍在張氏所認可的“賢人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志”之范圍內。由此相對而言東坡《念奴嬌》一詞，雖極能呈現東坡其人徘徊于儒家入世情志和道家出世曠達之思，代表其人之胸襟識見，但因其時代政治背景不若稼軒之具有鮮明的家國意識，終不能如稼軒之具體呈現其英雄自顧之志，及不免無用武之地的沉著痛快。

再看董毅補選辛詞2首，即《念奴嬌·野棠花落》、《滿江紅·敲碎離愁》，皆為婉約之作，也許是因為稼軒具有代表性的豪放詞已被張氏選錄，但亦可見董氏對辛詞之體認并未偏離張氏的主要選政，若由此看他補入東坡《念奴嬌》一詞，以及以忠愛言《水調歌頭》的評論，便可知董氏對東坡的看法與張氏略有不同，他愿意接受東坡具有其人特色的詞作，包容東坡不同的風格面向。董氏的這一點改異，在詞作藝術性之外，更多是東坡其人之人格精神的影響所致。

或由于《念奴嬌》一詞是直接聯系東坡其人之形象，在后世之閱讀感發上較少家國易代之際的聯想，故此詞較辛棄疾之豪放詞更容易成為詞家選政傾向于婉約或豪放之間的分判標準，成為較具純粹審美風格意義的指標。不過，自另一方面而言，可以看出詞史上豪放一派的宗主地位，顯然是由辛棄疾取代東坡；雖然后世言及豪放往往蘇辛并稱，但究南宋豪放詞派之發展脈絡而言，辛棄疾的影響遠遠勝過東坡，除了先天的時代背景所導致辛詞之思想和風格，較為貼近后世易代臣民的心境之外，后天的創作實踐中，辛詞之全力為詞和有轍可循，更是其較東坡能在后人摹習門徑中取得正宗地位的主要原因?！赌钆珛伞匪哂械暮婪艑徝乐笜艘饬x，以及蘇辛在豪放一脈宗主的地位進退，完全體現在周濟《宋四家詞選》之中。

周濟(1781-1839)在《宋四家詞選》之前，另編有《詞辨》一選，兩者分別標志著其詞學理論的兩階段發展，雖則宗尚和體系不盡相同，但彼此之間仍具有一定詞學觀的因襲性，如兩者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同是以融合詩學傳統之審美要求于詞體抒情委曲的本色風貌中。就其要而言，《宋四家詞選》已能呈現出周濟整體的詞學觀和對后世的影響，亦能與前行之《詞選》、《續詞選》作一對應觀照，作為常派理論延續至晚清四大家的橋梁。

在早期《詞辨》中，周濟以將東坡劃入正變相對的變之卷，且對照其中所選蘇、辛詞作，蘇被錄有2首：《卜算子》與《賀新涼》，而辛有10首，除《水龍吟·楚天千里》、《永遇樂·千古江山》之外，皆是傾向婉約之作。如此結果對照時隔二十年所編之《宋四家詞選》，并無太大變化。只是在原有兩首東坡詞之外，增錄《水龍吟》一首，而所錄之辛棄疾詞則更多，有24首，較《詞辨》多了14首；在其理論體系中，更明言“退蘇進辛”，將東坡歸于辛棄疾一系之下。周氏分判蘇、辛兩人之高下的原由主要有二，第一是東坡詞不易學；第二則在于稼軒“沉著痛快，有轍可循”，由北開南，成為南宋豪放詞派宗主，更重要的是，其于豪放之外又有“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之風格，將其家國志意與身世感慨一寄于詞之低回蘊藉中。故其選稼軒24首詞中，亦不乏豪放風格之作，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而所錄3首東坡詞全為《詞選》中所選之3首詠物詞，未見新意且不及東坡豪放詞作。

在其所選蘇、辛詞之對照下即可見，周濟此選亦如張惠言一般，其主要選政仍是婉約蘊藉，意在言外的本色風格，對于豪放風格只接受南宋富有身世家國之感的辛派一脈，特別是以辛詞為主。其對蘇辛豪放的不同評判選擇，也呼應張氏所選與其詞論，甚至較之更加嚴格。以周濟的話說，他對蘇辛差異的看法是：“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相對地，卻能欣賞稼軒“變溫婉，成悲涼”的豪放。是故，稼軒《永遇樂·千古江山》的豪放言志可以被常派講寄托的理論體系接受，至于東坡的豪放便相對地離其審美宗尚為遠。

周濟所持結合稼軒其人身世與家國之感的評論，亦符合其論詞講“詞亦有史”、“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的眼光。至于東坡詞中所透露的其人性情胸襟和身世之感，則因其或有“粗豪”，或用情未能蘊藉而被常派舍棄。由此可見，一旦必須在突顯其人性情胸襟，或是著重詞作風格審美之兩者中進行選擇時，常派較浙派是傾向于后者，且嚴加選擇的。而東坡詞往往因其人其詞的士大夫色彩濃厚，在此相對選擇中遂成為一明顯的標的。隨著清代漸趨向積弱不振，以及詞學發展的進程，常派傾向宗尚詞作重寄托之藝術風格與聯想空間的詞論，在后來的晚清四大家之詞論中得到修正，即于常派詞論基礎上，更加突出詞人之人格精神，使東坡《念奴嬌》和《水調歌頭》兩詞的入選狀況又有了另一番局面。

(三)《宋詞三百首》與《宋詞賞心錄》

在同治之后的晚清時期，接續常派詞學理論而領導詞壇風尚的，是以王鵬運為首之晚清四大家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士詞人。晚清四家主要的活動時期正當同光年間，故其詞學觀因著當時動蕩不安的局勢，于論詞或創作時不免受到常派寄托說的影響，將難以直言的身世際遇和家國之感慨寓托于低回要眇的詞情與風格中。

況周頤曾自言其論詞與周濟頗有相近之處，而其以“重”、“拙”、“大”論詞的觀點，也與周濟寄托說之理論體系有所關聯。朱祖謀(1857-1931)更于《半塘定稿序》中指出王鵬運之詞：“導源碧山，復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氏說，契若針芥”，而朱祖謀學詞和文廷式之詞，又受到王氏的引導，可見常派詞論的影響。端木采(1816-1887)，其年輩早于王、朱、況等人，但與之皆有著深厚的交誼，為其師長輩的好友，以“重、拙、大”論詞之說，即是始于端木氏，其后經由王、況的發揚，而廣為人知，更是《蕙風詞話》的核心概念?？梢娡砬逅拇蠹壹捌湎嚓P詞人，直接或間接多少受到常派詞論，特別是周濟的影響，彼此之間亦多有交流。即使如此，就晚清四大家與相關詞人對東坡詞的評價中，仍可見到其在常派影響之下，各有其融合繼承于前人之處，并進而發揚一己審美眼光的特色。

朱祖謀(1857-1931)《宋詞三百首》初編本正式刊行于1924年，重編本刊于1934年，此后即成為詞學一大經典，雖然是成書于民國之后，但其所選詞仍應能反映晚清當時詞壇的主流風尚。另一選本是端木采《宋詞賞心錄》，其雖早在光緒十四年(1888)成書，但因緣際會使其出版面世時間延至1933年。本文將兩選本作一對照比較的主要原因在于，兩人雖皆與晚清名家有著密切關系，且亦與眾人在詞學觀上多所交流，但觀兩人所選宋詞卻有所不同，值得深入探究。以下分述之。

據張暉對《宋詞三百首》的研究統計指出，朱氏初編本采東坡詞12首，與賀鑄并列第六，重編本則刪去《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木蘭花慢·霜余已失長淮闊》兩詞，以10首詞作之數與晏殊并列第八，而辛棄疾和賀鑄則分以12首和11首居第六、第七。第三編則未改動上述重編中東坡和辛、賀的詞作數目，名次亦未變。在朱氏所選東坡10首詞作中，與清代相關選本相較，可以看到朱氏所選多有一己之見：《永遇樂·明月如霜》、《青玉案·三年枕上吳中路》、《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江城子·十年兩茫?！返?首，其中除《詞潔》亦選《永遇樂》一詞外，皆是上述清代其他選本所未見，且所選亦存在多種風格傾向，但不論是《定風波》的清曠自適、《臨江仙》自我省思的沉痛放逸，或是《江城子》悼念亡妻的娓娓自述、《青玉案》臨別寄語的清新婉約，或是融合兩者風格的《永遇樂》，皆是頗具東坡自我面目，抒發其人生感懷之作?；蚩裳?，在朱氏所選東坡10首詞中，除有5首與前人所見略同的經典詞作外，其他5首則是其所見之東坡面目，以其士大夫懷抱與獨特曠達的人生感悟為勝，此即呼應況周頤于此選序中所指出的，朱氏此選乃“大要求之體格、神致，以渾成為主旨”，而此渾成之境“為學人必赴之境程”，更進于渾成者，更“關系學力者也”。著重詞中所具其人之性情學力，這一點也可說是晚清諸大家詞人評論東坡詞的主要著眼處。

張暉指出，自朱氏在重編本所增刪的選目中，可以看到朱氏選詞的原則，第一是符合王鵬運提倡之“重、拙、大”說，推崇吳、周等人之作，不取過于豪放或情感太過直露之詞；第二，注重格律。由此兩個原則，張暉推斷，東坡《念奴嬌》一詞既有情感過于直露之處，又在格律上有所爭議，故極注重音律而被稱為“律博士”的朱祖謀，恐亦因此而在重編本時將之刪去。不過，值得討論的是，同是注重格律的兩種選本，《詞綜》不收《水調歌頭》，而《宋詞三百首》收之；相反地，前者收錄《念奴嬌》，而后者不收。此一差異值得討論。

《念奴嬌》一詞呈現出東坡與自我、大自然和歷史對話的心緒轉折，其人之心志投射在詞中的周郎之上，是一有志之士的落寞感悟，頗為符合朱彝尊前半生經歷，也是其所能接受欣賞的懷古詠懷之作，詞風豪放跌宕?！端{歌頭》雖是懷弟之作，風格較接近清曠，但向來被視為其中具有忠君愛國的意涵，也頗接近朱祖謀所選的其他東坡詞中共同呈現的，徘徊于去留之間，有所省思感悟，終不忍離去的士大夫面貌。在《詞綜》與《宋詞三百首》于此二詞的不同選擇中，或可間接顯示出東坡在他們眼中的不同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東坡此二詞雖同為其著名代表作，但在后世各有宗尚的詞論家眼中，顯然并非可以“豪放”簡單歸為同一風格類型，其中更牽涉到東坡對古代文人士大夫群體的影響。

雖然朱氏刪去東坡《念奴嬌》一詞，但仍選錄另一首頗具東坡其人性情胸襟與際遇感懷的《水調歌頭》，在此兩首詞作的取舍中，或可解釋為他們倡導東坡詞的主要原因，應是在晚清國勢危殆的時代風會之下，相較于東坡詞的藝術成就，其詞中富涵其人之人格精神、士大夫典型性和文化影響力，更是他們所看重的，以其能感動發揚士大夫情志，遂使之成為學人文士論詞所標舉的一種趨向，欲借之自振起其情志，或寄寓其忠愛之懷抱。

朱祖謀有兩首詞運用東坡《水調歌頭》的語句和情境，表現其宦游離別的感慨，如《夜飛鵲·乙卯中秋》：“乘風汗漫，問瓊樓，何似人間?！瓘V寒殿闋，怕常娥、不許流連。共孤光誰與，不成把盞，凄涼北望”、《洞仙歌·年年明月》：“算姮娥識我，不為閑愁，飛動意，把盞凄涼北向?！?。須信是、瓊樓不勝寒，猶自有愁人，白頭吟望”。除了融合《水調歌頭》引人生忠愛之思的“瓊樓高寒”句外，詞中尚引用東坡貶黃州之后所作的另一首中秋詞《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中，同樣使人聯想至志意繾綣不能忘朝廷的語句，“把盞凄涼北望”。這也是因為東坡其人的際遇和環繞《水調歌頭》的“忠愛”之說，使得后世文士在詞中化用東坡詞句時，得以借其生平際遇和學力襟抱，反映出一己情志，而非如模擬其他詞家一般，僅模擬其詞風特色而已。馮煦論朱祖謀與東坡性情與際遇的相似之處，云：“噫，東坡往矣！前輩早登鶴禁，晚棲虎阜，沉冥自放，聊乞玉局之祠；峭直不阿，幾蹈烏臺之案。其于東坡，若合符契。今樂府一刻，殆亦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乎！”

可見政治上的挫敗帶來文士對東坡其人其詞有超越審美風格之上的文化精神認同。是故，東坡成為由學問與性情相統一之后，突出胸襟氣度的學人之詞的典范代表，或可謂晚清文士認同東坡在詞中是一呈現士大夫性情才學和出處典范的代表。是故，在往往綜合多家風格于一身的晚清諸大家詞中，東坡突出主體性情胸襟的風格特色，亦常見于諸家風格之中。

由此在極為崇尚夢窗詞風的晚清詞壇和朱氏選本中，東坡以其人其詞之濃厚士大夫色彩，成為學人之詞在詞法和詞體本色之外，代表著呈現士大夫性情襟抱和學養的另一種藝術造詣。況周頤于《蕙風詞話》中，更是突出蘇辛詞之襟抱和才情學力，將兩者與夢窗詞視為“同源而異流”。晚清詞家對詞人性情學養的重視，既借蘇、辛其人其詞以提升詞體，亦以他們所推崇的夢窗與蘇、辛的共同處，作為肯定蘇辛詞之成就?？梢姈|坡在詞中創造一士大夫言志的抒情傳統，安慰后世無數于政治上失志的文人。故而，雖然朱氏有所謂東坡與清真、夢窗三足鼎立的論點，但詳究其實，朱氏所看重于東坡詞者，更在于其詞中之精神氣格，而非如其贊賞周、吳一般，著眼在其詞作藝術造詣上。如夏敬觀曾直言：“夢窗與東坡實不同源，東坡以詩為詞者也。稼軒學東坡，夢窗學清真，東坡、清真不同源也。以二派相互調劑則可，謂之同源則不可?！?/p>

其所言確實是詞史發展上對蘇辛與夢窗之間風格差異的一般認知，但他反駁況氏之說后，又言“以二派相互調劑則可”，其實亦間接指出況氏嘗試調濟蘇辛和夢窗兩派以論詞的用心，即蘇辛相對于夢窗，乃是在詞之本色體貌中，期許詞家能更加突現出一己之性情、襟抱、學問，而非只是講究寄托出入的技巧和審美風格，忽略了最重要的士大夫主體精神。這也是夏敬觀認為東坡詞最難學之處：

學辛者得其豪放者易，得其秾麗者罕。蘇則純乎士大夫吐屬，豪而不縱，是清麗，非徒秾麗也。

言下所指，乃辛之易學處，在其豪放，而非秾麗，故其秾麗罕有人得之，然而，即使如此，東坡詞卻仍是更難學的，主要在其“士大夫之吐屬”，祇能憑各人之情性胸襟和才學修養而近之。夏氏認為這一點比秾麗更難達致，突出了東坡詞具有的士大夫典型意義，以及對其詞風定位的影響，東坡詞遂成為士大夫之詞的最重要代表，這一點體現在上述清代重要選本對其兩首名作的取舍和評論中，也可視為是其人其詞影響后世詞學的一大層面。

在了解朱祖謀《宋詞三百首》對東坡詞之取舍標準后，其次，再以端木采《宋詞賞心錄》中的東坡詞采擇狀況為討論對象，或可以之為同受常派詞論影響之朱氏選本的對照比較。

端木采(1816-1892)字子疇，江蘇江寧(今南京)人，官至內閣侍讀。據況周頤所言，端木采對其尖艷之作多有批評，在以言兒女之情為主的七夕詞中，他都認為“六朝以來，多寫作兒女情態，慢神甚矣”，因而以《齊天樂》一詞詠《詩經》《七月》農作事功，勸戒文士懺除綺語?？梢姸四臼喜徽J同詞為艷科的既定認知，乃以注重教化功能的詩學觀論詞。至于端木采《宋詞賞心錄》一書之所由來，據唐圭璋言：“吾鄉端木子疇先生，年輩又長于王氏，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一脈。止庵教人學詞，自碧山入手，先生之詞曰《碧瀣詞》，即篤嗜碧山者。王氏之詞，亦導源于碧山。先生嘗手書《宋詞賞心錄》以貽王氏。先生有作，王氏見即懷之，可見王氏傾倒先生之深?！?/p>

可見，端木采與王鵬運交誼之深，平時在詞學之討論上亦應多所交流，故此書后來為王鵬運所藏。77雖然上述引文指出端木氏論詞宗尚碧山詞與周濟詞論，然而，其實在其《碧瀣詞.自敘》中，另言其父篤嗜詞而酷好白石，并“極嚴詞曲兩戒之辨”，孫克強認為上述這些意見不無影響論詞頗有一己之見的端木采，而此特色或可見于端木采選本中所呈現的風格傾向。

其所錄宋人十七家，十九首，篇幅雖小，但含意甚遠。即如唐圭璋所言：“此冊所錄共十七家詞，僅十九首，然已兼包周氏四家，戈氏七家之所選，具見拙重大之旨。大輅椎輪，此其權輿歟？究其所錄，大氐傷懷念遠，感深君國之作。一種頓挫往復、沉郁悲涼之致，與近日朱古老所選三百首，消息相通，一脈綿延，足資印證。而十七家中，錄及文正、武穆，尤見孤臣微涕之微意，千古如出一轍?！?/p>

端木采雖僅選宋詞十九首，以為自娛和與同好分享之用，但其選心中所蘊涵的詞學觀和審美眼光，卻是自成體系的。如上文所言，雖然數目不多，但端木采之選域仍涵蓋周濟和戈載所選的詞家范圍，是故仍有其綜觀宋詞歷史發展的選錄眼光。況且，在十九首極為有限的選目中，尚收錄范仲淹和岳飛的詞作，可見端木采當晚清積弱，朝內爭斗不斷又受列強眈視之際，確是一有心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唐圭璋言端木采此選與朱祖謀《宋詞三百首》“消息相通，一脈綿延”，不過就兩者對東坡詞的選錄狀況而言，卻略有不同，在《念奴嬌》一詞的選錄狀況中呈現出相對的差異。

端木氏在19首的數量限制中，于東坡選其《水調歌頭》、《念奴嬌》2首，在其他十六家中，僅有姜夔以《暗香》、《疏影》與之并列第一，近于全選十分之一的比例。其所占比例與選目可說不僅與周濟形成強烈對比，和朱祖謀《宋詞三百首》中所選之10首，雖在比例上相近，但亦有取舍相對不同之選目，特別是《念奴嬌》一詞。

就端木氏之選與《詞綜》、《詞選》、《宋詞三百首》所同者有六家7首：范仲淹《蘇幕遮·碧云天》，秦觀《滿庭芳·山抹微云》，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姜夔《暗香·舊時月色》、《疏影·苔枝綴影》，王沂孫《齊天樂·一襟余恨》，張炎《高陽臺·接葉巢鶯》，可見其選確實有跨越浙、常的性質。

首先與《詞綜》相較，朱彝尊最為推崇姜夔，端木氏亦選姜詞為最多，但朱選接受東坡豪放詞風《念奴嬌》一詞，卻在其所收15首東坡詞中，未錄東坡詞中極具代表性的《水調歌頭》；對此兩詞的不同取舍，顯示出兩人論詞眼光的相對不同之處。

又就其所選與《詞選》不同者而論，可分兩種情況，一是選取詞家相同，但詞作不同，有東坡、周邦彥、辛棄疾、史達祖。二是端木氏所選詞家并未見于張氏《詞選》所錄中，有岳飛、陸游、高觀國、吳文英、周密、陳允平。先就第二種情況而言，呈現兩種風格傾向，端木氏所選岳飛和陸游之詞，雖非如典型豪放之作直抒胸臆，但其于詞中言由功名壯志之心所生的感慨，仍較為接近東坡突出士大夫情懷的風格；而高、吳、周、陳之作，多言聚散離合的相思情景或客途之感，近于姜夔較為凄清的詞風。由此或即呼應端木氏此選以東坡、白石并列為首的選陣，其選應是以此兩種詞風為準則。據此回視其與張氏所選不同之第一種情況，張氏所選東坡詞4首和端木氏所選2首，不僅詞作完全不同，風格亦有婉約與豪放的相對差異。此外，端木氏所選周邦彥《齊天樂》、辛棄疾《百字令》、史達祖《壽樓春》亦不在《詞選》所錄上言諸家之選中，且其所選諸家之詞亦多傾向姜夔詞風，而非諸家本來各有著名于世的風格特色之作?？梢?，端木氏此選乃自出機杼之作，并重蘇、姜兩家之詞風，不過，雖然如此，在蘇、姜之間，端木氏仍有其不同權衡。雖然蘇之清曠與姜之清空有近似處，不過，就端木氏所選詞中以近于姜者多，標舉東坡似乎是于相近的審美風格之外，尚有突出詞家人格和性情襟抱的考慮。

與朱祖謀《宋詞三百首》相較，這一點說明可再以辛棄疾作一對照。端木采《宋詞賞心錄》在所選宋詞十九首中錄東坡《水調歌頭》和《念奴嬌》兩首，但選辛詞卻只取《念奴嬌·野棠花落》一首，偏向較為婉約蘊藉的風格，而未取一首辛詞中具有代表性的豪放詞，如朱彝尊、先著、張惠言、周濟、朱祖謀等皆選之《永遇樂·千古江山》，或是上述諸家除張惠言(和董毅)之外皆選的，可謂稼軒豪放詞另一代表作之《水龍吟·楚天千里秋清》。恰與朱祖謀相反的是，端木采對豪放詞的采擇，乃是舍辛《永遇樂·千古江山》而選東坡《念奴嬌》。吳梅跋此選即指出：“觀稼軒詞錄“野棠花落”一首，而不錄“更能消幾番風雨”；夢窗詞錄“云氣樓臺”一首，而不錄《唐多令》、《憶舊游》；草窗詞錄“煙水闊”一首，而不錄《曲游春》、《大圣樂》；知疇老胸中別具爐錘，不隨聲附和也。惜古微丈已歸道山，不及見此冊矣?！?/p>

這一點“不隨聲附和”之處，或與其人性情遭際和時代背景相關，如陳作霖《端木侍讀傳》中描繪端木氏為“性兀傲，不與時俗諧，獨居京師，自甘冷僻，布衣蔬食”之人物，且“最惡權貴人，意所不愜，必面斥之”；因其個人身世之感而追慕東坡，體現在端木氏詞集中提及東坡與其他宋代詞家的筆意差異中。寫東坡時傾向頌詠其人，在東坡生日時作《水調歌頭》詞，言其“天與宰衡材”、“韓范許同儕”，而一己對東坡是“異代執鞭慕，釃酒有余哀”；而對其他詞家則以追步原作之詞境或用其詞牌意為主，并在詞序中言明，如“夏夜深坐涼月滿階林影在地用疏影調寫之”(《疏影》中庭地白)、“次屯田均”(《戚氏》已涼天)、“人日苦寒和石帚調”(《一萼紅》喜春來)等。86這或是使其在選目極有限的狀況下，對豪放詞之選錄進蘇退辛的原因。

綜言之，雖然端木氏此選被認為“獲重、拙、大之旨”，似乎仍是不離晚清以降以周濟詞論為主的脈絡，然而，就其所選宋詞而言，乃較近于譚獻所言其《齊天樂·一聲彈指分今昔》、《冷云低幕簾櫳影》二詞所呈現“遒峻”之詞風，這在其所選宋詞以蘇、姜為冠的選陣中即可見到。

就端木氏與朱氏兩選之不同處而言，兩者的選陣呈現出相對的態勢，朱氏以夢窗之婉麗為主，而端木氏以白石之遒峻為主，且吳梅提到端木氏所選之稼軒詞《百字令·野棠花落》一詞，朱氏初編時未選之，于重編本方補入；至于端木氏所選夢窗《滿江紅·云氣樓臺》一詞，則不在朱氏所選數目最多之25首夢窗詞中；由此或可對照出，端木氏與朱氏宗尚之詞風，確有相對之處。

或可借吳梅所言，為兩者之不同處作一小結，即其言朱氏“得半塘翁詞學，平生所詣，接步夢窗”，故其“所尚在周、吳二家”。端木氏之選，可謂是以其與世相異的選政展現另一種審美觀點，顯然與周濟以來詞壇推崇夢窗詞的現象有著相對審美傾向，其選之用心，除了寄寓身世家國之感外，或另有給予學詞后進于宗尚周、吳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以免除如吳梅所言，學夢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語意反覺晦澀”之弊。端木氏其選雖然影響不如朱氏之選，但確為晚清詞論留下與主流意見形成對照性的一面看法，亦即透過對東坡其人其詞之性情襟抱的標舉，融合浙派所推崇的姜、張詞風，對浙派末流有所矯正，而對周濟之后，過于推崇夢窗詞之晦澀弊端亦有洞見。

四、東坡詞之影響力的兩層面

在清代詞學視野下的東坡詞影響力呈現出兩層面。第一層面，是其三首詠物詞通過主要詞派的考驗，不斷入選，毫無疑問符合其論詞宗尚，或可說是以其詞作藝術風格為主的影響。由此三首詠物詞觀察清代主要詞派的論詞宗尚，亦能符應詞學批評史上浙、常合流的發展脈絡，即以南宋姜夔醇雅、吳文英秾麗之詞風為主，佐以北宋真摯深厚之情感襟抱和渾成的藝術風格，調合其或過于凝澀、或過于空疏的弊端。

若自東坡兩首代表作而言，兩詞在清代主要詞派中，因其與主流詞論宗尚不同的詞風，而使其各有被接受與被舍去的原因，接受狀況較為復雜。

綜言之，接受《念奴嬌》一詞者，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著眼在其詞之豪放風格的代表性與藝術風格之審美意義，如浙派代表朱彝尊；第二則是其所突出的東坡其人之特色，呈現士大夫典范在進退出處、人生感懷之際所具有的士大夫人格精神和文化認同。清代主要詞派，如常派張惠言和晚清朱祖謀之所以舍去此詞者，主要是針對第一點，無法將其豪放風格納入其主婉約低回的選政中，或是無法接受其于格律上的不完美。對于第二點，相對于東坡的士大夫典范性，舍去此詞者選擇接受另一種寄寓家國身世之感的辛派一脈詞人之豪放詞。這一方面是由于時代風會召喚其所需要之詞作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此類選家在詞作風格藝術上的考慮，這兩項因素使選家舍去《念奴嬌》一詞，在周濟“退蘇進辛”的選擇與論述中亦具體呈現。舍去此詞者，自張惠言、周濟至朱祖謀，隱然形成一常派支流，可以看出在常派主寄托和低回要眇的一脈論點中，《念奴嬌》一詞因其偏向豪放的風格，是不受到選政較嚴者青睞的。

至于接受《水調歌頭》一詞者，也分有東坡其人其詞的兩種考慮。首先，此詞除了體現東坡其人曠達脫俗之性情襟懷外，更自宋代便流傳其中寓有忠愛纏綿之思的說法，對于清代講究寄托或是注重詞人襟抱的論者而言，東坡此詞的雙重性闡釋面向都使其易于被接受。就此詞的藝術性而言，也有其構思非凡、筆力摶圓流轉受人贊賞之處。然而，相對地，不選錄此詞者有浙派先進朱彝尊、常派開山之祖張惠言和后進周濟，皆為浙常中詞論大家，且主要是為了此詞之格律或藝術風格不符其宗尚；較之《念奴嬌》，顯然更不受主流詞論所欣賞。此詞之所以能和《念奴嬌》一同并列，主要來自于后世對各派主張之修正補充而入選。譬如先著、程洪《詞潔》、董毅《續詞選》，以及端木采《宋詞賞心錄》、朱祖謀《宋詞三百首》，而究其原由，顯然是因為此詞中所呈現東坡其人之忠愛或逸懷浩氣所致。

綜上所述，除了《念奴嬌》一詞可視為選家于錄詞時，是否接受豪放詞之純粹審美指標外，東坡兩首代表作在清代幾種重要詞選中，就其風格而言，較不能被代表主流詞論的詞選接受，特別是在選政較為單一嚴格的選本中，更常被同時舍去，如張惠言與周濟之選。兩者被接受的原因，則常因其詞中所呈現其人性情襟抱的士大夫典范性，而得到肯定贊譽，成為提高詞境的精神指標。相較于其入選最多的三首詠物詞而言，此兩首代表其人精神面目的名作，更加突顯東坡其人其詞在士大夫群體中，以其人格典范和人文合一的文學成就，形成對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極大影響力。

[注釋]

①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東坡詞題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一九八，頁4144。

②郁玉英、王兆鵬：《宋詞第一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經典化探析》，《齊魯學刊》，2009年第6期，頁115-121。

③郁玉英、王兆鵬：《清人詞學視野中的宋詞經典》，《江海學刊》，2009年1月，頁201-207。

④同前注，頁207。

⑤郁玉英、王兆鵬：《宋詞第一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經典化探析》，頁117。

⑥龍榆生：《選詞標準論》，見《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3。

⑦見蕭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234-237。

⑧王水照：《清人對蘇軾詞的接受及其詞史地位的評定》，《蘇軾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92。

⑨自《念奴嬌》到《哨遍》此編號之8首詞，乃是定量分析所得出之“清代百首宋詞經典名篇統計表”中，名列在榜上的8首東坡詞，名次分別是：1、7、11、27、41、67、95、100。將其結果列于本文統計表中，以資參照。此表見郁玉英、王兆鵬：《清人詞學視野中的宋詞經典》，頁202。在本文此表中，前有“※”之未編號的詞作，即是未進入郁、王所統計之清代前百大的東坡詞作，以此加以區隔。

⑩據路成文所言：“《水調歌頭》本懷人之作，從字面看全系詠月，可以看作一首借詠月以懷人的詠物詞?！币娛现骸端未佄镌~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88。傳說神宗讀此詞至“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而明白東坡“終是愛君”，見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冊1，頁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