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揭的不是黑幕,是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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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對醫生的成見

2007年對我來說是很糟糕的一年,母親被檢查出患了乳腺癌。

術后很久,我和母親都在討論這個手術的意義。母親在手術后活動時,經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懷疑這個手術是否真的有必要。而我不僅僅跟母親討論,也跟不同的醫生討論。我驚奇地發現,不同的醫生對這個手術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見解。一部分人認為乳房對于我母親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已經失去意義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醫生則認為,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細胞,局部清掃一下即可,創傷小,人活著不僅僅是生命,還要注重生命的質量。

給予我不同信息反饋的兩派醫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誠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原來在醫生之間對問一病例都會有不同的理解。醫生是這樣一個行業:它不是ISO9000標準管理系統。它全憑主觀和經驗。即使有先進的科技保駕護航,但在治療上,依舊以個人判斷以及對醫學的認知水平為基準。不同的人。標準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們對醫生的了解。很膚淺,很片面,大多來源于媒體的報道。我們張口提及的都是醫療事故、醫藥代表與醫生的交易、過度醫療等。

2008年夏天,我母親又被查出患有腦瘤。這里我要提到一位醫生,他姓孔。是在我母親第一次動乳腺癌手術時結交的醫生。母親對他幾近于迷信,他在母親這里有權威,且愿意擔當起醫生的責任。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負責”讓我們從此堅定地跟他走。

一次,我母親去見他,跟他說自己三叉神經疼,孔醫生對母親端詳半天,建議母親去做個腦部檢測,說:“我怕里面不好?！笔聦嵶C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母親大約從幾年前起,腦部開始生長良性腫瘤,現在長大了壓迫到了面部神經。于是母親在上海華山醫院接受了第二次手術。

你該怎樣信醫生

最終促使我走進醫生的世界,從一個病患家屬的眼光轉為醫生的視角的,是緣于我偶然病倒住院。人在虛弱的時候,是最悲觀失望、對一切產生懷疑的時候,我把醫生當做精神寄托,也不斷質疑他們每句話的潛在意思,他們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經病入膏肓了?他們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說得很嚴重,以方便榨取錢財?我在負面情緒中搖擺。

等我轉危為安以后。決定走進醫生的世界。我被醫院同意,以一個醫生的身份,走進醫生的世界。

一天,我和吳教授出臺會診。我坐在吳教授身后,聽他與某位女病人的如下對話:“醫生啊,我們那邊的醫生讓我過來看看,說我有垂體瘤,麻煩你給看看?！眳墙淌?“你沒有垂體瘤,CT里沒有任何明顯指征說明你有垂體瘤?！薄翱晌覟樯恫粦言心?”“這個你要問婦科大夫?！眿D科大夫說了,我不懷孕是因為長了垂體瘤?！薄翱晌艺f了,你沒有垂體瘤。你相信我還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沒有垂體瘤,為啥不懷孕呢?”“同志,你到底希望長瘤還是不希望長瘤?”“我不希望?！薄澳俏腋阏f了,你沒有垂體瘤啊!你去婦科再看看?！?/p>

那一個下午,吳教授需要這樣雞生蛋、蛋生雞地給病人解釋很多遍類似的問題。人們對于醫生的信任應該怎樣才能夠建立起來呢?

在醫院時還親身經歷過這樣一件事。有個孩子。5歲,病毒反復感染角膜,視力迅速下降,一周前還0.8,到眼科的時候就只剩0.1了。那天接待他的醫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索味平生。一聽說他這狀況就急了,帶著這個小孩兒樓上樓下地跑,要最快時間做出各種診斷,盡早手術。

我是跟在他們后面樓上樓下地跑的。去做測試檢查的時候,小波剛推門,有個70多歲的老頭兒就拿拐杖撐住門,說:“你們醫生就是這樣腐敗的,利用職權,老是插隊!那要我們拿號干嗎?”他一說,群情激憤。小波只好解釋說:“這個小孩兒只有5歲,馬上就要失明了,要搶時間?！崩项^兒說:“我們這里哪個不是要失明的?我們為做這個檢查,哪個不是排隊等了好幾個禮拜的?誰都不能插隊?！?/p>

后來小波跟老人說:“你先看,看完了我們再看?！崩项^兒一本正經地說:“我就是維護正義的。我不看,我在這里看著,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p>

我的眼淚當場就下來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對小孩子這樣投入情感。也許是自己有兒子。不忍心看小孩兒受罪。

小波說,以前就出現過這種情況,他為此難受了很久。有個小孩兒做手術,排隊排得視力一點兒一點兒弱下去,手術前一天晚上還能數清楚幾個燈泡,第二天上了手術臺,又撤下來,因為完全沒視力了。他到現在都在自責,如果當天晚上加班給他做手術……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這次為什么如此投入,其實是在彌補過去自己的內疚。我們總拿放大鏡挑剔別人的缺點和過失,卻對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和感恩。就是這樣被毀壞的。

醫院的信、望、愛

我在手術室遇到一個我以為要死掉的男人,幾乎全部的人都覺得他不行了。但醫護人員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后關頭奇跡發生了,這個人在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搶救后,被救回來了。連醫生都擦著汗說:“他命大!”待在醫院的這一段時間,讓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無論病患家屬持什么態度,醫生護士再委屈,內心里是有桿秤的,不會因為家屬的不理解、糾纏、吵鬧而放棄任何一個生命。我曾在手術室里看見醫生一針一針縫腦膜。這是一門幾近失傳的手藝,因為費時又費力,大多數人都用人工腦膜貼上當補丁完事。我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回答:“我練手藝,藝不壓身?！焙髞硎炝艘院?我知道這位病患來自福建山區農村,年收入都負擔不起這次手術,一塊腦膜要800多元,他用自己的時間和手藝,替他省了。他做這樣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遠不會知道。如果恰巧不是我站在邊上,又多話好問,這樣的事就湮滅了。我知道他也拿紅包,也拿回扣,也推薦最貴的藥,但同時,他和他的同事們,每個月都在為付不起醫藥費而逃跑的人們墊資。如果我們有非常完善的醫保制度,藥品公平競爭進入市場,由病患自己選擇所需要的藥物,醫生只有處方權而沒有推銷權。國家提高醫生問診的待遇和專業技能的待遇,而藥物因渠道暢通價格低廉,醫保局不是只下撥醫院固定的數額,余額讓醫院自己補齊解決,那么,我們或許就能從醫生和病患的直接對抗中走出來,就不會再把原本屬于制度的問題,直接推及到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上去。

態度決定醫患矛盾

我在醫院碰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醫生,一度顛覆了我對醫生的全部判斷。

他是醫院里處理醫患糾紛的院長辦公室主任,他本人也是一位醫生。他跟我說,你寫的小說都是浮在表面的,我告訴你一個事實:60%的醫患糾紛,責任都在醫院。

這句話對我實在是太震撼了!

他說,病人到醫院來是干什么的?看病的。誰吃飽飯沒事干,到醫院來吵一架弄點兒錢花花?

病人來鬧,就是因為醫療有問題。什么樣的問題?我認為是態度問題。有的時候的確是醫生的責任心不夠,有疏漏;有的時候是態度不好。解釋不到位;有的時候是給病人的期望值太高,最終沒達到。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醫生的問題。

他說,你到各個醫院走一走,大部分醫生可能職業生涯里都會有被投訴的經歷,但經常被投訴的,就那么少數幾個。我一直認為這就是害群之馬,就是這幾個人壞了醫生隊伍的素質。他們沒有責任心。沒有同情心,沒有憐憫心,把病人當機器,把自己當操作員。他們的口頭禪就是工廠產品都有2%的次品率,我們醫生一天看100個病人。怎么不能錯兩三次?有這個態度放這里,他就不配當醫生,這和你待遇高低、公平不公平沒有任何關系。你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你拉長了治療的過程,你多花了病患的錢,你就是壞人。

他說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達理的。你工作做到位了,他們大多都能夠理解。他們要的也就是一個平等對待,爭的是一口氣。

他的說法,被我在醫院里當“臥底醫生”的那段經歷驗證了。對于一個完全沒有醫學背景的人來說,我起到了甚至連醫生都起不到的作用,這是令我極其詫異的。病患是病急亂投醫,他們只要看到一個穿著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掛著照片和名牌的人,就會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地傾訴。我的醫生朋友們在解決完他們的工作以后,便將這樣一部分病人轉移給我,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溫存軟語。我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聽他們說疾病的起源,家庭的糾紛,老板的殘酷,未來的擔憂,甚至房貸還有多少沒還等等。聽到動情處,我會提出我的意見甚至給予擁抱。在我離開醫院以后的好幾個月,還有病人跟人打聽那個“張大夫”,說“她人特好”。

所以我總是告訴醫生朋友們,你如果換一種柔和的語氣,哪怕多說一句關愛的話,病患和家屬都對你恨不起來。

重新建立起一種良性循環,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來。相對而言,可能醫生做起來更簡單。

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寫《心術》,我希望它可以為雙方打開一扇門,架一座橋,從相互懷疑敵視,到相互換位理解,盡量去信賴這個世界,我們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