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文獻資源調查與布局期間圖書館協同協作活動特征研究

●馮 玲，黃文鏑，韓繼章（東莞圖書館，廣東 東莞 523071）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是我國圖書館學轉型和圖書館轉型的重要時期。圖書館學開始從經驗圖書館學向現代圖書館學轉型，［1］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尋找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以及尋找“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部”。當時在理論基礎研究方面，出現了“知識交流”理論、“文獻交流”理論等，在“理論與實踐結合部”方面，則有“圖書館事業發展戰略研究”。實際上，“文獻資源布局研究”亦可以視為圖書館學家尋找的“結合部”，因為這樣的研究與當時圖書館學轉型和圖書館轉型的要求都是吻合的，研究的指向是從微觀到宏觀，從個體研究到整體研究。

文獻資源布局研究是順應了80年代中期我國圖書館轉型的大趨勢，因而使研究不斷發展升級。這些應當歸于外部環境因素。實際上布局研究活動另一個促成原因是80年代我國圖書館藏書的高速增長。這一時期圖書出版質量較高，價格較低，至今仍是許多館的重要基藏。藏書的大量增長促進了藏書建設研究，國外藏書建設理論被大量介紹進來，根據實踐需要，在藏書評價、藏書數量控制、藏書利用率、藏書結構、藏書復本率、藏書復選與剔除、貯存圖書館、三大類型圖書館的藏書體系等研究領域皆被深入討論，研究論文大量發表，據統計，從1979年8月到1988年5月各種圖書館學刊物上刊發的藏書建設研究文章有1872篇，期間還出版了一批藏書建設的教材和專著。

文獻資源布局活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這是一次以文獻資源建設為主題的圖書館協同協作活動，也是一次印本時代大規模協同活動。它對新世紀剛剛步入信息社會的圖書館協同活動產生著多方面影響，對這次活動進行一些反思應當是有益的。

1 文獻資源布局活動始末

本文所指的文獻資源布局活動是從廣義角度來講的，大概包括從1986年南寧“全國文獻資源布局學術討論會”，一直到90年代初的一些文獻資源宏觀協調活動。在實踐中并未發現明顯的截止期。

鑒于藏書建設研究的繁榮和宏觀藏書建設問題的興起，中國圖書館學會決定1986年11月在南寧召開全國文獻資源布局研討會，這是中國圖書館學會最早召開的專題研討會。此前，召開的大都是綜合性科學討論會。會后，《圖書館界》雜志結集出版《全國文獻資源布局論文集》。自此，文獻資源布局在圖書館領域成為受人關注的焦點。1987年6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批準，社會科學文獻資源布局調查研究課題被列為哲學社會科學“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研究課題，由全國高校圖工委肖自力任課題組組長。1987年8月，部際圖書情報協調委員會將這一工作納入自己的領導之下，并擴展為包括一切學科的文獻資源調查。10月，部際圖書情報協調委員會按“統一方案，分布實施，團結協作，資源共享”的方針部署了首批文獻資源調研工作。1988年3月，全國部際圖書情報工作協調委員會文獻資源專業組在北京成立。首次工作會議確定的專業組的職責是：（1）調查研究全國文獻資源布局與開發利用之現狀，了解各系統在文獻資源方面需要協調的共性問題，向協調委員會辦公室提出協調方案建議；（2）根據協調委員會的決議，組織落實文獻采購協調、編制聯合目錄、開展館際互借等具體協作項目。1988年10月，全國文獻資源調查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肖自力代表課題組在會上作工作報告，并對調查作了安排，強調從三個方面著手：（1）按學科調查我國文獻收集的完備程度；（2）通過研究評估，確定所收文獻在支持研究工作中的作用；（3）摸清各研究級學科文獻在全國地理位置上的分布狀況。要求調查取得五方面的成果：（1）向國家提出全國文獻資源現狀的分布報告；（2）提出全國文獻資源布局的建議方案；（3）編制《全國文獻資源指南》；（4） 建立文獻收藏情況的計算機數據庫；（5） 通過調查，各系統、各地區分別產生一批子課題。［2］全國文獻資源調查從1987年開始，到1990年6月基本結束。在約4年內共有486個單位的近萬名圖書情報工作者參加了調研，評估了2000多個研究級學科的文獻收藏。這次大規模的文獻調研工作取得了幾個方面的成績：（1）提出并論證了文獻資源建設的理論，設計并驗證了文獻資源綜合評估的方法；（2）調查、評估了我國大部分大型圖書情報部門的文獻資源現狀，促進了一些地區文獻資源的協作、協調和規劃建設；（3）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完成了近100萬字的研究報告和論文。

但是，這場人們稱為“文獻資源布局”的圖書館協同活動最終未能完成“布局”的任務。全國文獻資源大規模調查之后，此協同活動逐漸減弱。這有多方面的原因，由于進入90年代后，圖書館事業發展陷入低谷，圖書館購書能力減弱；由于市場經濟興起，文獻資源布局這樣主要依靠行政推動的活動受到影響，加之一些學術帶頭人的離去，核心領導力量減弱；由于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影響，文獻資源建設方式逐漸趨于多元，文獻資源布局在文獻資源建設中的重要性開始下降；在圖書館學研究中，文獻資源布局逐漸被其他一些研究熱點取代：諸如圖書館的產業化、圖書館創收、圖書館特色服務，等等。盡管這一時期關于文獻資源布局再未出現大型活動，但是關于這一領域的學術討論并未中斷，其中最典型的是1999年肖自力和范并思關于文獻資源保障和文獻的可獲知能力、可獲得能力的討論，這大概可算作文獻資源布局活動的尾聲，同時也昭示一個文獻資源建設的新時代的到來。

2 文獻資源布局活動的若干特征和思考

文獻資源布局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大規模圖書情報領域的協同活動，從其時間跨度看，它經歷了從印本圖書館向網絡時代、信息時代的過渡，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因而這些協同活動留有多種特征和不同時代的印記。如與“全國圖書館協調方案”比較，兩者明顯的區別是“全國圖書協調方案”是以編制“全國聯合目錄”為主要工作的綜合性的圖書館協同活動，而“全國文獻資源布局”則是以文獻資源調查布局為主要工作的專門性協同活動。有研究者認為，在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研究中，文獻資源的可獲知能力和文獻資源可獲得能力是兩個重要概念，如果以這兩個概念來比較兩次重要協同活動，則可發現，“全國圖書協調方案”時期人們偏重文獻資源的可獲知能力，努力編制各種全國聯合目錄，以揭示某種文獻藏于何處；“文獻資源布局”時期人們更偏重文獻資源的可獲得能力，這是由于這一時期是印本書極為繁榮且圖書館有能力獲得足夠數量文獻的時期，只要圖書情報機構之間加強采購協調，就能使理想的布局方案得以實現，提高文獻資源的保障率，亦即提高了文獻資源的可獲得能力。發生于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的兩次協同活動，目的是相同的，即為科學研究服務，而兩者的側重點和工作方式不盡相同，這反映了兩個時代不同的文獻資源狀況和價值觀念。

2.1 理論與實踐結合，學術與行政互動

文獻資源布局活動是一次學術色彩濃重的圖書館協同活動，這次活動源于日漸高漲的藏書建設學術討論，在長達數年的文獻資源建設活動中，學科帶頭人和一批學術精英始終是學術討論的積極參加者和調查、布局等行政活動的決策者和領導者，學術精英表現出突出的學術魅力，通過這次活動出版了一批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學術成果。

上世紀80年代，圖書館學研究中有兩個令人矚目的領域——情報檢索和藏書建設，這兩個領域是學術成果最多的領域。文獻資源布局的宏觀研究是藏書建設研究的延續，實際上，在宏觀文獻資源布局研究達到高潮的幾年，微觀的館藏建設研究仍然處于非?；钴S的時期（見下表所列數據）。這就表明了宏觀文獻資源布局與館藏建設的辯證關系，館藏建設實際上包含在宏觀布局之中，沒有個別的堅實的館藏建設，宏觀布局也只能是空中樓閣。

表 1988年—1993年藏書建設論文統計

這個時期是極富學術創新意識的時期，實踐和國外藏書建設理論的引進為學術創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條件，國外最新的藏書建設理論如“三線制”典藏、藏書評價的級別理論等及時被介紹過來，使我國藏書建設理論引進獲得空前繁榮。在此領域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在于創立了“文獻資源建設”概念和理論。吳慰慈評價說：“它首次提出了‘文獻資源’概念，并論證、豐富了文獻資源建設的內涵，使圖書館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藏書建設由微觀進入宏觀的研究領域，在理論上具有重要意義?！保?］文獻資源建設有微觀與宏觀兩方面的含義。微觀意義的文獻資源建設是各個文獻情報機構對文獻的收集、組織、管理、貯存等工作，即我國圖書館界習稱的“藏書建設”。宏觀意義的文獻資源建設是指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國際間眾多文獻情報機構對現有文獻資源的規劃和協作、協調發展，形成一個整體。［4］

文獻資源合理布局方案是文獻資源整體建設和資源共享得以實現的基礎。自80年代以來，我國提出的布局模式可歸納為三大類型：系統布局模式，是由一系列按系統劃分的圖書情報網絡構成，每個系統內圖書情報單位結成縱向層次聯系，在系統布局的前提下加強系統間的橫向聯系，構成國家文獻資源保障體系；地區布局模式，它突破系統限制，協調文獻資源在全國不同地區的分布，在地區內由各類型圖書情報單位構成本地區文獻資源保障體系；學科布局模式，則是將全部文獻按其學科屬性分成若干學科領域，在對各館的館藏基礎、學科優勢以及經費、設備等進行綜合評估的基礎上，分批確立專業文獻中心，對所有學科的文獻完整收藏，在分工合作基礎上建立國家級文獻資源保障體系。在研究中總結出幾種典型文獻資源布局模式供選擇：集中型布局模式、集中型專業文獻中心布局模式、按文獻類型集中藏書的布局模式、分散責任制的布局模式、以地區為基礎的分散型布局模式，等等。通過對眾多布局模式的比較分析，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一般認為，我國文獻資源布局以建立三級保障體制較為可行。即一級布局為國家級布局，由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牽頭，聯合一些有很好收藏基礎的大型圖書館，組成七點式均衡布局態式，建立相對完備的收藏。二級布局是?。ㄊ校?、自治區布局，其任務是建立核心收藏，主要是滿足本地區最常用的需要。三級布局是系統布局，其任務是保障本專業文獻的完備收藏。

作為學術討論，文獻資源布局研究中充分反映了各派學術觀點的爭鳴。其中較典型的是關于“館藏建設”和“文獻資源建設”概念以及關于“存取”和“擁有”的討論。盡管這些討論是到了世紀之末，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上世紀80至90年代人們對文獻資源建設的深層理解。關于“文獻資源建設”的討論和爭鳴主要是由《圖書情報工作》發表的儲流杰的《對“文獻資源建設”的思考》和王春生的《再論“文獻資源建設”——兼與儲流杰先生商榷》而引發的。王春生認為，“對于‘文獻資源建設’這么一個組配不當的復合詞，很難給它下一個準確的定義”?！皬膶嶋H工作看，每個圖書館都是根據各自的需要進行本館的館藏體系建設的。所謂館際協作、宏觀文獻信息保障體系的建設，也都是在各館館藏體系建設的框架內進行的。而各個圖書館的館藏體系建設不都是在館際協作、宏觀文獻信息保障體系建設的框架內進行的。沒有一個館會不顧本館的需要去搞協作，去進行什么宏觀的文獻信息保障體系建設”?！昂暧^文獻保障體系建設是一個很虛的東西，其提出只不過是為單個圖書館館藏建設增加了一個目標性要求（即可以考慮因協作而減少收藏），而不能使單個圖書館館藏建設在本質上發生變化?！保?］王春生認為“館藏建設”概念的合理性不能否認，他認為這個概念有利于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因為國外沒有提出和采用“文獻資源建設”這個名稱，仍然采用館藏建設，但館藏文獻信息共享卻發展到了很高水平。關于“文獻資源建設”概念的討論后來擴展到“信息資源建設”，吳慰慈、羅志勇、鐘守真、李月琳等皆著文對此發表了很好的意見。

文獻資源建設體現了學術意見與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動。1986年之前，藏書建設討論大多限于學術范疇。1986年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思潮影響下，圖書館學研究中宏觀視野的研究受到重視，如圖書館事業發展戰略研究的出現，這給藏書建設研究以很大啟示，藏書建設幾年來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尚未能取得關鍵性的突破，宏觀圖書館學的影響使藏書建設尋找到了新的研究領域——文獻資源布局研究，布局研究一經提出就迅速發展，以至于中圖學會很快決定，11月在南寧召開全國文獻資源布局學術討論會，這是1979年中圖學會成立后召開的首次專題研討會，會后結集出版論文集。微觀研究一般只涉及小范圍的管理，宏觀研究則必然涉及較大范圍的管理，涉及體制和其他問題。因而，當藏書建設發展到全國范圍的文獻資源布局，便不可避免地與管理結合起來。當部際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于1987年10月成立后，文獻資源布局便很順當地被納入宏觀管理視野。

為了協調解決我國圖書情報工作領域內的重大問題，以充分開發、利用國內外文獻資源和建設圖書情報計算機檢索系統，由國家科委和文化部共同發起，商請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國防科工委、中國社會科學院、郵電部、電子工業部、國家檔案局、中國標準局、國家專利局參加而組成的部際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于1987年10月在北京成立。部際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并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我國圖書情報事業的發展規劃及方針政策的建議；研究和協調全國文獻資源的采集、開發和利用；研究和協調全國圖書情報系統計算機數據庫和網絡的建設等。協調委員會遵循自愿合作、平等協商、互惠互利、顧全大局的協調原則，對有爭議的問題，經充分協商、互換意見后，采取民主集中制的辦法加以解決。［6］工作委員會由國家科委、文化部、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工委、中國社會科學院、郵電部、電子工業部各參加1名部級領導，國家檔案局、國家標準局、國家專利局各參加1名局級領導。委員會主任由國家科委副主任郭樹言擔任，副主任由文化部、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工委的負責同志擔任。下設辦公室，由各成員單位派1位局級干部（國家檔案局、國家標準局、國家專利局派1位處級干部） 組成，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分別由國家科委情報局局長汪庭炯、文化部圖書館事業管理局局長杜克擔任。協調工作委員會成立后近期工作重點是：確定和實施外文原版書刊的采購協調、書目報道與館際互借方案；確定和實施計算機檢索系統建設方案。剛剛被列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重點研究課題的社會科學文獻資源布局調查研究，由部際圖書情報工作協調委員會納入自己的領導之下，并擴展為一切學科的全國文獻資源調查，這就使文獻資源布局跳出了純學術的狹小范圍。試設想，如果沒有部際圖書情報工作協調委員會的行政強力支持，大規?？缦到y的調查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是難以實現的。在1987年至1990年間全國共有486個單位的近萬名圖書情報人員參加調研，評估了2000多個研究級學科的文獻收藏，在此基礎上完成了一批研究報告，這些研究報告分析了我國文獻資源的現狀，提供了改善文獻資源建設的意見。文獻資源布局活動是一次學術研究與國家機關行政指導的完美結合，這也反映了文獻資源布局活動的客觀合理性和發生發展的必然性。文獻資源建設學術研究從理論上為布局活動指明了方向，而協調委員會等行政體系則給予布局調研活動以實踐保障。

文獻資源布局和調研活動之所以在幾年時間完成這樣大的工作量，取得大批研究成果，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活動中一批學術精英的學術魅力和努力。這次活動顯現出作為文獻資源調查研究課題組組長肖自力和一批中青年學術骨干如楊沛超、吳晞、李修宇、林申請、張學華、茆意宏等的創新意識和合作精神。肖自力作為活動的主要決策者和領導者，表現出極強的號召力和親和力、凝聚力。肖自力在1983年開始陸續發表了一批宏觀文獻資源理論的文章，倪波評價肖自力于1984年發表的《我國文獻資源建設和高校圖書館的使命》說，這篇文章“構建了我國文獻資源建設的理論基點與理論框架”?！皬?983年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宏觀文獻資源建設理論幾乎一直是圖書情報學的理論熱點，但幾乎所有研究都沒有超越《我國文獻資源建設和高校圖書館的使命》一文所確立的思想”。根據肖自力的觀點，我國文獻資源建設理論的核心是提高國家文獻資源的保障率。而要在一個文獻資源購買能力有限的國家達到這一目的，則必須通過宏觀管理與分工協調，實現文獻資源的合理布局，減少不必要的重復。肖自力作為全國高校圖工委副主任兼秘書長，曾為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作過大量調查和研究，以此作為基礎，肖自力充分發揮了自身兼具的學術帶頭人和行政領導的雙重作用，使規模龐大的資源調查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劉茲恒曾對肖自力在文獻資源布局調查研究活動中的作用作過這樣的評述：在當時整個文獻資源布局的研究活動中，最積極、最活躍、也最權威的組織者、領導者，非肖自力莫屬。他不僅在國內發表了最多、最富有影響力的關于文獻資源布局的論文，還親自組織了高校系統的兩次藏書建設研討會，主持編譯了多種藏書建設的論文集。在“南寧會議”上，他仍然是會議的中心人物，很多討論都是圍繞他的觀點而展開，特別是他在會上呼吁進行全國文獻資源調查，會后他又四處奔走，終于使得這個調查項目被作為國家級研究課題立項。在他的帶領下，數以萬計的研究者投入了全國文獻資源調查和布局研究中，形成了我國空前規模的圖書館學研究高潮。［7］

2.2提高文獻資源保障率——布局活動的價值追求

我國圖書情報界80年代后期展開的一系列宏觀文獻資源建設活動，突出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專業領域的價值追求——印本書繁盛時期以提高文獻資源保障率為最大追求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產生以80年代我國圖書館豐富的館藏基礎為條件，之前，50年代曾有過全國性的圖書協調方案活動，雖然那個時代協同活動的主要內容是編制各種類型的全國聯合目錄、新書通報以及集中編目工作，努力提高文獻的可獲知性，館際采購協調活動也開展了一些，但規模十分有限。這是因為那個時代我國圖書館藏書尚處于一個相對貧乏的時期，據當時調查統計，藏書200萬冊—500萬冊的圖書館僅3個，共藏書1050萬冊；100萬冊—200萬冊的圖書館8個，共藏書1106.5萬冊；其他圖書館藏書都在100萬冊以下。在這樣的館藏條件下談文獻保障率顯然是不現實的。

盡管文獻資源布局活動與全國圖書協調方案活動采取的協同方式不盡相同，但在價值追求上卻有相似之處，即兩者皆是為科學研究工作服務，為科學研究提供文獻支持。這一點在全國圖書協調方案期間就十分明確，正是這種價值觀指導下的協同活動，目標明確，協同活動成效顯著。文獻資源布局活動亦是在相同價值目標指導下展開的。有學者曾對文獻資源布局的原則作過較全面的概括，即完備性原則、適應性原則、層次性原則、發展性原則、穩定性原則和重點性原則，關于重點性原則是這樣表述的：文獻資源整體布局的重點應是研究級文獻的建設和布局問題，研究級文獻在全國文獻資源的保障體系中，其對社會的滿足率應力爭達到90%—100%，為了達到這個指標，應高度重視發揮大型綜合和專業圖書情報機構在文獻資源整體布局中的骨干作用，這是因為它們已有了很好的文獻收藏基礎，許多學科領域的文獻已達到專深的程度。國家應對這些圖書情報機構從經費投入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三級文獻資源布局模式旨在為全國和地區、系統的科學研究提供強有力的文獻保障，在印本書時代，不論是50年代還是80年代，圖書館協同活動的價值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2.3辯證的藏用觀——布局活動的時代追求

藏書活動是伴隨人類社會發展的旨在延續和積累文化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活動隨著書籍形式和載體的不同而形成不同時代的價值追求。在書籍的寫本時代，書籍處于極度貧乏狀態，得到一本書十分不易，但這個時期已經出現了各種藏書活動，如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不但政府藏書有一定規模，而且私家藏書、寺觀藏書已皆頗為可觀。由于藏書得來不易，藏而寶之是可以理解的。印刷術發明后為藏書的大規模擴展提供了條件，但雕版印刷時代，書籍的生產仍然是有限的，直到工業化之后，現代印刷業才有了飛速發展，為現代藏書——圖書館藏書建立了基礎。正是由于藏書載體的局限，使古代藏書樓和現代圖書館在藏書的價值追求上有根本的不同：古代藏書以藏為主，許多書藏限于主人使用；現代圖書館的藏書則以方便利用為前提。我國藏書樓時期很長，因而積淀有燦爛的藏書文化，但是藏書文化中一些消極因素對當代圖書館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因而上世紀對“重藏輕用”思想的批判始終未曾停止。一邊是對“重藏輕用”的嚴厲批判，一邊是對藏書建設旺盛的研究熱情，這就構成了上世紀80年代圖書館一種奇特文化現象。

對這一文化現象的解釋，應當是辯證地理解“藏用觀”?！皶菫榱擞玫摹边@句名言可以說是概括了古今中外的圖書館（包括藏書樓）的藏書目的，只是“用”之范圍存在區別罷了。即使古代相對封閉的藏書樓，其書藏也是在一定范圍流通的?！安亍笔菫榱四芨奖恪坝谩??！安亍逼鋵嵃ㄒ幌盗袃热荩赫J真挑選圖書，對圖書進行整理和標引，科學排架，編制宣傳圖書的目錄，從廣義角度看，這些整理工作都可以納入“藏”的范圍。而對這些“藏”的工作研究得越深入、做得越細致，則使用起來就越方便。上世紀80年代的藏書建設和文獻資源布局研究正是建立在利用基礎之上的“藏”，在藏書建設領域，關于藏書評價標準的研究，關于藏書數量控制的研究，關于藏書結構的研究，關于復本率的研究，關于藏書復選和剔除的研究，等等，皆是以利用為功能目標的研究，例如關于藏書質量評價標準，有研究者認為評價應從五個方面入手：（1） 視其對讀者需要的滿足程度；（2） 看研究用書的品種是否齊全；（3）看館藏圖書的復選進行得如何；（4） 入藏圖書是否符合本館的性質任務，并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和實用價值；（5）看藏書重點是否突出，結構是否合理，是否形成了具有學科特點的藏書體系。在研究中，關于提高藏書利用率的研究為大家普遍關注，黑龍江省曾專門召開學術討論會，并出版《藏書利用率專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3］

如果說藏書建設是站在一個館的視角考慮藏書的建設和利用問題，那么，文獻資源布局活動則是站在國家范圍的宏觀高度來考慮藏書和利用，這種整體研究旨在滿足國家科學研究對文獻需求的保障程度，這與單個圖書館的館藏利用的評價指標有些差別，衡量館藏建設水平則使用文獻保障率這個概念。辯證的“藏用觀”強調藏和用的相互作用和辯證統一，而文獻資源布局活動所體現的“藏用觀”則顯現出其在社會新的文獻需求時的變化，當社會文獻相對豐富而科學研究對文獻提出更高文獻需求時，圖書館就需要從單一館的“藏用觀”上升到宏觀整體的“藏用觀”，研究圖書情報單位對文獻收藏的科學分工和合作，以保障整體文獻的社會需求的滿足程度。當時布局研究的主要成果——三級文獻保障體系就是在這樣宏觀“藏用觀”指導下完成的。

2.4 文獻資源布局活動的余緒：隱約可見的新時代輪廓

文獻資源布局由最初的藏書建設學術研究發展到有近萬名圖書情報工作者參加全國文獻資源調查實踐活動，取得大量數據資料，發表和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至80年代末，文獻資源建設領域正成為圖書情報界眾人矚目、眾望所歸的研究領域，人們希望在文獻資源布局領域獲得大的突破，以推動圖書館學的大發展，以鼓舞宏觀圖書館學研究的士氣，因為這時，宏觀圖書館學研究的另一翼——圖書館事業發展戰略正隨著事業的日漸低迷而趨式微，人們將更多的希望寄托于文獻資源布局研究。然而，這方面亦未傳出新的令人振奮的消息。布局方案擱置。肖自力調出高校圖書館。

然而，三級布局方案中的二級、三級布局活動并未完全停止，高校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情報機構的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活動仍在繼續，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調整和建設，已經形成對系統和學科文獻信息資源需求有較高保障率的新的文獻信息資源體系；作為二級布局的?。ㄊ校?、自治區布局在世紀末出現了上海地區文獻資源共享協作模式，不過，這種模式與原來的二級布局模式已在指導思想和實踐上有相當的差別，就此，作為上海模式的主要研究者的范并思與文獻資源布局的權威學者肖自力之間曾展開過一次激烈的討論。這場討論，既可視為那場布局活動的尾聲，亦可看作一個新時代到來時圖書情報領域變革的前奏。

2.4.1 系統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活動

在文獻資源布局研究中，“三級布局”即指系統布局，它是“通過專業系統內縱向的三級網絡結構，依靠專業內部的文獻保障體系，基本上滿足專業讀者提出的文獻需求?！保?］實際上，在我國文獻資源布局中，這種系統的、專業的布局在整體三級布局中地位是相當重要的，這是由于，建立三級布局的文獻保障模式的目的是支持科學研究的文獻保障，而系統的文獻資源是與本體系科學研究聯系最緊密的，且我國各系統科學研究歷來具備文獻資源體系，如醫學、地質、農學，等等。三級保障體系由于是系統之內因而最易協調，最容易建設。實際上，系統的共建共享在文獻資源布局活動中開展得較早，而即便是一級、二級布局陷入停頓時，由于系統布局其系統內就可以決策，因而一些系統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活動始終是充滿活力的，如高校的共建共享活動，中國科學院系統的共建共享活動。

我國高校圖書館的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活動具有許多方面的特點，在全國文獻資源布局活動中，高校館曾是布局活動的中堅力量。早在1982年，高校圖工委剛成立就提出整體化建設，加強團結協作，搞好中心圖書館建設的設想。1984年，在中心圖書館設想基礎上發展為“專業文獻中心”，形成了一套布局明確的建設方案。1987年正式提出在“七五”期間建成一批學科文獻情報中心的規劃意見，后由于經費等問題此規劃未能正式實施。1992年國家教委決定以文科圖書?？顬榛A，建設文科文獻信息中心。下設文獻資源建設研究組，統籌協調解決各中心院校文獻資源建設中的分工協作問題，擬定文獻資源建設目標和要求，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咨詢。其布局方案提出中心的總體目標為：通過各中心院校及相關院校的分工協調、密切合作，形成科學合理的文獻資源布局模式，建立起學科覆蓋齊全、文獻收藏完備、由眾多研究級以上水平的學科文獻點組成的文科文獻體系，為全國高校的科學研究和教學服務，同時為國家文獻資源的整體建設貢獻力量。方案提出文科文獻中心的布局模式是：以學科布局為主，地域分布為輔，兼及語種、文獻類型、地方文獻等因素；以文科文獻信息中心所在的15所高校為主體，聯合其他具有特殊專業優勢的一些院校，構成高校文科文獻保障體系。1992年，全國高校圖工委在安徽屯溪召開會議，就教委直屬院校原版外文期刊訂購進行協調，取得實質性進展，品種增加，分布漸趨合理。1993年底，國家教委有關部門委托北京大學草擬《高等學校文獻信息服務系統建設方案》，服務系統的目標是建設一個超出文科范圍的文獻共享服務系統。方案于1995年4月正式報批。改項目后更名為“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體系”（CALIS），經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正式批準，作為“211”工程高等教育公共服務體系項目，在“九五”期間進行建設。CALIS已于1999年正式啟動。此項目由于投入經費基本有保障，因而能夠維持運轉，是系統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工作成功運轉的典型案例之一。

此外，中國科學院系統、國防科工委系統、電子工業部系統、中國農業科學院系統和許多部委都開展了文獻資源合理布局的調查研究，取得了一批水平較高、適合系統情況的研究成果和方案，并逐步在系統推廣實施。

2.4.2 二級布局，?。ㄊ校?、自治區文獻資源共建共享

從三級布局模式后來的實踐來看，第三級要活躍于第二級，第二級活躍于第一級，而全國文獻資源布局的實施步驟，當時曾認為可以分三步走，即第一步，國家圖書情報單位之間實行學科文獻的分工協調；第二步，各系統內部實現縱向協調，建立不同學科和專業領域的文獻保障體系；第三步，各系統之間實行橫向協調，這是布局中難度最大的一環?，F在看來，發展最好的當數系統文獻資源保障，即二級布局。但二級布局由于各種原因且掌控力度不夠，全國僅部分?。ㄊ校┰诖祟I域成果較為明顯，如上海市。

1995年10月4日，上海圖書館與上?？萍记閳笱芯克喜?，為上海市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礎。1998年末，上海地區文獻資源共享協作與華東師范大學信息學系成立聯合課題組，進行一項地區文獻信息調查研究，其研究成果為《上海地區文獻信息資源共享問題研究》，圍繞課題一些觀點，曾引起范并思和肖自力的學術爭鳴。2000年5月，上海市文獻資源共建共享領導小組成立，提出上海市文獻資源共建共享三年計劃。2001年該計劃升級為上海市中心圖書館計劃，從5月開始，相繼建立了黃浦區、靜安區、南匯區、上海音樂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松江區、華東師范大學、崇明縣、楊浦區、閘北區、普陀區等分館。到2005年，上海中心圖書館發展到35家分館，地區內公共圖書館全部加入，且逐漸向街道圖書館、居委會圖書館延伸，從而形成覆蓋全市每個角落的圖書資源管理網絡。上海中心圖書館協作網的分館有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和專業圖書館（如上海生命科學院分館）三種類型。

3 不同環境下圖書館協同活動的價值追求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不同環境下圖書館協同活動的價值追求不盡相同，實現價值追求采取的方式亦有區別，如果不考慮環境的允許范圍而采取不適當的方式，則目標實現將出現一些困難。在80年代我國圖書館協同活動選擇的文獻資源調查和布局這種方式，其價值追求在于為我國科學研究提供較高的文獻保障率，這在當時印本書高度繁榮的時代是一種較好的價值選擇。然而，由于三級布局模式規模太大，由于體制上的一些局限，由于我國幅員遼闊造成當時館際互借的成本較高，在這種情況下，將布局的實施步驟安排為，第一步實現國家圖書情報單位之間的學科文獻資源的分工協調，就難免會遇到困難。若優先考慮阻力較小而又具有長期協作傳統的系統內協作協調，取得經驗后再推進系統間的協調，則難度當會降低。

當時文獻資源的價值追求在提高國家支持科學研究的文獻保障率是十分正確的選擇，這主要是考慮到印本時代館際互借的成本高昂，在高昂的成本壓力下文獻共享顯然不可能惠及全民，即普通閱讀那時尚不可能通過共享來解決。而上述的“上海模式”對于圖書館協同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上海模式是圖書館協同活動從印本時代走向信息時代的轉型標志。這表現在上海中心圖書館的組成，不但有上海圖書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上海生命科學院圖書館等大型和特大型研究圖書館，這些圖書館是支持科學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源保障。此外，還有區、縣圖書館，甚至街道圖書館、居委會圖書館參加到中心圖書館。顯然，這些基層圖書館的加盟并不能為提高文獻保障率作很大貢獻，然而，吸收這些基層館參加的目的主要是提高文獻的利用率和圖書館的普及程度，實現圖書館作為社會信息公平和社會信息保障的價值功能。上海中心圖書館在2000年5月成立，其后，2002年甚至推出了圖書館之城建設規劃、東莞圖書館實踐的集群圖書館計劃、蘇州市圖書館的“市—社區”總分館網絡、嘉興圖書館的“城鄉一體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佛山市聯合圖書館服務體系建設，等等。在這些新型圖書館協同組織中，地市級區域活動成為協同活動中最活躍的部分，這些區域圖書館協同活動組織形式多樣，富于活力和創造力。顯然，這些協同活動已經成為圖書館整體協同活動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這些協同組織的產生得益于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普及。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使圖書館協同活動的成本大大降低，由于成本降低圖書館協同活動的價值選擇發生深刻變化，即由單一的為科學研究服務擴展到圖書館的諸多方面的服務。上海中心圖書館在新世紀初的這種協同模式的轉型具有跨越時代的意義，體現了印本時代到信息時代圖書館協同活動從價值觀到實現方式的深刻變化，從而導引出世紀初區域圖書館活動的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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