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文化的“不了情”

○榮方超

2010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辦的岳麓書社《觀瀾文叢》首發品評會上，馬嘶先生代表文叢的作者們，表達了對社會高雅文化、閱讀文化的憂思。他說，“中國這個五千年文明古國是有書香傳統的，盡管歷代很大一部分人是目不識丁的，但對書文化都有敬慕仰慕之情”，而今“書香社會漸行漸遠”，出現了“一種營造書香社會和反營造書香社會，拉回書香社會和反拉回書香社會這樣一種或明或暗的拉鋸戰”。

作為《觀瀾文叢》之一種的《學人書情隨錄》（岳麓書社2010年1月版），馬嘶先生的這部書文化隨筆集，既是對漸行漸遠的“書香”的紀念，更體現出了當代知識分子對建設“書香社會”所傾注的一種人文關懷。

《學人書情隨錄》，馬嘶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25.00元

馬嘶先生1934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唐山文學》主編、唐山市文聯主席、名譽主席等職。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長期從事文學創作、評論和研究工作，近年來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教育史、學術史的研究和著述。著有《紫騮齋文學評論》、《燕園師友記》、《負笈燕園》、《學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1937年中國知識界》、《一代宗師魏建功》、《林庚評傳》等著作十余部?！秾W人書情隨錄》這部隨筆選集，寫作的時間跨度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最初幾年，以“書文化”為中心，集中了有關學人買書、讀書、藏書、書齋、日記、書札，以及北大掌故、書商、舊書業、書厄等長短文章七十余篇。分為“學人書情”、“書厄談往”、“書香漫筆”三卷。

這些圍繞著書人書事隨意而談的閑文短章，是我承受傳統文化哺育和國學熏陶的人生軌跡中的一些零星的記憶與情思。這種蕪雜又欠完備的述說，表現的不過是對長期濡染了我的心態、鑄造了我的靈魂的某些書和人的深切眷戀之情?；蛘咭部梢哉f，這是我對心向往之的“書香”（或可拓展為“書香社會”）點滴的淺薄思索和粗笨解讀，充其量不過是說出了自己的一點經歷和心得而已。

盡管作者在“自序”中有這般謙遜的敘說，讀者從這部文集中閱讀到、領悟到的，卻絕不是“淺薄思索”和“粗笨解讀”，而是大量中國近現代學人書情的掌故、史實，以及作者親歷親聞的有關北大燕園著名學人愛書、藏書、用書的珍貴實錄，更有作者對“戀書情結”與“學人立業”這層關系的深入思考。作者筆下的“學人書情”主要體現在學人與各地古舊書業、學人藏書為用、學人與圖書館等方面。

一

琉璃廠書肆和廠甸書攤是老北京舊書聚散中心，很多著名學人，如魯迅、朱希祖和胡適等學人與琉璃廠書肆和廠甸書攤都有很深的“交情”，這在《學人書情隨錄》中有詳細的記載?！皯贂钡膶W人每到一個地方，自然也“戀”上了當地的古舊書業。如上世紀30年代前期，張中行先生就讀于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時，“常常去東安市場的丹桂商場買舊書，每周至少要去上半天”；“1935年，他在天津南開中學教國文，每天下午課后（星期日是上午），他便去勸業場旁的天祥市場三樓逛舊書攤，常有所獲”；“1936年，他去保定育德中學教了一年書，其間常常去城隍廟街的紫河套胡同。這里是古舊書和舊書畫的集中之地，有不少舊書肆和古玩店，他在這里買過《徐氏三種》等古書”。這些見于該書的《張中行的雜收與雜覽》一文，該文為讀者呈現了張中行與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舊書業的關聯。

作者特別注意總結學人買書藏書的特點，不管是鄧之誠購書的“博而返約”，或是張中行的“雜收與雜覽”，還是郁達夫的“賣文買書”……都體現出一個共同點，即“藏書為用”。作者介紹說，現當代著名史學家鄧之誠（1887-1960）按照“博而返約”的原則，在幾十年中不遺余力地注意搜求清初的著作，所收甚豐，他編纂的《清詩紀事初編》八卷，便是根據他在三四十年間訪求的七百余種順治、康熙年間文人的詩文集編寫而成的。作者在《鄧之誠購書博而返約》文中說：“史學家鄧之誠的買書藏書，是從他的治學所用出發的，他治學博雜時，買書藏書亦博雜；治學簡專時，買書藏書也便有了專項主題了。這是學者藏書為用的一種類型?！?/p>

這一類型，還有購書以實用為原則的錢穆，這在《錢穆五年購書五萬冊》一文中有詳盡的記述。

中國近代社會動蕩的局勢，使得國家藏書大量流散，而上世紀20年代以來在我國各地初建起來的圖書館又急需購書以補充館藏。在這一背景下，眾多學人為我國歷史文獻的保存以及近現代圖書館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27年，著名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受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委托去江南訪書求書，并撰寫有《國立廣州中山大學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馬嘶先生在《顧頡剛江浙收購雜書》中介紹說：“顧頡剛收雜書四個月，共買進各種舊書刊資料12萬冊，花去五萬六千余元。這些雜書資料，豐富了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館藏，許多成為世間罕見的秘本、珍本，為學習和研究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時至今日，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此類館藏仍是獨樹一幟的?！贝送?，作者在書中還介紹了羅振玉力護文淵閣殘書、李大釗勵精圖治對北大圖書館進行一系列改革、柳詒領導南京國學圖書館全館人員在日軍轟炸聲中搶救珍籍等歷史片段。

關于日寇侵華給中國圖書館與出版事業、公私藏書以及學人生活帶來的災難，馬嘶先生通過《圖書館與出版業遭日寇摧折》、《學人文士毀失藏書的大劫難》、《日寇侵華，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七篇文章進行了記錄和控訴，同時他不無遺憾地指出“振興中華的文化機緣在戰亂中喪失”了。作者的這一系列文章構成了《學人書情隨錄》的卷二部分“書厄談往”。

二

馬嘶先生在求學北大的四年中受業于20世紀下半葉中國第一流的著名學者，因此，書中以更多的筆墨記錄了他所親見的北大學人與書的故實，極有價值。比如他在50年代就讀燕園之時，曾多次在海淀等地的書店與著名詩人何其芳（1912-1977）相遇，“親眼看到了何其芳徜徉于群籍場中的癡迷憨態”。上世紀50年代，樂黛云帶著作者走過湯用彤先生的書房時，作者有這樣的描述：

那是一間長而寬的屋子，有如一個寬敞的大廳。一排排高及屋頂的大書架，把屋子塞得滿滿的，顯得屋子又是如此的狹窄、局促。架上擺滿了中外文圖書、典籍，線裝書和西文書都占了很大比重。湯先生端坐在書山籍海中的一個大桌案前，正在埋頭讀書。我們放輕了腳步，躡手躡腳地從他身邊走過，他似乎沒有發覺有人從這里經過……我看見，湯先生目不旁視地盯著書頁，臉上有著悠然自得的表情。

在這樣的書房前，作者感到了自己的“淺薄”與“渺小”，這大概既有對書山籍海的敬畏，又含著湯用彤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帶給作者的震撼。

掌故類的文字因其新奇趣味性，多為授者所樂道，受眾所樂聽。馬嘶先生的掌故類文字又將老北大的掌故與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放在一起思考，于今日頗有一番啟悟作用。如《北大卯字號名人朱希祖》、《己卯年說“卯字號”名人》諸篇，講述了老北大“卯字號”的趣事，說的是老北大文科教師休息室聚集的屬兔的，如陳獨秀、朱希祖、胡適、劉半農、劉文典、林損等先生。這幾位現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便是“卯字號”人物。馬嘶先生由此闡發了有關學術事業發展的聯想：

其一，由此可以了解當年大學教授的年輕化程度；其二，由此可以窺知當時學界那種平等、健康、活躍的人際關系；其三，“卯字號”的稱謂，使人聯想起20世紀初薈萃于這所最高學府的諸多學界大家碩彥，這是由“兼容并包”、“學術民主”的辦學方針引發出的成果，而這種學術繁榮之風又促進了人才的成長，新秀的輩出，此所謂“一代名師鑄名?！币?。

“名教授不一定都住燕南園，但燕南園住著的必定是名教授”?！懊淌凇迸c“燕園”成為作者求學燕園時所極力觀察、離開燕園之后又深入思考的兩個點。其中他的幾位業師如浦江清、游國恩、魏建功等先生的教誨之恩，也深刻地鐫刻在作者的記憶里，并化為鉛字印刻在了書葉上。除了《學人書情隨錄》中的幾篇紀念文章外，作者還有專著《一代宗師魏建功》（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紀念其業師魏建功，更曾于1998、2008年兩次結集成《燕園師友記》懷念北大師友。筆者曾對《燕園師友記》（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做過這樣的評介：

書中所輯文章的體裁，雖是敘事散文，然骨子里全是作者浸淫于燕園之“大”、感恩于師輩學友的抒情詩歌。作者自言其追憶的是50年代的北大，這時“面對的是一個名師薈萃、學風嚴謹、讀書空氣異常濃郁的大好局面”，看這一輩師長，或極有膽識骨氣如馬寅初者，或極具風度魅力如周培源者，或滿腹赤誠童貞如魏建功者，或看似拘謹而和善純真如游國恩者……再看這一輩學友，或孜孜苦讀而不悔少作如劉剛紀者，或滿懷悲痛求學北大如廖靜文者，或吸燕園靈秀、鑄幽邃學魂如袁行霈者，或不善言談而敦厚真摯如王磊者……他們的個性如音符般高高低低，平平仄仄，他們的學識品行令人敬仰，這才有了北京大學之“大”！

在名師指教和燕園學風的熏陶濡染中，作者以書為伴，“較深度地吸納博大精深的中國古老傳統文化的精髓，從而走進修煉學人之身的門徑”?！秾W人書情隨錄》卷三“書香漫筆”部分同時也收錄了作者關于讀書治學的一些體驗和感悟，如《開卷益得談》、《雨天看閑書》、《“預謀”讀書》等。作者在《戀書情結與學人立業》一文中總結性地提出：“凡執著于事業的學人，大抵皆有戀書情結?！彼@樣寫道：

我雖碌碌，卻親歷目睹了不少心有戀書情結者們的癡迷憨態?；驗閹熭?，或為摯友，或系后學，日久天長便揣摩出了一個因果規律：凡戀書情重，且心無旁騖，若走火入魔者，常是卓有成就的學者大家。凡戀書情淡，難耐寂寞者，則常為業績平平之輩。因之可以說，戀書的程度，讀書的數量，乃至藏書的規模，常是與學人的根柢、學識、才氣、成就成正比例。因而我想，這戀書情結乃是學人立業之本。

懷著對書香文化的“不了情”，作者以單個學人為中心，在《學人書情隨錄》一書中，將中國近現代五十余位學人淘書、藏書、讀書、護書等景象，在讀者的眼前鋪展開來。在“學人”與“書”這種可見的實體之下，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讀書治學重視文獻資料的收集與利用的傳統，同時也彰顯了以“書”為代表的“文獻”在中國社會學術、思想、文化等領域所發揮的具體而實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