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維模式看“李約瑟難題”

○席大民

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16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17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

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自從李約瑟先生在其15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之后，引發了眾多的從各種角度的回答。在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等角度的眾多回答之后，楚漁先生在其近著《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中又給出思維模式角度的回答，這就是該書副標題所指出的：導致中國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的思維模式。作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科技和社會發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原因是思維模式落后。具體說就是，中國傳統思維模式概念模糊不清，邏輯推理薄弱，抽象思維能力不強，實用理性泛濫，求真精神不立。

“李約瑟難題”看似是提給歷史的，歷來人們對于該問題的回答也傾向于從科技史的角度，或者擴展為科技史與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的關系的層面給予探討與回答。但實際上，正如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所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提給歷史的真問題都有其當代意義?！吨袊说乃季S批判》一書，正是基于很強的“當代史意識”來回答這個問題的。作者楚漁不僅引證經典來論證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缺陷，更列舉今天仍然存在于我們思想和行為中的中國式思維模式問題作為評判的對象。在作者看來，我們看先人，會不理解他們在一些事情上的愚蠢和糊涂，但如果我們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后人也會同樣看待現在的我們。這種自覺的當代意識，應該說是該書的特點，也提示地回答“李約瑟難題”的現實意義所在。也許主張“專制論”、“文化論”、“體制論”等論點的學者不能完全同意作者對這些論點的否定，但思維模式滲透于制度、體制和文化傳統之中，特別是思維模式穿越改變了的制度和體制至今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人，僅就此而言，對“李約瑟難題”的“思維模式論”回答就有著顯著的現實意義。

“李約瑟難題”看似是提給專業學者的，特別是提給科技史這一類學科的專業學者。這一觀念往往使學科專業劃分觀念森嚴的專業學者，因該問題的專業性和學術性而對其肅然起敬甚至望而卻步。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也是給所有有志于中國科技及社會發展問題的人們提出的發人深省的問題。任何真正的學術問題，都和人們的現實生活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反過來說，也只有值得人們關注和有興趣回答的問題，才能成為有意義的學術課題。每個人都有仰望星空思考宇宙起源問題的權利，為什么不能思考和回答“李約瑟難題”這個關系到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呢？作者在書中坦言自己非專業學者的身份，他是要以自己民間思考者的身份回答自己作為中國人最為關切的問題，并呼吁各相關學科的專業學者更加積極地加入到深入探討該問題的行列，以促進該問題的進一步解決，并切實給予當今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以積極的影響。作者的努力提示了對這一問題做深入學術探討的民間期待和現實意義，理應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與尊重。從目前學界對這個問題尚未從思維模式的角度充分展開探討并取得較大的專業學術成果的現狀看，作者的思考和呼吁就顯得更加具有針對性。

從思維模式入手來思考和回答“李約瑟難題”，的確是個獨特而富有啟發意義的角度。作者不僅從思維模式的缺陷給出了對這個難題的一種解答，而且也啟發我們從思維模式的角度看待“李約瑟難題”的提問和解答方式。也就是說，從思維模式看“李約瑟難題”的提問與解答可以從兩個方面介入。第一是分析對比中西方在思維模式上的差異，研究這種差異導致的對各自行為模式、制度建設、文化傳統的影響，并探討解決中國人思維模式問題的出路。楚漁的《中國人的思維批判》大體上是按照這個思路給出了自己對“李約瑟難題”的一種解答。第二是對“李約瑟難題”的提出和解答從思維模式的角度進行反思，探討該問題的提出背景、合法性以及回答該問題所涉及的思維模式問題。

從反思的角度看，“李約瑟難題”看似是從超然的角度、似乎是站在世界歷史之外比較東西方的歷史境遇而引發的問題，但實際上，它是在西方科技已經在世界歷史上處于領先地位，并且獲得統治地位的歷史前提下被提出的。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從現實結果來追溯根源的提問方式。歷史是在時間中的延展，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既然結果已經出現，那么這個問題的提出，必然引出對非西方文化的全面反省和否定。從歷史價值論的角度看，在這個提問中，西方價值在現代的優先地位是已經被現實的歷史結局給定的。也就是說，問題本身已經預設了答案的價值取向，即以西方社會作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來衡量和評價非西方文化。在這個價值坐標系中，凡是與西方不同的，不僅被看作是文化的差異，更是被看作是先進與落后的差距。既然問題是從現實歷史的前提出發提出的，那么對該問題的解答也應該是現實的。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件和過程，因此歷史沒有“如果”，從而“如果中國當時如何如何就不會如何如何”的解答方式是不現實的；同時，歷史又連接著現在和未來，因此，從現實出發，從現在的歷史境遇出發來思考和總結我們的傳統、制度、體制和思維模式，以便更好地面向未來，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思考模式。從《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看，盡管作者痛切地剖陳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種種問題，但沒有從“如果”立論來假定歷史，而是直指現實和未來，應該說是在認可了這一提問的現實前提下所給出的積極應答。

從反思的角度看，“李約瑟難題”看似是一個科技史的問題，但實際上，對它的解答必然基于一定的歷史觀念；不同的解答方案的分歧除了對史實的掌握多寡和準確程度不同之外，更有歷史觀上的差異甚至對立。由于歷史進程的不可逆性，各種解答方案其實都具有不可檢驗的特性，這樣，關于這個難題的種種解釋就都具有假定的性質，歷史觀的理論支撐就顯得尤其重要。在解釋歐洲從近代開始為什么先進的問題上，啟蒙思想家看重人類理性的啟蒙作用，認為在他們啟蒙之下的歐洲人率先按照理性建立了適合普遍人性的社會制度，科學技術自然也是人類普遍理性的必然產物；德國哲學家赫德爾用普遍的優化理論，認為歐洲文化是人類文化不斷優化的產物；黑格爾則把理性絕對化，看作是歷史發展背后的動力，絕對理性體現為自由意志能動地依次游蕩在古代東方、古希臘、古羅馬直至日耳曼（現代西方社會），而被絕對理性拋棄的東方則陷入停滯。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啟了對思辨歷史哲學的批判，開啟了現代歷史哲學的新篇章。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西歐資本主義的興起（包括科技的發展），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不是基于歷史哲學的公式可以不管歷史條件如何各民族都必然走同一條道路。但西歐資本主義開創了世界市場，從而開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使各民族的相互交往空前地加深，形成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統一趨勢。這種歷史觀認為，多樣性是統一性的基礎，交往是多樣性向統一性轉變的條件，不能用抽象的普遍性代替現實的統一性。應該說，歷史唯物主義為解答這個難題提供了新的歷史觀支撐，但這一歷史觀卻長期被誤解為新的普遍主義，因而也未在反思“李約瑟難題“中得到很好的體現，這是值得深思的。從《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看，盡管作者沒有更多論及這一難題背后的歷史觀念問題，但從全書的行文看，作者是基于西方思維模式在促進西方社會形成世界歷史統一性趨勢中的現實合理性，而不是基于普遍主義教條的抽象議論，對中西方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優劣進行比較分析，這種思考這一難題的歷史觀基礎應該說是非常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

從反思的角度看，“李約瑟難題”看似是一個以近現代西方科技和社會發展作為標準來檢討中國文化、社會和傳統的問題。實際上，一方面，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多有吸收借鑒中國古代科技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在討論類似歷史問題時的思維模式也是在不斷自我批判中演變發展的。因此，我們在檢討中國思維模式的缺陷和問題時，一方面要積極參照西方的思維模式來對比檢討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這既可以在比較中更全面客觀地評價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又可以在比較中學習借鑒已經被公認為人類思維成果的先進的思維模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思維模式不是鐵板一塊，它是在不斷學習借鑒外來文化和自我批判的過程中不斷生成發展的。例如就探討一個歷史結果原因的思維模式看，西方思維模式經歷了“原子論”到“系統論”的轉變。原子論的思維模式，是決定論思維模式的極端表現形式，其突出表現是認定產生一個結果的原因是單一的，即認為一個單一的原因可以決定性地產生一個確定的結果。這種思維模式在西方科技的發展中曾經占據統治地位，并促進了分析方法的發展。但后來，隨著量子力學和系統科學的發展，人們的思維開始向非決定論與復雜原因生成一個結果的思維模式轉變。自然科學饒是如此，歷史科學則更是如此。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在同類問題上，缺乏“原子論”的基因，而代之以傳統“整體論”模式。這種“整體論”雖然具有現代系統論的某些元素，但系統論畢竟更強調分析基礎上的綜合，而不是籠統的綜合。所以在思維模式上，既不能簡單地拔高傳統“整體論”思維，也不能簡單地否定“整體論”思維，而訴諸已經被西方揚棄了的“原子論”思維模式。從《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看，作者是把思維模式這個被人忽視的因素看作影響近代中國科技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看作是滲透到制度、體制和傳統中的內在因素來加以分析，這無疑為綜合全面而系統地解答“李約瑟難題”奠定了重要的基礎。